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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幸福对米卡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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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阿辽沙本人也是完全出于偶然的。他被传唤作证，免予宣誓。我记得从询问的开头几句话上，各方面就对他异常温和而且同情。显然事先关于他就传扬着极好的名声。阿辽沙的证词十分谦虚而且拘谨，但是其中明显地流露出对于他不幸的哥哥的热烈同情。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形容哥哥的性格也许是暴躁而耽于情欲的，但同时却是正直、骄傲、宽容的人，只要需要，甚至会乐意自我牺牲。他承认他的哥哥在最近的日子里，因为对于格鲁申卡的迷恋，因为和父亲吃醋争风，处于难堪的状态之下。但是他气愤地断然否定那样一种推断，就是说他的哥哥会为了图财而害命，固然他也承认这三千卢布几乎成了使米卡发狂的一块心病，因为他认为这是父亲用欺骗的方法没有给够他的遗产，他本来对于钱财并不贪婪，然而一提起这三千卢布来，却总要暴怒得发狂。对于两位“女太太”（如检察官所称的），那就是格鲁申卡和卡嘉之间争风吃醋的事情，他回答得含糊躲闪，对于其中一两个问题甚至完全不愿回答。
　　“不管怎样， 您的哥哥曾对你说起过他想杀死他的父亲没有？ ”检察官问。“您可以不回答，假如你认为必要的话。”他补充了这句话。
　　“没有直接说。”阿辽沙回答。
　　“怎么？是间接的么？”
　　“他有一次对我说过他对父亲有一种切身的憎恨，并且害怕……怕……在极端的情况下，……在感到极端憎恶的时候，……也许有可能杀死他。”
　　“您听到以后，相信他的话么？”
　　“我怕说出我是相信的。但是我永远深信有一种高尚的情感总会在致命的时刻挽救他的，实际上也真的挽救了他，因为杀死我父亲的不是他。”阿辽沙用洪亮得使全场都听得见的声音坚定地结束了他的话。
　　检察官哆嗦了一下，象一匹战马听到了军号声。
　　“请您相信，我完全相信你的想法是十分诚恳的，并不把它归因于您对您不幸的哥哥的感情，或者把它们混为一谈。您对于自己家庭里酿成的这整个悲剧抱有独特的看法，这是我们从预审中就知道的。不瞒您说，这种看法十分特别，而且和检察方面所得到的其他各种证词大相矛盾，因此认为有必要切实地请问您：您究竟是以什么事实作为依据，使您彻底深信您的哥哥并没犯罪，而是别人犯的罪，象您在预审时直率地指出来的那样。”
　　“在预审的时候我只是回答问题罢了，”阿辽沙平静而轻声地说，“我并没有自己对斯麦尔佳科夫提出指控。”
　　“但是您到底指出了他。”
　　“我是由于德米特里哥哥的话才这样说的。我在被传唤以前就已听人说到他被捕时所发生的一切情形，还讲起他自己当时曾指出斯麦尔佳科夫来。我完全相信哥哥是无罪的。假使不是他杀死，那么……”
　　“那么就是斯麦尔佳科夫么？……为什么一定是斯麦尔佳科夫？为什么您这样坚决地相信你的哥哥没有犯罪呢？”
　　“我不能不相信我的哥哥。我明白他不会对我撒谎的。我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他没有对我撒谎。”
　　“仅仅是从脸上看出来的么？您的证据仅仅只是这个么？”
　　“我再也没有别的证据了。”
　　“关于斯麦尔佳科夫的犯罪，除了您哥哥说的话和他的脸色以外，你也没有任何一点点别的证明作为根据，是不是？”
　　“是的，我没有别的证据。”
　　检察官停止了讯问。阿辽沙的回答使旁听的群众感到极为失望。在开庭以前，我们这里就已经有人谈到斯麦尔佳科夫，有人听到什么风声，还有人指出某种事实来。有人说，阿辽沙已搜集到一些对于他哥哥有利并且可以证明那个仆人有罪的非同寻常的证据，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除去一些道德上的信念以外没有任何证据，从他是被告的同胞弟兄的关系上看来，这信念是很自然的。
　　但费丘科维奇也开始讯问了。他问什么时候被告对阿辽沙说他憎恨父亲，有可能会杀死他，是不是在惨剧前最后一次会晤的时候听到他说这句话的，阿辽沙在回答的时候，忽然似乎哆嗦了一下，好象现在刚想起并且注意到一件什么事情。
　　“我现在记起一件事情来，是连我自己也已完全忘记了的，当时我对这件事不大明白，现在却……”
　　阿辽沙显然现在才猛然想起。他兴奋地讲起他和米卡最后一次会晤，在晚上去修道院的路上，一株树下面，米卡捶着自己的胸，“捶着胸脯的上部”，对他几次反复地说，他有恢复他的名誉的手段，这手段就在这里，这地方，在他的胸脯上。……“我当时以为他捶自己胸脯是指自己的心，”阿辽沙继续说，“说他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找到力量，以避免一桩什么可怕的耻辱，这耻辱正临到他的头上，他甚至对我也不敢讲出来。说老实话，我当时以为他讲的是父亲，他一想到他要到父亲那里去，做出什么野蛮的举动来，就感到羞耻得发抖，可实际上他当时就似乎指的是胸前的一件什么东西，我记得我的脑子里当时曾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心根本不在胸脯的那个部位，而是在下面，他捶的地方太高，就在颈子的下面，他一直指着这个地方。我当时觉得我的念头是愚蠢的，可是也许他当时就是指的那个里面缝着一千五百卢布的护身香囊！……”
　　“就是的！”米卡忽然从座位上嚷道。“就是这样，阿辽沙，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就是用拳头捶在那上面。”
　　费丘科维奇急忙跑到他跟前，恳求他安静一点，接着就立刻紧紧钉住了阿辽沙不放。阿辽沙自己也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热烈地说出了他的猜想，他以为这所谓耻辱，很可能就是指米卡身上既带有一千五百卢布，本可以还掉他欠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债务的一半，但却仍然决定不还，而把它用在别的上面，也就是作为带走格鲁申卡的用费，假使她答应的话。……
　　“就是这样，准是这样，”阿辽沙带着突如起来的兴奋叫道，“我哥哥当时正是对我这样说，他本可以把一半、一半的耻辱（他当时几次说出‘一半’两个字！）立刻从自己身上卸下去，但不幸他的性格是那样软弱，竟办不到，……他预先知道他不会这样办，也没有力量这样办！”
　　“你坚定而且清楚地记得他捶的就是胸脯的那个部位么？”费丘科维奇急切地问。
　　“清楚而且坚定，因为我当时就想到心的部位极低，为什么他捶得那么高，我当时还觉得我的念头是愚蠢的，……我记得我觉得自己是愚蠢的，……我的脑子里当时这样想了一下。因此我现在立刻想起来了。我怎么会一直没想起来呢？他说他有办法，但他不肯交还这一千五百卢布，指的就是这个护身香囊！我知道，别人转告我说：他在莫克洛叶被捕的时候，曾经大声说，他认为自己终身莫大耻辱的就是本来有方法可以把一半的债务（正是一半！）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她面前洗去贼名，然而他却到底没有能下决心去还，宁可在她的眼里成为小偷，也不愿放弃钱！可他为了这笔债务心里曾感到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啊！”阿辽沙最后感叹万分地说。
　　检察官自然也出面干预了。他请阿辽沙从头叙述一下这事的前后情况，还好几次坚持地问：被告捶胸脯的时候，是否真的仿佛确有所指？或许是单纯地用拳头捶捶自己的胸脯？
　　“并不是用拳头！”阿辽沙说，“恰恰是用指头指着，指着这个很高的地方。……我怎么会一直没想起来呢！”
　　首席法官问米卡，他对于这个证词有什么话要说？米卡证实这事就是这样的，他正是指着在他胸前，就在脖子底下的一千五百卢布，自然这是一个耻辱，“无法否认的耻辱，是我一辈子最耻辱的行为！”米卡大声说。“我能还而不还。宁愿在她的眼里做一个小偷，却不肯还钱。而且最主要的耻辱就在于预先知道自己不肯还钱！阿辽沙说得很对！谢谢你，阿辽沙！”
　　阿辽沙的传讯结束了。重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总算找到了一桩事实，总算有了一件证据，尽管只是一件小小的证据，几乎只是对于证据的一点暗示，但它总还是可以稍稍地证明这个护身香囊是的确存在的，里面有一千五百卢布，被告在莫克洛叶预审的时候声称这一千五百卢布是“我的”，他并没有撒谎。阿辽沙很高兴；他涨红了脸，走到给他指定的座位上去。他许久还不住自己对自己说：“我怎么会忘记了！我怎么会忘记了！怎么刚刚现在才突然想了起来！”
　　开始传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刚一出现，大厅里就显出了某种不寻常的气氛。太太们拿起带柄眼镜和望远镜，男子们挪动着身子，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清楚些。以后大家全证实说，她刚走进来，米卡的脸就忽然惨白得“象一张纸”。她穿一身黑衣裳，十分谦恭，几乎近于畏怯地走到指给她的那个位置上去。从她的脸上看不出她有心神纷乱的样子，倒是一种果断的神气在她阴郁的黑眼睛里流露出来。应该指出的是以后许多人说她在这时候的容貌特别美丽。她说话声音很低，但字句清晰，整个大厅都听得见。她的口气异常平静，或者至少努力显得平静。首席法官开始谨慎而且特别有礼地发问，似乎生怕触及“某些心弦”，并对重大的不幸表示体谅的样子。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自己一开口回答人家所提出的问话，就坚定地宣称她是被告正式订过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己抛弃我为止。……”她轻声补充说。在人家问她关于她托米卡把三千卢布汇给她的亲戚那件事的时候，她坚定地说：“我给他这笔钱，并不让他马上汇出去。我当时已感到他正迫切需要钱，……在当时那个时候，……我给他这三千卢布，以他在一个月内汇出去为条件。以后他本犯不着为这笔债务白白折磨自己的。……”
　　我不想转述所有的问题和她详细的回答，只准备传达她的证词中主要的意思。
　　“我坚信他早晚会汇出这三千卢布的，只要他从父亲那里一拿到款子。”她继续回答问题说。“我始终相信他的不贪婪和他的诚实，……高度的诚实，……在银钱一方面。他深信可以从父亲那里拿到三千卢布，这一点他对我说过好几次。我知道他和父亲不和睦。我永远相信，而且至今还相信，他是受了父亲的委屈。我不记得他对父亲有什么威胁的话。至少他在我面前一句话也没有说，任何威胁的话也没说过。假使他当时到我这里来，我立刻会平息他为了亏空我那笔不幸的三千卢布而感到的不安的，但是他没再到我那里去，……而我自己……正陷于那么一种处境，……不便去叫他来。……何况我也没有任何权利为了这笔债务对他认真计较，”她忽然补充说，话音里流露出一种坚决的口气，“有一次我自己也从他手里借过一笔钱，比这三千还多些，我拿了这笔钱，尽管当时简直无法想象什么时候才能归还这笔债。……”
　　在她的语调里似乎有一种挑战的意味。就在这时候，该费丘科维奇发问了。
　　“这事不在这里，是在你们开始认识的时候，是不是？”费丘科维奇当时就预感到这里面有某种有利的情况，便谨慎地绕着弯子接口说。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下，尽管他部分地可说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从彼得堡聘请来的，但却一点也不知道当初米卡在另一个城里借给她五千卢布和“跪地叩头”这一段事情，她隐瞒着，没有对他说！这是很奇怪的。完全可以猜想，连她自己在最后一刹那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在法庭上讲出这段故事，只好到时候由灵感来决定。
　　唉，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时刻！她开始讲述起来，把米卡对阿辽沙讲过的故事全都讲了，既包括“下跪”，也包括事情的起因，讲到她的父亲，也讲到她到米卡家里去的情形，但却没有一句话，一个暗示，提到米卡通过她的姐姐，提议“打发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到他家去取钱”的事。她慷慨地隐瞒了这一点，竟不惜把事情说得好象是她，是她自己当时凭着一时的冲动，抱着某种指望，跑到一位年轻的军官那里去，希望……从他手里借钱。这真是使人震惊。我听着，身上发冷，打颤，整个大厅的人全屏住呼吸，不放过每一句话。她说的这种事是少有的，因此即使以她这样敢作敢为，傲视一切的女郎，人们也几乎不敢想象她会作出这样极端坦率的供词，这样勇于献身，自我牺牲。而这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拯救一个对她变心并且侮辱了她的人，引起于他有利的良好的印象，以便能哪怕稍稍帮一点忙，有助于使他得救！的确，一个青年军官，把他最后的五千卢布，他在世上仅有的一切拿出来给人，并且恭恭敬敬地对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姐鞠了一躬，——这形象是很令人同情，引人好感的，但是……我的心却难过得发痛了！我感到以后会发生谣言的！（而以后也果真发生了，发生了！）后来，全城的人都带着恶意的讪笑流传说，她所讲的故事，在讲到那个军官把女郎放走时，“好象只朝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的地方， 也许并不十分确实。大家暗示，在这地方有一点事实被“遗漏”了。“即使没有遗漏，即使全是实事，”甚至我们最可敬的太太们也这样说，“一个小姐就算是为了救她的父亲而做出这样的事来，也很难说是否是极为正当的！”难道说，以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那种聪明，那种病态的敏锐感觉，会预先想不到人们会这样议论么？一定是预先感到，却还是下决心全说了出来！自然，对于所讲情况是否实在的这一切下流的怀疑是以后才开始的，而在最初的一刹那间大家全都受了感动。至于那几位法官，更是带着一种虔敬的，甚至可以说是惭愧的沉默倾听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话。检察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敢作任何进一步的盘问。费丘科维奇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哦，他甚至露出了几分胜利的神色。收获是很多的：一个人激于高尚的热情能把自己最后的五千卢布拿出来给人，以后却会为了三千卢布深夜里去杀死自己的父亲，这两件事简直是有点难以相容的。至少，费丘科维奇现在可以把抢劫的一层撇开了。“案子”仿佛突然给人以一种新的印象。弥漫开了某种对于米卡有利的同情气氛。至于他呢，……人家说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作证的时候一再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又倒在长凳上，双手捂住了脸。但在她说完的时候他忽然把两手朝她伸出来，用呜咽的声音说道：
　　“卡嘉，你干吗毁了我！”
　　说着就用全场都听得见的声音失声痛哭了起来。但接着马上又自己忍住了，大声喊道：
　　“我现在是永劫不覆了！”
　　随后，他就似乎呆呆地僵化在那儿，咬着牙，两手交叉紧按在胸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大厅里留了下来，坐在给她指定的椅子上。她坐在那里，脸色苍白，低垂着头。坐在她旁边的人们后来说她全身哆嗦了半天，象发疟疾似的。这时格鲁申卡来接受传讯了。
　　我现在就快要写到那桩也许确实毁了米卡的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了。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律师们以后也说，如果不发生这段插曲，罪人是至少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的。不过这话以后再说。现在先说两句关于格鲁申卡的事情。
　　她上堂的时候也穿着一身黑，肩上罩着她那块美丽的黑色围巾。她从容地迈着她那轻柔无声的脚步，微微地摆着身子，就象有时一些丰满的女人走路时常有的那样。她走近栏杆，凝视着首席法官，一次也不左顾右盼。据我看来，她这时显得非常美丽，脸色并不惨白，象一些太太们以后硬说的那样。她们还说她脸上一副专心致志的、恶毒的神色。我以为她不过是十分气恼，由于那些渴望瞧热闹的旁听的群众把轻蔑好奇的眼光盯着她而感到难堪。她具有骄傲的性格，不能忍受人们的蔑视。她这种人只要疑心到有人对她轻视，就会立刻爆发怒火，渴望报复。自然还带着畏怯和暗中为这畏怯而感到的羞惭，因此她说起话来不免有点喜怒无常：一会儿愤恨，一会儿轻蔑而又特别粗鲁，一会儿又忽然露出真心诚意自怨自艾的口气。她有时说话就好象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似的：“无论出什么乱子，反正一样，我一定要说……”关于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来往的一层，她厉声说：“这全是不相干的事。他硬要缠住我，难道是我的错处么？”可一会儿以后又说：“这全是我的错，我拿他们两人开心，既取笑老头子，又取笑这一位，——把他们两人弄到这种地步。都因为我弄出这些事来。”说话中不知怎么又提到了萨姆索诺夫。“这跟人家有什么相干？”她立刻用一种蛮横的挑战口气反驳起来。“他是我的恩人，当我家里把我赶了出来的时候，是他把我这个光着脚的人收留下来的。”首席法官还十分客气地对她说，应该直接回答问题，不要扯到无关的细节上去。可格鲁申卡却脸涨得通红，眼睛冒出火来。
　　她没有看见装钞票的信封，只从“坏蛋”嘴里听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三千卢布。“不过这全是蠢事，我笑得要死，怎么也不会到他那里去的。”
　　“您刚才说的‘坏蛋’是谁？”检察官问。
　　“就是那个仆人，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他的主人，昨天又自己吊死了的。”
　　人家自然马上问她：她有什么根据这样坚决地指控，但是她也同样没有任何根据。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自己对我说的，你们相信他就是了。那个拆散别人的女人害了他，一点也不错，她一个人是这一切祸事的根源，一点也不错。”格鲁申卡又加了这么一句，忿恨得似乎浑身哆嗦，嗓音里流露出恶狠的声调。
　　人家问她这指的又是谁。
　　“就指的是那位小姐，那个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当时叫我到她家去，给我吃巧克力糖，想拉拢我。她这人很少真正的廉耻心，就是这话。……”
　　这次首席法官严厉地阻止了她，请她检点自己的话。但是一个发了醋劲的女人已经满心火冒，甘心破釜沉舟，什么也不顾了。……
　　“在莫克洛叶村里执行拘捕的时候，”检察官回忆起来，问，“大家看见，而且听见您从另一间屋子里跑出来，嚷着说：‘一切都怨我，我们一块儿去服苦役！’这么说，那时候您已经相信他是杀父的凶手，不是么？”
　　“我不记得当时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格鲁申卡回答，“当时大家叫嚷他杀死了父亲，所以我才感到这是我的错处，他是为我而行凶的。等到他说他没有犯罪，我就立刻相信他，现在还相信，而且将来也永远相信，他不是那种撒谎的人。”
　　轮到费丘科维奇发问。除了其他事情外，我记得他问起了拉基金和二十五个卢布的事情，“为了他把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领到您那里来。”
　　“他拿我的钱，有什么奇怪的，”格鲁申卡轻蔑地冷笑说，“他常到我这里来要钱，每月总要拿走三十卢布，差不多全是用在寻欢作乐上，他的吃喝是不用我帮助的。”
　　“为什么缘故您要对拉基金先生这样大方呢？”费丘科维奇不管首席法官怎样作出不耐烦的姿势，抢着问道。
　　“他是我的表弟呀。我母亲和他的母亲是嫡亲姊妹。不过他总央求我不要对这里的任何人说，怕为了我丢人。”
　　这个新的事实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完全意料不到的，全城，甚至修道院里，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连米卡也不知道。有人说拉基金当时坐在椅子上羞惭得满脸通红。格鲁申卡不知怎么还在走进大厅以前就已知道他作了反对米卡的供词，所以生起气来。这一下拉基金先生刚才的整个那一番宏论，其中的全部高尚义愤，他关于农奴制，关于俄国人散漫混乱的大胆论调在公众的印象中都彻底完蛋，全部破产。费丘科维奇很高兴：上帝又意外开恩了。整个说来，格鲁申卡被传讯的时间不很长。她自然也不能说出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来。她给旁听的观众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在她作证完毕，在大厅里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很远的地方坐下时，几百双轻蔑的眼睛集中在她身上。她被传讯的全部时间内，米卡一声也不响，好象变成了僵硬的化石似的，垂眼瞧着地上。
　　证人伊凡·费多罗维奇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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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突如其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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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说明一下，他本来应该在阿辽沙之前被传讯的。但是法庭执达吏向首席法官报告，证人由于身体不适或者疾病发作，目前不能到庭，只要一见痊愈，就准备随时应召作证。但这话不知怎么当时没有人听见，到以后才知道。他的出现起初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的证人们，特别是两位女情敌已经被传讯过了。好奇心暂时得到了满足。旁听的群众甚至感到了疲乏。但是还要听几个证人的供词。鉴于前面讲过的事情已经不少，估计他们大概也讲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时间已经晚了。伊凡·费多罗维奇进场时仿佛走得特别慢，对谁也不看一眼，甚至低着头，似乎正在皱眉思索什么事情。他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脸至少使我感到好象是有病：看起来仿佛面有土色，有点象垂死的人的脸。他的眼光是朦胧的；他抬眼慢吞吞地朝厅上扫视了一下。阿辽沙忽然从椅子上跳起身来，痛苦地喊了一声：“哎呀！”我记得这情景。但是这也很少有人注意到。
　　首席法官一开始先对他说，他是免予宣誓的证人，他可以作供，也可以沉默不答，但是凡是所供的自然都应该按照良心，以及其它等等。伊凡·费多罗维奇听着，茫然地瞧着他，但是忽然他慢慢地展颜微笑起来，首席法官惊讶地看着他，刚把话说完，他忽然笑出了声来。
　　“还有什么？”他大声问。
　　大厅里完全静寂了，似乎产生了某种预感。首席法官不安起来。
　　“您……也许还不大健康么？”他说，眼睛寻觅着执达吏。
　　“你不要着急，阁下，我十分健康，可以对您讲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完全平静而且恭敬地回答。
　　“您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要提出来么？”首席法官继续说，还是带着不放心的样子。
　　伊凡·费多罗维奇低下头，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来，有点结结巴巴地回答：
　　“不，……我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甚至越来越显出厌烦，但毕竟还是回答得有条有理。他对许多事情都回答说不知道。关于父亲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之间的账目他一点也不清楚。“我不注意这类事情。”他说。关于威胁要杀死父亲的话，他从被告那里听到过。关于信封里的钱，他听斯麦尔佳科夫说起过。……
　　“全是老一套的话，”他忽然带着疲乏的神色打断了话头，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法庭说。”
　　“我看您身体不大好，我也理解你的感情。……”首席法官开始说。
　　他正想向检察官和律师两方面说，请他们提出他们认为必要的问题，忽然伊凡·费多罗维奇用疲惫不堪的声音请求道：
　　“请放我走吧，阁下，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他说完这句话，不等允许，忽然自己扭头就向大厅外走去。但是走了四步就站住了，似乎忽然想起一些事情，轻轻笑了一下，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阁下，我就象那个乡下姑娘，……你知道，她说：‘我愿意，就站起来，不愿意，就不起来。’人家拿着长袍和绸裙，让她站起来，预备打扮好了送到教堂去结婚。她却说：‘我愿意，就站起来，不愿意，就不起来。’……这仿佛已成了我们的一种民族性。……”
　　“您说这话是指什么？”首席法官严厉地问。
　　“就指这个，”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掏出了一叠钞票。
　　“这是钱，……就是原来放在那个信封里的，”他把头朝放物证的桌子点了点，“父亲就是为了它被杀死的。放在哪里？执达吏先生，请您交上去。”
　　执达吏收下那叠钞票，交给了首席法官。
　　“这笔钱怎么会到您手里的，……假如这果真就是那笔钱的话？”首席法官惊异地说。
　　“昨天从斯麦尔佳科夫那个凶手那里拿到的。在他上吊以前，我到他家里去过。杀死父亲的是他，不是我哥哥。是他杀死的，但是我教他杀的。……谁不希望父亲死呢？……”
　　“您的头脑清醒么？”首席法官不由得脱口说。
　　“问题就在于头脑是清醒的，……而且是卑鄙的头脑，和你们一样，和你们这副……嘴脸一模一样！”他忽然转身向旁听的观众们说，“我的父亲被人杀死，大家装得象吓坏了的样子，”他带着愤恨而轻蔑的神色咬牙切齿地说，“大家互相装腔作势。全是些假惺惺的人！大家都希望我父亲死。一条毒蛇总想咬死另一条毒蛇。……要是不出这凶杀案，——大家会怒气冲冲，恨恨地走散的。……一出好看的戏！‘面包和马戏’①！可是我也够瞧的！你们有水没有，让我喝一点水，看基督的分上！”他忽然捧住自己的头。
　　——
　　注：①出自拉丁文“Panem et circenses”，原为罗马各政党吸引市民群众的一个口号。
　　——
　　执达吏立刻走到他跟前去。阿辽沙忽然跳起来，嚷道：“他有病，不要相信他。他害了脑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下从椅子上站起，吓得一动不动，呆望着伊凡·费多罗维奇。米卡站起来，脸上挂着一抹古怪的苦笑急切地望着兄弟，听着他说话。
　　“你们安心吧，我不是疯子，我只是凶手！”伊凡又开始说，“要求凶手说得头头是道是不可能的。……”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又加上一句，作了一个苦笑。
　　检察官显然带着纷乱的心情向首席法官凑拢过去。几位法官互相忙乱地耳语。费丘科维奇留心地侧耳倾听着。全场怀着期待的心情一片寂静。首席法官忽然仿佛醒悟了过来。“证人，你的话不好理解，这是不能成立的。请您尽量安静一下。假如果真有什么话要说，……请您再讲下去。假如您说的不是胡话，……您用什么来证实这种供词呢？”
　　“问题就在没有证人。斯麦尔佳科夫那条狗是不会从另一世界把供词寄给你们的，……装在信封里。你们脑子里想的就是信封，只要有一个就满意了。我没有证人。……或许除去那一个以外。”他沉思地笑了笑说。
　　“谁是您的证人？”
　　“带尾巴的，阁下，有点不合规格！Le diable n′existepoint①！别去管他！他是个一文不值的小鬼，”他补充说，忽然不再发笑，说得似乎十分机密，“他一定在这里什么地方，就在那张陈列物证的桌子底下。他不呆在那儿能呆在什么地方呢？你要知道：我对他说过：我不愿意沉默，但是他却讲起地质学上的大变动来，……真是蠢透了！你们把这坏蛋释放了吧，……他还唱过赞美诗哩，那是因为他感到轻松！这就象那个醉鬼扯开嗓门唱‘万卡上了彼得堡’一样，可我却宁愿付出亿万兆年，但求能取得两秒钟的快乐。你们不了解我！唉，你们这些人怎么全那么愚蠢！得啦，你们放了他，把我逮捕起来吧！我跑来总不是无缘无故的。……为什么，为什么一切都这样的愚蠢！……”
　　——
　　注：①法语：魔鬼并不存在！
　　——
　　他又慢吞吞地，若有所思地向大厅环视。但是全场都骚动了。阿辽沙想从自己的座位那里跑到他跟前去，但是执达吏已经攥住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手。
　　“这又是怎么回事？”伊凡·费多罗维奇叫道，盯着执达吏的脸，突然抓住他的肩膀，愤恨地把他打倒在地。卫兵们赶上前来，把他抓住。他立刻发出疯狂的尖叫。在人家把他带出去的时候，他尖叫着，喊出一些不连贯的话。
　　全场都乱成了一片。我无法顺次记住一切，我自己也心情紊乱，不能留心观察。我只知道，在一切都已平静下来，大家明白了怎么回事以后，执达吏受到了申斥，虽然他很有理由对上司解释，证人一直很健康，在一小时以前他身上感到轻微的不舒适的时候，医生曾去诊察过。他在未走进大厅以前，说话一直是有条有理的。因此不可能想到会出什么事。而且正相反，他自己也坚持一定要来作证。然而在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并清醒过来以前，紧接着这一幕戏立刻又发生了另一幕戏：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歇斯底里发作了。她大声尖叫，呜咽地痛哭，但是挣持着不肯离开，求人家不要把她拉走，接着她突然对首席法官叫道：
　　“我还有一个供词应该说出来，马上……马上就说！……这里有一张纸，是封信，……请您拿去快念一念，快念一念！这封信是这个坏蛋写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坏蛋！”她指着米卡，“是他杀死了他的父亲。您立刻看得出来。他写信告诉我要杀他的父亲！至于那个病人，那个病人，他发了脑炎！我看出他发了脑炎已经有三天了！”
　　她忘乎所以地这样喊着。执达吏接过了她递给首席法官的那张纸。她倒在椅上，手捂住脸，开始抽风似的无声地呜咽着，全身颤抖，拼命压制着呻吟，生怕人家把她赶出大厅去。她交出来的那张纸就是米卡从“京都”酒店里寄给她的那封信，伊凡·费多罗维奇曾把它称做有“数学公式般”重要意义的证件。可惜大家也果真认为它有这种数学公式般的意义。没有这封信，米卡也许还不会完蛋，或者至少不会完结得那么惨！我要重说一句，要巨细无遗地留心到全部详情细节是很难的。这一切我现在还觉得是那样地凌乱。首席法官大概当时就把这新的证件拿给法官、检察官、律师和陪审员们看了。我只记得随后开始对女证人进行质询。首席法官温和地问她：现在她感到平静下来没有？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急忙嚷道：
　　“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完全能够回答您的问话。”她又加了一句，显然还唯恐人家为了什么原因不肯听她说。人家请她较详细地解释一下：这是封什么样的信？她是在什么情形之下接到这封信的？
　　“我就在凶杀案的前一天接到了这封信，他是再前一天在酒店里写的，那就是说，在他犯凶杀案的前两天，——你瞧，这封信写在一张账单上面！”她气都喘不过来似的喊着。“他当时恨我，因为他自己做了下流事，追在这贱货的后面，……又因为他欠我那三千卢布。……他出于自己的卑鄙心胸，为了这三千卢布感到没脸！……这三千卢布是这样的，——我请您，我恳求您听完我的话。还在他杀死父亲的三个星期以前，他一天早晨到我这里来。我知道他需要款项，还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就为了引诱这贱货，把她带走。我当时就知道他对我变了心，想抛弃我，所以我自己把这钱交给他，装作自动请他代汇给莫斯科的姐姐，——在交出款子的时候，看着他的脸，告诉他随便什么时候汇出去都可以，‘哪怕过一个月也行’。他怎么能不明白，怎么能不明白我简直仿佛在那里当面对他直说：‘你需要钱来和你的贱货私姘，偷偷地对我变心。现在我给你这笔钱，我自己交给你。你拿去吧，如果你竟不要脸到愿意收下来！’……我想揭破他的真面目，结果怎样呢？他竟收下了，收下来，拿走了，并且一夜之间和这贱货两人就把这笔钱在那儿全花光了。……但是他明白，他明白我全都知道。他当时就明白，我交给他这笔钱，只是试探他：他会不会这样不要脸，拿我的钱？我直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的眼睛，心里完全明白，完全明白，但还是拿了，拿了我的钱，带走了！”
　　“说得对，卡嘉！”米卡忽然大声嚷道，“我看着你的眼睛，明白你想让我丢脸，但到底还是拿了你的钱！你们对于卑鄙的人尽管看不起好了，尽管看不起好了。我是罪有应得的！”
　　“被告，”首席法官大声喝道，“再说一句话，——我就吩咐他们把你撵出去。”
　　“这笔钱使他感到痛苦，”卡嘉性急慌忙地继续说下去，“他想归还我，想还，这是实在的，但是他也需要钱来供给这个贱货。因此他才杀死了父亲，可还是没有还我钱，却同她一块儿到乡下去，就在那里被捕。他在那儿又花掉了从被他杀死的父亲那里偷来的钱。就在杀死他父亲的前一天，他给我写了这封信，喝醉了酒写的！我当时立即看出，是为了泄愤而写的，并且知道，肯定知道，即使他杀了人我也不会把这封信拿出来给任何人看。要不然他是不会写的！他知道，我不愿意对他报仇，毁了他！但是请您读一下，细心读一下，请细心一些，您就可以看出他在信里一切都写了出来，预先全都写到了，怎样杀死父亲，他的钱在哪儿放着。你瞧，请不要忽略过去，信里有一句话：‘只要伊凡一离开这里，我就杀死他’。这就是说，他预先想好了怎样杀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用恶毒而幸灾乐祸的口气向法庭上指出来。可见她是多么精细地反复阅读过这封不幸的信，研究过里面每一个字的意义。“他不喝醉不会给我写的，但是你瞧，信里面全都预先写了出来，和以后他杀人的情形一模一样，简直是一份计划！”
　　她忘其所以地喊叫着，显然已不顾一切可能对她自己产生的影响，尽管这也许还在一个月以前她就早已预见到了，因为说不定她当时就已忿恨得浑身哆嗦，心里一直在想：“要不要在法庭上读出来？”现在好象一块石头滚下山坡，再也收拦不住了。我似乎记得，就是在这时，书记把这封信当堂朗诵了出来，引起了使人震惊的印象。堂上问米卡：他是否承认这封信？
　　“是我写的信，我写的信！”米卡大声说。“不喝醉是不会写的！……我们两人为许多事情互相仇恨，卡嘉，但是可以赌咒，我可以赌咒，我尽管恨你却也爱你，可是你却一点也不爱我！”
　　他颓然倒在他的座位上，绝望地拧着双手。检察官和律师开始提出质询，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刚才隐瞒这个文件，而作出完全不同倾向和语调的证词？”
　　“是的，是的，我刚才是撒谎，完全撒谎，违背名誉和良心，但是我刚才是想救他，因为他是那样地恨我，看不起我！”卡嘉象疯子似的嚷着。“啊，他太看不起我，一直看不起我，您知道，您知道，——他从我当时为了那笔钱对他下跪的时候起，就看不起我。我看出了这一点。……我当时就立刻感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很长时间不相信自己。我多少次在他的眼睛里看到：‘无论怎么说，你当时总是自己跑到我这里来的。’唉，他不明白，他一点也不明白，我当时究竟为了什么跑去，他是只会猜疑到卑鄙的行为上去的！他以己度人，他以为大家全和他一样。”卡嘉愤恨地咬着牙说，仿佛完全疯了的样子。“他所以想娶我，只是因为我得到了遗产，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我永远疑心是为了这个！啊，他是一个畜生！他一辈子相信我因为当时上他那里去，会终身在他面前羞愧得发抖，他可以永远为这件事情而看不起我，并且因此占着上风，——他就因为这个才想娶我！就是这样，完全是这样！我曾试想用我的爱情，用无限的爱情扭转他，甚至想忍受他的变心，但是他一点也不理解，一点也不理解。其实他能理解什么！他是一个坏蛋！这封信我在第二天晚上才接到，酒店里给我送来的，可是就在早晨，就在那天的早晨，我还想原谅他的一切、一切，甚至他的变心！”
　　当然，首席法官和检察官竭力让她平静下来。我相信他们也许连自己都觉得利用她的疯狂状态听取这样的口供，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记得，我听见他们对她说：“我们明白您多么痛苦，请您相信，我们是能够体会得到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但却毕竟还是从那个发歇斯底里病的疯狂女人那里套出了供词。最后，尽管处在那样激动的心情状态下，她却仍能尽管短暂，但却时常地用异常鲜明生动的口吻，形容伊凡·费多罗维奇怎样在这两个月以来，为救那个“混蛋和凶手”哥哥而急得几乎发疯。
　　“他自己折磨自己，”她大声感叹说，“他一直想减轻哥哥的罪，对我承认他自己也不爱他父亲，说不定自己也希望他死。这是一个深沉的，深沉的良心！他用良心折磨自己！他全都对我说了出来，全都说了出来，他每天到我这里来，和我说话，就象和他唯一的朋友说话那样。我做了他的唯一的朋友，感到荣幸！”她忽然大声说，好象挑战似的，眼睛闪着光。“他到斯麦尔佳科夫那里去过两次。有一次他跑来对我说：如果杀人的不是他的哥哥，却是斯麦尔佳科夫（因为这里大家都在传播着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谣言），那么也许我也有罪，因为斯麦尔佳科夫知道我不爱父亲，也许会以为我希望父亲身死。我当时掏出这封信给他看，他这才完全相信，是他的哥哥杀的。这使他受了很深的打击。他对于他的亲哥哥成了杀父凶手，感到不能忍受！还在一星期以前我就看出他为这事生了病。在最近几天，他坐在我那里，说着胡话。我看出他精神错乱了。他一边走，一边说胡话，有人看见他在路上也这样。前天我请一位外地来的医生给他看病。医生说他快得脑炎了。完全是因为他，完全是因为这坏蛋！昨天他听说斯麦尔佳科夫死了，这使他受惊得发了疯，……这全是为了这坏蛋，全是为了想救这坏蛋！”
　　唉，自然，这样说话，这样坦白供述，一生中只会有一次，例如，在走上断头台临死的时候。但是卡嘉的性格就是这样，也正遇到这样的时刻。这就是那个当时为救父亲居然跑到一个青年浪子那里去的急躁的卡嘉；这就是那个刚才当着众人露出骄傲和纯洁的样子自我牺牲，不顾处女脸面讲叙“米卡的高尚行为”以求稍为减轻他的噩运的卡嘉。现在她又同样作出了自我牺牲，但却已经是为了另一个人，也许直到现在，直到这个时刻，才初次感到而且完全明白这另一个人对于她是多么的珍贵！她是因为替他担忧而牺牲自己的，因为她忽然想到他供出杀人的是他，而不是米卡，那就是害了自己，因此她决定牺牲自己来救他，救他的名誉！不过这时人们心里会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她说到过去她对米卡的态度的时候，是否说了谎，这是一个疑问。不，不，在她说出米卡因为她下跪而轻视她的时候，她并不是有意捏造！她自己确实相信是这样，她深信，也许从下跪的时候起就深信，那个直率的、当时还崇拜她的米卡已经在那里笑她，看不起她。她只是出于自尊，竭力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强做出来的爱情来把自己和他维系在一起。这全是出于一种受伤的自尊心，因而这爱情并不象爱情，倒象是复仇。唉，这种强做出来的爱情说不定有朝一日也会成为真正的爱情，也许卡嘉所希望的也就是这个，但是米卡的变心实在伤透了她的心，使她从心底里再也无法饶恕。复仇的时刻出乎意外地来到了，于是在这被侮辱的女人的心胸里痛苦而长期地郁积着的一切，一下子出乎意外地爆发了出来。她背叛了米卡，也背叛了自己！因此难怪她刚刚把话说完，兴奋的心情一下松弛，她就感到了满心羞愧。歇斯底里又发作了。她倒了下来，一边哭，一边喊。人们把她抬了出去。正当人们抬她出去的时候，格鲁申卡从座位上哭喊着扑到米卡跟前，甚至阻拦她都来不及。
　　“米卡！”她大声喊着，“你的那条蛇把你害了！瞧，她对你们现出原形来了！”她气得浑身发抖地又向法官们大喊。在首席法官的指挥之下，人们把她抓住，从大厅里带出去。她不服，拼命挣脱身子要跑回米卡身边去。米卡也大喊着想奔到她面前来。人家把他按住了。
　　是的，我猜想我们那班看热闹的太太们总该满足了，因为这出戏真十分热闹。接着，我记得那位新来的莫斯科医生出场了。首席法官似乎事前就打发执达吏出去，以便照顾伊凡·费多罗维奇。医生报告堂上，病人发作了严重的脑炎症，必须立刻把他送走。他回答检察官和律师的问话，证实病人前天曾亲自到他那里去过，他当时就警告说快发作脑炎了，但是他不愿接受治疗。“他的脑子完全不正常，自己对我承认说他醒着就看到各种幻影，在街上遇见一些已死的人，魔鬼每晚到他家里访问，”医生最后这样说。这位名医作证以后，就退了出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交出的信件放在物证一起。法官们在商议以后决定继续审讯，把两项意外的证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和伊凡·费多罗维奇的证词——记录在案。
　　下面开庭的情形我不再叙述了。其余的证人的供词不过是重复和证实以前的话，虽然也各具特色。但是我要重复一句，这一切都将归纳在下面就要开始叙述的检察官的演词内。大家都十分兴奋，都触电似的受了最后急转直下的局面的刺激，急不可耐地一心只希望赶快看到结局，听两方面的演词和判决。费丘科维奇显然被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供词所震撼。检察官却非常得意。在听取完证人的口供以后，宣布休息，这次休息将近延续了一小时。最后首席法官终于宣布重新开庭。当我们的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公诉人演说时，大概是下午整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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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检察官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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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分析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公诉人演说的时候，浑身神经质地颤抖起来，额头和两鬓间冒出病态的冷汗，全身感到忽冷忽热。这一点他自己以后也对人说过。他自认为这篇演说是他的chef d’ oeuvre①，一生的chef d’o-euvre，是他的天鹅之歌。在九个月以后，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痨病死了，因此，假如他当时真的预感到自己末日将临的话，他倒的确有资格把自己同那死前唱出最后的歌来的天鹅相比。他在这篇演词中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竭尽了他所有的全部智慧，出乎意料之外地表明，至少在我们这位可怜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头脑所能容纳的限度内，在他的心底里是既有公民的感情，也不乏对那些人类“永恒”问题的思考的。他的话主要是以诚恳取胜。他诚恳地相信被告有罪，对后者提出公诉并不仅仅只是等因奉此，履行职务。他主张“报复”的时候，的确是满怀着“挽救社会”的愿望。甚至那些归根结底对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是抱着敌视心理的女听众们，也承认他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开始说话时声音断续嘶哑。但以后他的声音很快就坚定起来，响彻了整个大厅，而且一直维持到结束。可是刚一说完，就差一点要昏晕过去。
　　——
　　注：①法语：杰作。
　　——
　　“诸位陪审员，”公诉人开始说，“本案已经轰动全俄。但看来似乎有什么可惊异的，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对这一切已经见惯不怪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于这种阴森森的案件对我们来说几乎已经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这个，正是我们这种见惯不怪，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个别的恶行。我们这种漠不关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对于这类案件，对于这类向我们预示着不值得欣羡的未来的时代特征，为什么没有多大热情？这原因是不是在于我们的犬儒主义，在于这个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的过早的衰颓？是不是在于我们的道德原则已连根动摇？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它们是极痛苦的，每个公民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为它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刚刚初创的，还有些胆怯的报纸已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因为要不是它们，我们就决不可能较完全地知道关于任性胡行和道德败坏的种种恐怖情形，这些情形报纸正不断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对大众进行报导，使不仅是常到目前当局所颁行的新式公开法庭来旁听的人才能知道。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读到些什么呢？唉，我们经常读到甚至会使现在这个案件都为之减色的东西，而且它们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最主要的是许多俄国的，我们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标志着某种普遍的东西，某种普遍的灾难，它已经在我们身上生了根，而且就象一种无所不在的恶势力那样，已经很难加以克服。比如说，有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刚踏上生活和事业的前程，就卑鄙地，毫无任何良心责备地悄悄谋杀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员，以及这个官员的女仆，以便偷走自己所写的借据，顺便也窃取了官员的银钱，‘作为我在上等社会上享乐和将来进行钻营的费用’。他杀死了两个人，临走还在两个死尸的头底下垫上了枕头。还有一个青年英雄，由于勇敢领过十字勋章，却象强盗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亲残杀了，在劝同伴一起下手的时候竟说：‘她爱他如亲生的儿子，所以会听从他的一切劝告，不作任何戒备的。’他固然是恶徒，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说他只是个别的恶徒了。别的人即使不杀人，但是思想感情却正和他一样，心术卑鄙也和他一样。他在暗地里和自己的良心独处的时候，说不定还会问自己：‘名誉算什么？流血岂不是小事？’有人也许会叫起来反对我，说我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人，在那里骇人听闻地恶意造谣，满口胡说，任意夸大。随他们说去吧！随他们说去吧！天呀，其实我是首先第一个但愿如此！哎，你们可以不相信我，把我当作病人，但是尽管这样仍旧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如果在我这番话里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真实，也就够可怕的了！你们瞧，诸位，你们瞧，我们的青年人是怎样轻易自杀，而毫无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到了那里是怎样的？’连这类问题的影子也没有，好象关于我们的精神和死后的一切在他们心目中早就被一笔抹去，安葬入土。你们再瞧一瞧我们的荒淫无耻，瞧瞧那些色鬼们。本案中不幸的牺牲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比其他们中的某些人来几乎还可以算作是天真无邪的赤子。而他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是的，我们的和欧洲的第一流思想家将来也许会研究俄国人犯罪的心理，因为这题目是值得研究的。但是这种研究要到以后从容一点的时候才会进行，那时候离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性的混乱状态已经较远，一定可以研究得比象我这样的人更加聪明而且公正无私一些。现在呢，我们不是震骇，就是假装震骇，一方面自己却在看热闹，就象一般爱好强烈而又稀奇的刺激的人们那样，因为这些刺激可以撩动一下我们厚颜无耻、闲暇懒散的心情，要不然就象小孩一样，用手驱赶可怕的幻象，在可怕的幻象消散以前，把头藏在枕头底下，但随后却立刻就在游戏作乐之中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总有一天我们也该开始清醒而深思熟虑地生活了，我们也应该用看待社会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社会境况有所了解，或者开始有所了解。前一个时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在他毕生杰作的结尾中，把全俄罗斯比作一辆向着未知的目的地勇猛疾驰的俄罗斯三套马车，他赞叹道：‘嘿，三套马车呀，象鸟儿似的三套马车呀，是谁把你想出来的！’随后带着自豪的喜悦心情补充说，全民族都对低头猛驰的三套马车恭敬地让路。诸位，这随他们去吧，随他们去恭敬地或者不恭敬地让路，但是据我的罪孽眼光看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所以这样结束他的全书，不是出于孩子般天真的乐观，就是干跪只为了害怕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因为如果他的三套马车上只套着他那些英雄，如梭巴开维支，罗士特来夫和乞乞科夫之流①，那么无论让谁去充当马车夫，这样的马也是拉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地方去的！而这还是以前的马，比现在的还差得远，我们现在的更简直是……”
　　——
　　注：①这里所指的作家是果戈里，三个人名全是他的名著《死魂灵》中的人物。
　　——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讲到这里，被掌声所打断了。这种对俄罗斯三套马车所作的嘲弄形容受到了欢迎。固然，掌声只有两三下，所以连首席法官都认为用不着对观众作“离开法庭”的威吓，只是严厉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鼓过掌！一个多少年来谁也不爱听的人，现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侧耳倾听的机会！
　　“其实，”他接着说，“这卡拉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居然会值得突然间这样悲惨地名闻全国？也许我太夸大，但是我以为在这个家庭的画面里似乎现出了我们现代知识社会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并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只是极小的一点实例，象‘一滴水中见太阳’似的，但总是反映出了一点什么，显露出了一点什么。你们看这个不幸的，放浪淫荡的老人，这个‘一家之主’，那样悲惨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一个世袭的贵族，以穷食客起家，偶然通过意料不及的婚姻关系，抓到了一笔不大的嫁资。他本是一个小骗子，会拍马的丑角，有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并不见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随着岁月的逝去，随着资本的增加，胆子也越大了。低声下气和逢迎拍马的性格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有好嘲笑的、恶毒的犬儒主义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已经消磨殆尽，但是对于生活享受的渴望却十分强烈。结果是除了情欲的享乐以外，他看不见其他生活的目的，并且也这样教导他的儿子们。他没有一点做父亲应有的道义责任。他笑他们，从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院里教养，高兴有人带走他们。他甚至完全忘记了他们。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则就是aprés moi le dèluge①， 这和公民责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会脱离甚至仇视社会：‘哪怕全世界着了火，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他感到极好，他十分满意，他渴望再这样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骗亲生的儿子，始终扣住儿子的钱，儿子的母亲的遗产，就用这钱夺他的儿子的情妇。不，我不愿把替被告辩护的责任让给那位从彼得堡来的多才多艺的律师。我自己也要说出实话，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儿子的心里酿成的一团怒火。但是够了，关于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说得够了，他已经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要记住，他是父亲，现代的父亲之中的一个。我说他是许多现代的父亲中的一个，会不会使社会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现代的父亲中许多人只是不象这个人那样公开说出一些无耻的话，因为他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比较文明，而其实他们的哲学几乎是和他一样的。就算我是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我们已经预先说好，你们会原谅我的。我们预先约好：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说我的话，你们不必相信。但是你们一定要让我说出我的话来，无论如何其中的某些话你们是不会忘记的。现在你们看这个老人，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正在被告席上面对着你们，关于他，要说的话还在后面。至于别的孩子，我只是顺便说两句。另两个孩子，年长的是那些现代青年中的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有着极聪明的头脑，但却对一切都没有信仰，否定和抹杀世间许许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亲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言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为这样，才使我此刻有勇气多少坦率地谈一谈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为个人，而只是把他当作卡拉马佐夫家庭中的一员来看。昨天有一个和本案极有关系的人，一个有病的白痴，在城郊自杀身死。他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也许还是私生子。他姓斯麦尔佳科夫。他在预审的时候神经质地流着眼泪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卡拉马佐夫，伊凡·费多罗维奇，那种精神上的放荡不羁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据他看来，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将来什么都不应加以禁止，——他尽教我这一套。’这白痴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种学说的熏染，以致完全发了疯，尽管不用说，他的羊癫疯和家里爆发的可怕的灾难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这个白痴曾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这样的话本该出于比他更聪明些的观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这里提起它来。他对我说：‘如果儿子中间有谁性格上最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话，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我对他的性格分析，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下去就太不客气了。哎，我并不想再下进一步的结论，象乌鸦似的对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咶咶地一味预报不祥。我们今天在这法庭上看到，真理的直接的力量还活在他的年轻的心里，家庭间的亲人手足之情还没有被他的无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所淹没，——那些东西多半是遗传而来的，不见得是真正的思想斗争的结果。现在还有一个儿子，他还年轻，地虔信上帝，性格温顺，和他的哥哥的阴沉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观相反。他在寻找道路，以便附和所谓‘人民的理想’，换言之也就是我们那些有思想的知识阶层的理论界人士用这个聪明的名词所称呼的一切。你们瞧，他投奔了修道院。他几乎当了修士。我觉得，他的心里似乎是无意识地，而且那样早期地表现出一种胆怯的绝望。我们可怜的社会里现在有许多人因为怕犬儒主义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恶都错误地归咎于欧洲文明，于是就抱着这样的绝望心情，投到所谓‘家乡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谓家乡土地的慈母怀抱中去，象受了幻影惊吓的小孩一般，但求在衰弱的母亲的干瘪的胸前安安静静地睡一觉，甚至睡一辈子，只要能看不见那些吓唬他们的可怕的东西就好。就我来说，我希望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无限，希望他的年轻人的乐观和对于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后不要在精神上变为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变为顽固的沙文主义，象事实上时常发生的那样。神秘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对于民族的流毒，也许比盲目抄袭和歪曲误解欧洲文明而迅速产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厉害，他的哥哥正是中了这种腐化的害。”
　　——
　　注：①“在我死后，随它陆沉也罢。”法王路易十五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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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候，又传出了两三下掌声。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显然也说得忘了情，说的话几乎都与本案无关，而且还说得十分不着边际，但是这个痨病型的、愤激的人太想发表意见了，哪怕一生只有一次发表的机会也好。以后有人说，他这样分析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性格，甚至是出于一种不体面的动机，因为伊凡曾有一两次在辩论的时候当众给过他难堪，伊波利特·基里浴维奇记住了这个仇，现在想乘机报复，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引子，以后才较直接地接触到案子的本身。
　　“但现在还是来讲这个现代家庭的家长的另一个儿子吧，”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他坐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们的面前。他的成就，他的一生和他的事业，也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时间一到，一切就都抖落出来，都暴露无遗了。他和他两个兄弟的‘欧化’和‘人民的理想’相反，似乎代表着地道的俄罗斯，——噢，不是全部的俄罗斯，假使是全部的，那才糟糕哩！但是现在摆在面前的就是我们亲爱的俄罗斯——我们的母亲，完全是她的声音，她的气息。哎，我们是毫不做假的，我们是善与恶的奇妙的交织体。我们爱启蒙和席勒，同时也在酒店里酗酒，揪断我们醉鬼酒友的胡须。哎，我们有时也性情优良，行为正直，但是只在别人也对我们性情优良行为正直的时候。我们的胸膛里甚至还汹涌着——正是汹涌着——高尚的理想，但是以这些理想自行从天而降为条件，主要的是必须不付代价，唾手而得。我们最不爱付出代价，却极爱取得，而且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这样。哦，只要把各式各样的人生幸福都给我们（一定要各式各样的，打点折扣都不行），特别是一点也不要违拗我们的脾气，那我们也可以显示出，我们是能够性情优良行为端正的。我们并不贪婪，决不，只要你们给我们钱，多多地给，越多越好，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多么豪爽大方，对于傥来之物怎样毫不在乎，一夜之间就能在狂饮无度中把它挥霍殆尽。但如果不给我们，我们就会显示出，在我们十分需要钱的时候是如何善于弄到它。不过这一层以后再说，我们要按部就班地来讲。最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幸的、被遗弃的男孩，‘被扔在后院，没有鞋穿，’我们的尊贵而受敬重的同胞——可惜是外国出生的——刚才这样形容过！我还要重复一遍，我是不肯把为被告辩护的事让给任何人的！我是公诉人，我也是辩护人。是的，我们也是人；我们也能估量童年时代和家庭间的最初印象会对性格发生怎样的影响。但以后这个男孩已一步步成为少年，成为青年，成为军官，由于他的狂暴的举动，和跟人家决斗，被流放到我们美好的俄罗斯的某一个边远的小城。他在那里服役，他在那里酗酒。自然，船大吃水也深，他需要金钱，首先是金钱，于是他同他父亲在经过了长期的争论以后，决定最后拿六千卢布清账。这款子当时寄给他了。请你们注意，他立了一张字据。他写过一封信，其中实际上声明他不再要求其它款项，就以这六千卢布彻底了结他和父亲间关于遗产的争端。当时他和那位性格高尚，才智超群的年轻小姐相遇。哦，我不想再冒昧详细复述，你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这里有荣誉，这里有自我牺牲，我没有话可说。一个轻浮荒唐，但在真正的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之前低首下心的青年人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一时显得是非凡地可爱可敬。但是忽然在这以后，就在这个法庭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又突然来了个大翻个。我还是不敢冒昧地随意乱加猜度，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其中总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位小姐，脸上流着久久隐藏心中的愤恨的眼泪，对我们宣布，是他，正是他首先因为她做出了那次也许流于轻率急躁，但总不失为高尚慷慨的冲动行为而看不起她。但是正是他，正是这位小姐的未婚夫，首先现出嘲讽的冷笑，这冷笑偏偏从他的脸上发出来，是使她受不了的。她知道他已经变心，——他一面变心，一面还深信她非得忍受他的一切行为，甚至包括他的变心不可，她知道这个，却故意给他三千卢布，并且明显地，十分明显地对他暗示，她给他这钱恰恰是供他作变心之用的。‘看你会不会收下来！看你是不是那样无赖！’她用裁判官似的、试探的眼神默默地对他说。他看着她，完全了解她的意思（他刚在大家面前承认过他是完全了解的），但他却毫不游移地揣起这三千卢布，两天的工夫就和他的新宠一块儿把它挥霍光了！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是相信最初的传说，相信把最后的活命之资拿出来，在美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种高尚正直的激情举动？还是相信事情的背面，那样令人厌恶的另一方面？人生一般总是在两种互相矛盾的真理之间寻找中庸，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却不见得行得通。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是真实不欺地高尚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真实不欺地无耻卑鄙。为什么？正就是因为我们具有那种宽阔的、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我说话的本意就在这里，——能够兼容并蓄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时体味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位青年观察者，对卡拉马佐夫一家曾作过深刻而切近的考察的拉基金先生不久前刚谈过的一个极精彩的思想：‘对这类放荡不羁的天性来说，堕落受辱的感觉和高尚正直的感觉一样，都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是实在话：他们正是时常而且不断地需要这种不自然的混合。两个深渊，诸位，同时体味两个深渊，——没有这个，我们是不幸的，也是不满足的，我们的生存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天性宽大，和我们的母亲俄罗斯一样，无所不包，同一切都能相安！诸位陪审员，我要顺便说一句：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三千卢布，让我稍为提前一点来说说吧。你们想一想，他，这位人物，在刚刚收下了这笔钱，而且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收下来的，受到那样的羞辱，在最严重的屈辱下收了下来，——可是你们想一想，据说他居然能在当天分出一半来，缝在护身香囊里，而且有决心把它挂在脖子上整月不动，不顾一切的诱惑和极度的急需！并且不管是在酒店里酗酒的时候，还是在他不得不赶出城去，向不知什么人设法张罗他极需要的钱，以便把他的情人带走，脱离他的情敌和父亲的诱惑的时候，他都没有勇气去动一动这个护身香囊。即使单只为了不使他的情人受他所嫉妒的老人诱惑，他也应该拆开护身香囊，留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看守他的情人，等候她一说：‘我是你的’，就立刻和她远走高飞，离开现在这个不幸的环境。但是不，他并没碰他的圣物，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说过，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在人家对他说：‘我是你的，你可以把我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他可以有现钱把她带走。但是根据被告自己的说法，这第一个理由显然远远不如第二个理由。据他说：在我身上怀着这笔钱的时候，‘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因为我永远可以走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面前，把从她那里起来的那笔款子的一半交给她，永远可以对她说：‘你瞧，我花掉了你的款项的半数，因此证明我是理智薄弱、不讲道德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还是一个卑鄙的人（我用被告自己说的话），但是虽然我是卑鄙的人，却并不是贼，因为假使我是贼，就决不会把留下来的一半钱交还给你，一定会和前一半一样，把它吞没花光’。这真是对事实的一种奇怪的解释！这个疯狂而脆弱的人，不能拒绝在如此耻辱的情况下收下三千卢布的诱惑，竟忽然会在自己身上出现这样坚决的自制，脖子上挂着几千卢布，却不敢动它一动！这和我们所分析的性格有一点符合的地方么！不，所以我要大胆对你们讲讲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假如真的曾经决定把钱缝在护身香囊里的话，他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作出怎样的行动。在他已经把这笔钱的半数同他的情人两人花光了以后，只要一遇到诱惑，哪怕就是为了博他的新宠的欢心，他也一定会解开他的护身香囊，从里面分出——唔，第一次就算只分出一百卢布好了，因为何必一定要交还半数——一千五百卢布呢，有一千四百也就够了；因为事情仍旧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因为到底把一千四百卢布交了回来，贼是要全部拿走，不会交还的。’然后过一些时候，他又会解开护身香囊，又会拿出第二个一百卢布，以后再取一百，再取一百，不到月底便取出了倒数第二个一百， 他会说， 即使只交还一百，事情也还是一样，我到底‘只是一个卑鄙的人，而不是贼。花去了两千九百，到底交还了一百，贼是连这也不会还的。’最后，在花掉了倒数第二个一百卢布以后，看了看最后的一百，会对自己说：‘干脆连这一百也不必还了，把它也花掉了吧！’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会这样做的！至于关于护身香囊的说法，那简直再没有更比它和现实相矛盾的了。其他一切都可以设想，却没法设想这样的事情。但这我们留到以后再说吧。”
　　在依次阐明法庭侦讯所调查到的关于父子间财产争执和家庭关系的一切详情，一再作出推论说，根据已知的事实，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丝毫无法判定谁欺骗了谁、谁欠了谁之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在谈到象强迫观念似的牢据在米卡的脑子里的那三千卢布时，又讲起了医生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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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历史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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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鉴定竭力向我们证明，被告脑子错乱，是一个狂人。我以为他的脑子是健全的，但是这样更坏，因为假使脑筋果真错乱，也许还要聪明些。至于说他是狂人，我还可以同意，但是只限于一点——医生鉴定时指明的一点，那就是被告对于这三千卢布的看法，把它认作父亲没有付清给他的款子。不过也许还可以找到一种比说他有疯狂的倾向更接近事实的看法，以解释被告对于这笔钱为什么总是露出疯狂的态度。我十分赞成那位青年医生主张被告现在拥有、而且以前也拥有完全正常的智力，只是处于激动愤慨之中的意见。原因是被告时常表现狂怒，起因并不在于三千卢布，并不在于这笔款子的本身，却在于其中有引起他的愤怒的特殊原因。这原因就是嫉妒！”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到这里，广泛地描绘了被告对格鲁申卡所产生的那种不幸的热恋。他首先说起被告到这“年轻的女士”家里去“揍她”，——据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解释，这用的是被告自己的说法，——“然而不但没有动手，反而拜倒在她的脚下了，——这就是爱情的开端。恰恰这时，被告的老父亲看上了那位女士，这是一个奇怪的、注定的巧合，因为虽然以前两人都认识而且也常见这位女士，却偏在这时两颗心才忽然同时燃烧起来。同时燃烧起完全抑止不住的、卡拉马佐夫式的热情来。现在我们再看她自己供认的话。她说：‘我同时取笑他们两人。’是呀，她也忽然想同时取笑起他们两人来；以前并没有想，这时却忽然心血来潮起了这个念头，——结果是两人都被她征服了。那一向视财如命的老人，这时立刻预备下三千卢布，只求她到他家里来一趟，不久以后，甚至更进一步，只要她肯做他的正式妻子，就情愿把他的名誉和他的全部财产都呈献在她的脚下，并把这当作无上幸福。对于这层，我们有确实的证据。至于说到被告，他的悲剧是明显的，完全摆在我们面前。但这位年轻女士正是要这样‘耍着玩儿’。这位迷人精甚至不肯给不幸的青年人一点点希望，因为那希望，最后的希望，是直到他跪在他的折磨者的脚下，朝她伸出那双杀死父亲兼情敌的血手来的最后时刻才得到的：他就在这情形下被捕了。‘让我，让我也同他一块儿流放去吧，是我把他弄到这个地步的，我是最大的罪人！’这就是这个女人在他被捕时怀着真心的悔恨自己喊出来的话。我已经提过的天才青年拉基金先生着手描写这个案件时，曾用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形容了这个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的失望，早年的受骗和堕落，引诱她的未婚夫的变心和遗弃，再加上贫穷，遭到诚实家庭的咒骂，最后受一个她直到现在仍把他看作恩人的富翁的保护，这一切使一个也许曾含有许多优点的少女的心里，过早地就积蓄起了愤怒，养成了贪钱财而好计算的性格，养成了好嘲笑和对于社会复仇的性格。’听了这样的性格分析之后，就可以明白她能单单为了游戏，为了恶作剧而同时取笑两个人。被告在这一个月内，除了毫无指望的爱情，道德上的堕落，对未婚妻的变心，侵吞人家托付给他的钱财之外，还由于不断地嫉妒，而且还是对自己父亲吃醋，几乎已达到了暴怒和疯狂的地步！特别是那个发痴的老头子竟蛊惑勾引起他的意中人来，——而且用的就是那三千卢布，就是被告认为是母亲遗留下来，他责备父亲扣留不给的那笔款子。是的，我同意，这是难于忍受的！这是甚至会激得人发狂的。问题不在金钱，而在于别人就用这笔钱，那样下流无耻地打破了他的幸福！”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接着进而分析被告心里怎样渐渐产生了杀父的念头，并据事实来加以层层剖析。
　　“起初我们只是在酒店里叫嚷，嚷了整整一个月。哎，我们是爱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并且喜欢把一切事情，甚至是最恶毒可怕的念头向人家和盘托出，我们爱跟别人推心置腹，而且不知为什么，立刻就要求别人对我们马上报以完全的同情，关心我们所焦虑和担心的一切，随声附和我们，毫不违拗我们的性子。不然，我们就要勃然大怒，把整个酒店都掀翻。”这里，接着就讲了讲关于斯涅吉辽夫上尉的故事。“在这个月看见过被告，听见过他说话的人终于感到这里面也许已不仅仅是对于父亲的叫嚷和威吓了，看他那疯狂的样子，威胁也许真会变成事实。”这时检察官描写了修道院里那次家庭聚会，和阿辽沙的谈话，还有被告饭后闯进父亲家里动武的那一幕丑剧。“我不想强言断定，”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被告在演出这幕丑剧之前，就已经周密而有意识地决定把父亲杀死了事。但是这念头已经有好几次横梗在他的心头，他曾经详细地审察过，这我们有事实、证人和他自己的供词为证。说实话，诸位陪审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补充说，“我甚至在今天以前还犹豫不定被告是否确实完全有意识地蓄谋犯了指控他的罪名。我深信他的心里已多次想见未来这个不幸的时刻，但只是想见，只是心里想到了这种可能性，还没有决定实行的日期和在什么情况下实行。然而，我只是在今天以前，在维尔霍夫采娃小姐今天向法庭呈出那张决定性的文件之前，才一直犹豫不定。诸位，你们亲耳听见了她的喊声：‘这是计划，这是谋杀的计划！’这就是她对于这位不幸的被告那封不幸的醉后来信所下的定义。真的，这封信也确实具有计划和预谋的含义。它是在犯罪前两天写下的，因此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在实行这个可怕的谋划前的两昼夜前，被告曾罚神赌咒地宣称，假使他明天弄不到钱，就要把父亲杀死，抢走他枕头底下的钱，‘装在系着红绸带的信封里’，‘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你们注意：‘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由此可见，一切都已谋划好，一切情况都已考虑到，而且果然，以后也都照所写的实行了！预谋和经过深思熟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谋财，这是坦率宣告，形诸文字，而且签字署名的。被告并没有否认他的签字。有人会说：这是他在醉后写的。但是这一点丝毫不能减轻问题的严重性，却反而更显得重要，因为他在醉后写了清醒时所谋划的一切。清醒时没有谋划，就不会在醉后写出来。也许有人会说，他何必在酒店里把他的计划信口乱说出来呢？一个人如果预谋干这种事，一定会秘而不宣，放在心里的。这话不错，但他叫嚷的时候是还没有计划和预谋好，只有一个愿望摆在那儿，还只是形成了一个意向。以后他就叫嚷得少些了。在写这封信的那个晚上，他在‘京都’酒店里喝得烂醉，一反往常地沉默不言，不打弹子，坐在一旁，不同人说话，只把此地商家的一个伙计从座位上赶了开去，但这几乎是无意识的，出于好吵嘴的习惯，他一进酒店就不可能不吵嘴。不错，在下最后的决心的时候，被告的脑子里应该会产生一个顾虑，就是他在城里预先叫嚷得太多了，在他实行计划以后，很可能会成为他受到揭发和指控的佐证。但是有什么办法？公开宣扬的傻事已经做了，就没法收回，再说，他以前曾靠运气混了过去，现在也可能混过去。诸位，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照命星宿的！我应该承认，他做了许多事情，企图逃避那不幸的时刻，他尽了很大的力量来避免造成流血局面。‘我明天要去向所有的人告借三千卢布，’他曾用他那种别致的言语写道，‘如果借不到钱，只好流血。’这也是在喝醉的时候写的，同样也是在清醒的时候照计施行了！”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到这里，开始详细描述米卡怎样努力弄钱，以图避免犯罪。他讲出他在萨姆索诺夫家里的行动和去找猎狗的那次旅行，一切全有文件为证。“他挨饥受累，饱受嘲笑，还卖掉了钟来支付这趟外出的用费。（但据说身上还带着一千五百卢布，——据说！）最后，怀着留在城里的意中人可能乘他不在那里时跑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去的担心嫉妒，终于回到城里来了。谢天谢地！她竟没有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家去。他亲自送她到她的保护人萨姆索诺夫那里。（奇怪的是他对萨姆索诺夫并不嫉妒，这是这件案子里十分突出的心理特点！）接着他就跑到‘后门’的监视岗哨上去。到了那里，才知道斯麦尔佳科夫发了羊癫疯，另一个仆人也生了病。时机正好，‘暗号’又已经掌握在他手里，——这是多么引诱人呀！然而他到底还在那里抵抗。他到受大家尊敬的、此地的临时住户霍赫拉柯娃夫人那里去。这位太太早就对他的命运发生同情，向他提出一个极有益的劝告，就是戒除酗酒的习惯，放弃胡闹的爱情，不再到酒店里闲坐，白白浪费青春的精力，而动身到西伯利亚找金矿去：‘那是您那旺盛的精力，您渴望奇遇的浪漫性格的一条出路’。”接着在描述了谈话的结局和被告忽然得知格鲁申卡并没有在萨姆索诺夫家里时的情景，又描述了这个满腹醋意、被神经过敏所折磨的不幸的人一想到她居然欺骗他，现在已经到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时，怎样顿时期得发狂之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又请大家注意一个偶然情况所起的致命影响：如果女仆当时来得及对他说，他的爱人正在莫克洛叶，和‘以前的’、‘无可争议的’那一位在一起，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了。但是她竟吓得愣住了，开始发誓赌咒，被告当时不杀死她，只是因为他正急如星火地要去追他的负心的女人。不过请注意：他无论怎样气忿，到底还把一个铜杵抄在手里。为什么偏偏要抄这个铜杵，为什么不拿别的什么凶器呢？假如我们已整整一个月经常默想到这幅图画，心里已有所准备，那么我们只要看见有什么象凶器的东西在眼前闪过，就一定会马上抓起来当凶器使用的。至于哪一类东西可以当凶器用，我们已经设想了整整一个月了。正因这样所以才这么一刹那间就毫不犹豫看出它可以当作凶器！所以他在拿起这个倒楣的铜杵时，毕竟并不是无意识的，并不是随便拿的。于是，他到了父亲的花园里，——时机正巧，在深沉的夜中，没有一个证人，只有黑暗和嫉妒。他疑心她在这里，正在他的情敌的怀抱里，也许这时候还在笑他，这使他喘不过气来。何况这已不仅是疑惑，——现在还有什么疑惑，欺骗是明白而且显然的事：她就在这里，就在这间有灯光的屋子里，就在他的屏风后面，——这时候人们想让我们相信：这个不幸的人踮着脚走近窗旁，恭敬地朝里面窥看，善良地低声下气，懂事地走开，连忙远离这是非之地，不使危险而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知道被告的性格，而且根据种种事实，了解他正处在什么心理状态，最主要的是他已经知道那立刻可以叫开门进去的暗号！”说到“暗号”一层，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暂时搁下他对被告的指控，认为必须就斯麦尔佳科夫的事情做一个详细说明，把关于斯麦尔佳科夫有杀人嫌疑的一段插曲完全分析透辟，以便彻底撇开这种想法。他说得十分详尽，因此大家都明白，尽管他口头表示那种猜想不置一驳，但毕竟还是认为它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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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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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种怀疑是怎么来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一开始先从这个问题入手。“首先嚷嚷说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是被告自己，就在他被捕的时候。但是从他嚷出第一声，一直到目前法院开审为止，没有提出一件事实来证实他的指控，不但事实，甚至连多少符合人类理性的对某种事实的暗示都提不出。在这以后，支持这项指控的只有三个人：被告的两个兄弟和斯维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病中，在发作了无可置疑的疯狂和脑炎的时候，才说出这个怀疑来，以前整整两个月内，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完全赞同他的哥哥有罪的看法，甚至根本不试图找理由来辩驳。不过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专门谈它。同时，被告的三弟刚才也自己对我们说过，他并没有任何一点点事实可以证明他认为斯麦尔佳科夫犯罪的想法，这只是从被告自己的话里，‘从他的脸色上’加以判断。是的，这个惊人的证据刚才从他的兄弟嘴里说出了两次。也许，斯维特洛娃的说法甚至更加惊人：‘被告对你们说什么话，你们相信他好了，他不是撒谎的人。’这三个跟被告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用来指控斯麦尔佳科夫的事实证据，不过如此。但尽管这样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指控却还是广为流传，以前有人赞成，现在也还赞成，可是对这种指控能够相信么？能够想象么？”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认为必须把已故的、“疯病发作时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斯麦尔佳科夫的性格稍稍介绍一下。他描绘他是个智力贫乏的人，有一点模糊的知识，但被那些他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哲学思想弄得迷迷糊糊，并且为一些关于责任和义务的现代学说所唬住了，——这学说是他在现实生活里从去世的主人，也许还是他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不规则的生活上学来的，至于理论方面则从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和他所作的各种奇怪的哲学谈话里得来。伊凡·费多罗维奇很乐意作这种消遣，——大概是由于烦闷，或者是由于想要嘲笑而又找不到适当的对象。他自己对我谈到过他在主人家里最后几天的精神状态，”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解释说，“别人也作出同样的证词：如被告本人，他的兄弟，甚至仆人格里戈里，全是照理很熟悉他情况的人。此外，斯麦尔佳科夫受着羊癫疯的折磨，‘胆小得象只母鸡’。‘他对我下跪，吻我的脚。’被告自己这样向我们说，那时候他还没有感到他这样声明对于自己多少有点不利。他用他那种特别的话形容说：‘他是一只害羊癫疯的母鸡。’被告自己供出，他就是挑了这样一个人来作自己的心腹，把他威吓得只好答应做他的侦探和送信人。他充任这种埋伏在家里的暗探，背叛他的主人，把他有一包钞票的事，和怎样闯进主人屋里的暗号，统统都告诉了被告。不过他又怎么能不告诉呢？‘他会杀人的，我完全看得出，他会杀死我的。’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说，甚至当那时吓唬他的折磨者自己早已被捕，不能跑来惩罚他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还是怕得浑身发抖。‘他随时都在疑心我，而我自己在满心害怕和战战兢兢的情况下，为了不让他生气，只好连忙把所有的秘密全告诉他，使他看出我在他面前是多么忠实，好让我活下去。’这是他亲口说的话，我记录下来，记住了：‘他有时朝我一吼，我当时就在他面前跪下来了。’显然，作为一位本来天性十分诚实，并因此获得了主人信任的年轻人，——主人在他交还失落的钞票那件事情上看出他的诚实来了，——不幸的斯麦尔佳科夫的心里不免感到万分痛苦，懊悔不该背叛了自己尊作恩人的主人。根据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的证明，害严重羊癫疯的人总是有不断的，自然是病态的自怨自艾的倾向。他们时常为了在什么人面前，为了什么事情‘犯了错处’而感到痛苦，受到良心的煎熬，老是凭空夸大，甚至没来由地给自己想出各种的错处和罪名。而现在这样一个人果真出于害怕，又因为受人家的恐吓，犯了罪，做了错事。此外，他还深深地预感到，从正在他面前出现的情势看来，也真可能会发生什么祸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次子伊凡·费多罗维奇恰在灾祸发生以前动身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斯麦尔佳科夫哀求他留下来，但是由于他的胆怯的习惯，不敢用坚决明确的方式对他表示自己的全部担心。他只能作一点暗示，但是人家没有了解他的暗示，应该注意的是他把伊凡·费多罗维奇看作他的保护人，似乎是只要他在家，就可以有保障，不会发生灾祸。你们记得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醉后来信里的词句：‘我要杀死老头子，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由此可见，伊凡·费多罗维奇的在家似乎对大家来说都是家里平静无事的保障。现在他走了，斯麦尔佳科夫差不多在小主人走后只一小时，就立即发作了羊癫疯。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斯麦尔佳科夫受到恐惧和某种绝望心情的折磨，在最近几天里特别感到自己有马上发作羊癫疯的可能，因为这病以前也总是在他精神上紧张和震惊的时候发作的。发作的日子和时刻自然无法预测，但是每个羊癫疯病人都有可能预先感到发作的倾向。医学上是这样说的。伊凡·费多罗维奇刚坐车离开院子，斯麦尔佳科夫在所谓孤立无援的感觉之下，为家务事下地窖去，一边走下台阶，一边心想：‘我会不会发病？如果现在一发作，可怎么办呢？’就是由于这种情绪，由于疑虑，由于上面这样的问题，喉咙里突然痉挛起来，这是羊癫疯的先兆，接着他就一下子跌到地窖底上，丧失了知觉。而现在有人竟想在这极自然的事情上挖空心思找出一点疑窦，一点迹象，一点暗示来，说他是故意装病！但假如是故意的，那么立刻会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抱着什么打算？出于什么用意？关于医学方面我暂且不讲，人家要说，科学是难以为凭的，科学常有错误，医生不能辨明真实和装假，——好吧，好吧，但是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装假？是为了他预谋杀人，所以偏要用发作羊癫疯来尽早预先引起家里人的注意么？诸位陪审员，你们注意到没有，在发生犯罪的那个夜里，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家里，前后一共有过五个人：第一个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但他总不会自己杀死自己，这是很明显的事；第二个是他的仆人格里戈里，但是他自己就几乎被杀死了；第三个是格里戈里的妻子——女仆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但说她是她主人的凶手简直是可耻的。这样说来，就只剩下两个人——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了。但既然被告竭力说他没有杀，那么不用说，一定是斯麦尔佳科夫杀的，再没有其他出路，因为再找不到别的任何人，举不出任何别的凶手来了。显然，对于这个不幸的、昨天自杀的白痴所作的那种‘巧妙’的、惊人的指控，就是这么来的！恰恰就只是因为没有别人可以检举！只要对于任何别人，对于第六个某人，有一点嫌疑的影子，我相信连被告自己也会认为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是可耻的事，必定要指出那第六个人来的，因为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杀人实在是太荒唐了。
　　“诸位，我们抛开心理学，抛开医学，甚至抛开逻辑，只研究事实，单单只研究事实吧，我们可以看看事实对我们说什么？假定是斯麦尔佳科夫杀的，可是怎样杀的呢？是自己一个人，还是和被告同谋？我们先看看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是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杀的。自然，既然杀了人，总得为了点什么，为了某种利益。但是既然象被告所有的那些谋杀的动机，如仇恨、吃醋等等，斯麦尔佳科夫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那么毫无疑问，他只能是为了钱财而杀人，为了劫取他亲眼看见主人装在信封里的那三千卢布。可是他既然起意谋杀，却还对别人，——而且偏偏是象被告那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说出关于银钱和暗号的一切情况：信封放在什么地方，信封上写了些什么，用什么包扎的，而且特别是，特别是关于进主人屋里去的‘暗号’。难道说，他这样做，是故意为了把自己暴露出来？或者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竞争者，让对方也想进去取得那个信封么？是的，有人会说，他所以告诉别人，是因为害怕。可是那是怎么回事？一个能不眨眼地作出这种肆无忌惮的野蛮罪行的计划，以后并予以实行的人，竟会把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只要他不提起便决没有人会猜得到的情况告诉别人么？不会的，一个人无论怎样胆怯，只要起意要做这样的事，决不会对任何人说出这类的话，至少是不会说出关于信封和暗号来的，因为这等于预先把自己出卖。即使人家死逼他说出情况来，他也会设法想出些别的什么，撒一两句谎，而把这类的话瞒住不说的！反过来说，我还要重复一下，只要他不暴露关于银钱的事，那么杀人劫财以后，整个地球上就决没有人会指控他，至少没有人会指控他为谋财而杀人，因为除他以外谁也没有看见过这笔钱，谁也不知道家里会有这样一笔钱。即使有人指控他，也一定会认为他是出于别的什么动机而行凶的。但既然事先谁也看不出他怀有这样的动机，却反而看出他被主人所宠爱，为主人所信任，因此不用说，别人最不容易怀疑到他，而最容易怀疑到那些具有这样的动机，自己也嚷嚷有这样的动机，而且毫不隐瞒地向众人诉说这些动机的人，一句话，会怀疑被害者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这样，斯麦尔佳科夫杀了人，劫了财，而死者的儿子被指控，这对于杀人的斯麦尔佳科夫来说不是正得其所哉么？可现在斯麦尔佳科夫在起意杀人以后，却竟事先会把关于银钱、信封和暗号的事情偏偏都去告诉德米特里，这合乎逻辑么？这能叫人弄得明白么？
　　“斯麦尔佳科夫预谋杀人的日子到了，可他却假装发羊癫疯，摔了跤，为了什么？莫非首先是为了好让本来打算自己治病的仆人格里戈里看见没人看守，只好延期治疗，亲自来看守？其次是为了好让主人自己看见没有人保护他，生怕儿子进来（这点他并不隐瞒），因此加深疑惧，更加强戒备？最后，尤其是为了好让人家立刻把为羊癫疯所苦的他，斯麦尔佳科夫，从他一向远离别人独身居住，并且另有出入口的厨房，搬到厢房的另一头，格里戈里卧室里的隔板后面，离他们两人的床只三步远的地方么？——因为每当他犯了羊癫疯，出于主人的吩咐和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的慈悲心肠，老早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他躺在隔板后面，为了装病装得象些，自然多半要不住呻吟，弄得他们俩整夜醒着（据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所供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而这一切，这一切莫非会更便于他突然从床上起来，跑出去杀死主人么？
　　“但有人会对我说，他所以装病，也许正是为了使人家把他当作病人，不想到他头上来，而他把关于银钱和暗号的事告诉被告，也正是为了好让被告忍不住自己跑来杀人，而等到他杀人劫财，逃之夭夭，也许还弄得沸反盈天，吵醒证人之后，那时候斯麦尔佳科夫就好起身离床，走了出去，——嗯，出去做什么呢？就是走出去再把主人杀死一次，再去取已经被拿走的银钱！诸位，你们觉得好笑么！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做这样的假设，但是你们能想象得到么，被告所咬定的却正是这话。他说：在我已经从屋里走出来，把格里戈里打倒，闹了乱子以后，他起床走出去，杀了人，劫了财。我也不必说斯麦尔佳科夫怎么能预先全都算到，全都未卜先知，对一切都瞭如指掌，而且恰恰算到这个恼火得发狂的儿子跑来以后，会单单只为了恭恭敬敬地向窗内张望一下，尽管知道暗号，却仍退了出去，却把到口的食全留给了斯麦尔佳科夫！诸位，我现在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斯麦尔佳科夫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作的案？请你们指出这个时间来，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指控他。
　　“‘也许羊癫疯是真的。病人忽然醒了过来，听见了喊声，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样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对自己说，让我去杀死主人？但是他怎么会知道里面所发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时以前还一直躺在那里，人事不知？诸位，你们知道，幻想也总得有个限度！
　　“‘也许是这样，’细心的人会说，‘但要是他们两人同谋，一块儿杀人分赃，那又怎样呢？’
　　“是的，这的确是个很有分量的问题，而且首先，马上就可以拿出支持这个疑问的极大的佐证：一个动手杀人，承担一切，另一个同谋者蜷卧在床，假装发羊癫疯，——就是为了预先引起大家的疑惑，使主人、格里戈里提心吊胆。有趣的是这两个同谋者到底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样疯狂的计划来呢？但是，也许这共谋在斯麦尔佳科夫来说并不是主动的，而可以说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也许受了恐吓的斯麦尔佳科夫只答应对于谋杀不阻挡，但因为预感到人家会指控他纵容谋杀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预先请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允许他到时假装羊癫疯发作，躺在那里，‘你尽管去杀你的罢，与我不相干。’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样因为羊癫疯一发，家里一定会引起慌乱，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预先见到这一层，也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个主意的。……不过我可以暂且让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结果仍是一样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终归是凶手，直接的凶手，是他起意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只是被动的参与者，甚至还不是参与者，而只是由于惧怕才违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纵容。法庭是一定会区别对待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被告刚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麦尔佳科夫一人身上，只对他提出指控。并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谋，却只指控他一个人，说这是他一个人做的事，他杀人越货，是他一手干的！既然两人立刻互相对咬，那又算是什么同谋呢？这是永远不会有的事。而且你们应该注意，这在卡拉马佐夫是极冒险的事：他明明是主谋，而斯麦尔佳科夫却不是，只是纵容者，作案时正躺在隔板后面，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个躺倒的人身上！那个躺着的人一生气，单单为了自卫也很可能会马上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他会说，这是两个人都参与干的，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是因为害怕才准许和纵容了他。因为斯麦尔佳科夫会明白，法庭一定会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惩罚，也一定会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罚要轻得多。但要是果真这样，他不用说是一定会直供出来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见这种情形。斯麦尔佳科夫一点也没有露出同谋的话，尽管凶手曾坚决地把他指控出来，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但如此：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反而坦白说，是他自己把关于装钱的信封和暗号告诉被告的，要是没有他，被告将毫无所知。假使他果真同谋犯罪，他会不会在预审的时候这样轻易地说出这话，说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诉被告的呢？相反地，他必然会一味抵赖，把事实加以歪曲和缩小。但是他既没有歪曲，也没有缩小。只有无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谋的人，才能这样做。现在他由于羊癫疯和不久前爆发的这桩祸事，害起了病态的忧郁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杀了。死后留下了用他那种特别的文体写的一张纸条：‘我出于自觉自愿，消灭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无涉。’是的，最好他在纸条上再添上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但是他并没有添上。他的良心对一件事情敢做，而对于另一件事情却不敢么？
　　“可怎么回事呢，刚才又有三千卢布缴到了法庭上，据说，‘这就是原来装在物证桌上放着的那只信封里的钱，是昨天从斯麦尔佳科夫手里拿到的。’但是诸位陪审官，你们自己也记得刚才那幅悲惨的图画。详细情形我不再复述，但我要挑选其中两三个最不重要的情节来说一说我的看法，——正因为它们不重要，所以不是每个人想得到，而且是容易忽略的。第一，还是那套话：斯麦尔佳科夫由于受良心谴责，昨天把钱缴回，自己悬梁自尽了（因为没有良心的谴责，他是不会交出钱来的）。而且不用说，他自然是在昨天晚上才第一次对伊凡·卡拉马佐夫承认他的犯罪，就象伊凡·卡拉马佐夫自己宣称的那样，要不然后者为什么一直缄口不言呢？那么说，他确实是作了坦白，但我又要重复一句，既然这样，既然他明知明天就将对无辜的被告进行可怕的审讯，那他又为什么不在他临死的那张字条里向我们宣布出全部的事实呢？光是钞票不能算做证据。比方说，我和在这大厅里的另外两个人，就在一星期以前完全偶然地得知一桩事实，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曾把两张年息五厘的五千票面的库卷，一共一万卢布，寄到省城里去兑现。我说这话的意思是钱在一个时期内是大家都可能有的，缴出三千卢布，并不能完全证明它就是那笔钱，就是从某个抽屉或信封里拿出来的钱。还有，伊凡·费多罗维奇在昨天从真正的凶手那里得到那样重要的消息，却竟会抱着若无其事的态度！为什么他不立刻告发呢？为什么他要拖延到第二天早晨呢？我以为我有权这样猜测：一星期来他的健康失调，曾对医生和他的亲近的人承认他常看见幻影，遇到已亡故的人们，他当时已处于发作脑炎的前夜，而今天果真发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出其不意地听到斯麦尔佳科夫自杀的消息，便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人已经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来拯救兄长。钱我有，只要拿出一叠来，说这是斯麦尔佳科夫临死时交给我的就行了。’你们会说，这是不光明的事；虽然诬赖的是死人，撒谎总是不光明的，即使是为了救兄长也一样。这话也对，但如果他的撒谎是无意识的呢？可能他自己就这样认为，因为他由于仆人暴卒的消息已完全丧失了理智。你们刚才看见过那幅情景，看见过这人处在什么状态下。他站在那里说话，但是他的理性在哪里？就在这脑炎病人的供述以后，出现了一个文件——被告给维尔霍夫采娃小姐的信，是他在犯罪前两天所写，把犯罪的详细计划都预先说了。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寻找另一个计划和它的编制者呢？事情是完完全全照着计划实行的，而实行的人就是它的编制者，决不是别人。是的，诸位陪审员，‘完全照所写的那样实行了！’他根本没有恭敬而小心地从父亲房间的窗户那里跑开，尤其是因为他深信他的情人就在房里。是的，说他走开了是荒诞不经的，他确实走了进去，把事情了结了。他大概刚一看见他不共戴天的情敌，就怒火中烧，在激怒中杀了他，他也许是一下子，一挥手，用铜杵杀的。但杀了之后，经过详细的搜查，虽明白了她并不在那里，却仍旧不忘记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拿出装钱的信封，它的撕碎了的空套现在就和其他物证一起放在桌子上。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让大家注意到据我看来极具特征的一桩事实。假使他是有经验的凶手，蓄意劫财的凶手，他会把空信封留在地上，象在尸首附近发现时的那个样子么？假使这是斯麦尔佳科夫为了劫财而谋杀的，他一定会直截了当把信封带走，不必费事站在尸首旁边把它拆开来，因为他早就知道信封里是钱，——那本来是当着他的面装进去封好的，——假如他把信封完全带走，那就谁也不会知道是不是发生过劫财的事了。我问你们，诸位陪审员，斯麦尔佳科夫会不会这样做，他会不会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呢？不，会这样做的正是一个已经失了理性的发狂的凶手，这凶手不是贼，在这以前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现在从床铺下抢走钱时也并不象在偷东西，而只是在向偷东西的贼那里拿回自己的东西，——因为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于这三千卢布恰恰是这样想的，这种想法使他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所以现在他抓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信封时，就撕了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就把钱朝口袋里一揣，跑了出去，甚至想也没有想到他在地板上给自己留下了极大的罪证，就是那个撕碎了的空信封。原因全在于那是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麦尔佳科夫，所以才会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他哪里还顾得到这些！他跑了出去，他听到追他的仆人的呼喊，仆人抓到他，阻拦他，但被铜杵打倒了。被告出于怜悯的情感跳下来看他。请想想看，他竟忽然告诉我们他当时跳下来是出于怜悯，出于一种同情心，为的是看一看能不能救护他。请问，那是表现这种同情心的合适时刻么？不，他所以跳下来，就是为了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证人是不是还活着？一切别的情感，一切别的动机都是不自然的！你们要注意，他在格里戈里身边忙了好一会，用手帕擦拭他的头，在确信他已经死了以后，才象丧魂失魄似的，带着满身血污，又跑到他的情人家里去。——他怎么会不考虑到自己满身血污，会立刻被人发觉呢？但是被告自己告诉我们，他甚至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满身血污。这是可以相信的，这是十分可能的，在这种时候犯罪的人总是这样。一方面精明得象魔鬼，另一方面又毫无头脑。在这时候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她在哪里。他必须赶快知道她在哪里，因此他跑到她家去，才知道了一个对他来说是突如起来的惊人消息：她到莫克洛叶去会她‘以前的’‘无可争议的’那一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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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种种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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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驰的三套马车。
　　检察官演词的终结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演词显然一直采取了严格的历史叙述的方式，——所有神经质的演说家都极爱用这个方式，他们故意设下严格限定的范围，以克制自己那种忘乎所以的狂热。他说到这里以后，对于这位“以前的”“无可争议的”人物特别多提几句，抒发了几点特别有趣的想法。“本来醋劲极大的卡拉马佐夫仿佛突然一下子在这位‘以前的’‘无可争议的’人物面前丧胆落魄、销声匿迹了。最奇怪的是他以前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情敌对自己的新威胁。他老以为这还离得很远，而卡拉马佐夫是永远只生活在目前的。他大概甚至还认为他是虚构的东西。在他怀着痛苦的心情一下子明白了，这女人所以把这个新的情敌隐瞒不提，一直欺哄他，也许正因为这个新情敌对于她并不是幻想，也不是虚构，却是她一生的希望，——他在突然明白了以后，顿时变得心平气和了。是啊，诸位陪审员，我不能抹杀被告身上这种出人意料的心灵特点。乍一看，被告似乎怎么也不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可是现在他突然之间热切地坚持真理，尊重妇女，承认她有爱情的权力了。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就在他为了她而双手沾满父亲鲜血的时候！老实说，这时候那杀人所流的血已经在索取代价了，因为他既然葬送了自己的心灵和在世上的前途，便不由得会立时感到，而且扫心自问：‘现在他对于她，对于这个他爱得甚于自己的灵魂的人来说，还能有什么价值，他怎么还能和这个“以前的”“无可争议的”人相比，这个人已经心里感到忏悔，带着新的爱情，诚实的提议，和对于再生的、幸福生活的誓约回到他曾经陷害过的女人这里。而不幸的他，现在还能给她点什么？还能向她作什么提议？’卡拉马佐夫明白了这一切，明白他的犯罪堵塞了他的一切前途，他只是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而不再是个还值得活下去的人！这念头把他压倒，把他摧毁了。他一下子选择了一个疯狂的计划。依照卡拉马佐夫的性格，他不能不把这个计划看作是解脱他的可怕处境的一条唯一的、注定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自杀。他跑去赎取抵押给官员彼尔霍金的手枪，一边在路上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为了这笔钱竟使他用父亲的血玷污了自己的手。唉！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卡拉马佐夫将要死去，卡拉马佐夫将要自杀，但总得让人记住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总不愧是个诗人，曾象两头都点着的蜡烛一般烧尽了自己的一生。‘我要到她那儿去，到她那儿去，——我要在那里高张盛宴，空前的盛宴，让人们永远记住，永远讲不完。在粗野的喧嚷，茨冈人疯狂的歌舞之中，我要举起酒杯，庆祝我所深爱的女子，祝她享受新的幸福，然后，就在她的脚下，砸碎我的脑袋，了结我的一生！她以后会想起米卡·卡拉马佐夫，明白米卡是怎样爱她，会怜惜米卡的！’这里面有许多矫揉做作，许多浪漫的疯劲和野蛮的卡拉马佐夫式的多情善感和放纵任性，——此外，诸位陪审员，还有一些什么别的，充塞灵魂，萦回脑际，把他的心都揉碎了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良心，诸位陪审员，就是良心的裁判，良心的可怕谴责！但是手枪将了结一切，手枪是唯一的出路，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至于死后呢？我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在那一刻想没想过‘死后将怎样？’的问题。而且也不知道，卡拉马佐夫究竟能不能照哈姆雷特的样子想到死后的情形。不，诸位陪审官，他们有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详细描述了米卡准备出行的情景，在彼尔霍金家的一幕，在小铺里，以及和马车夫谈话的情节。他引证了许许多多经证人确认的语句、言词和神情姿势，而他所描绘的这幅图景对听众的信念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各种事实的总和使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这发狂般任性胡行，不再珍惜自身的人的有罪，显得再也没法否认。“他已经不值得再珍惜自己了，”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他几乎有两三次完全坦白承认了这一点，几乎已经点明，只是没有完全说出罢了。”（说到这里引述了几个证人的供词。）“他甚至在路上对车夫说：‘你知道不知道，你载的是一个凶手！’但是他毕竟还不能完全说出来，他必须先到莫克洛叶村去，做完他的文章。但谁料到那儿是什么在等待着这个不幸的人呢？ 原来他到了莫克洛叶的最初几分钟内就看出， 而且不久就完全明白，他那‘无可争议’的情敌也许并不见得那么无可争议，人家并不希望、也不想接受他的祝贺。但是诸位陪审员，你们已经从法庭侦讯中知道一切事实。卡拉马佐夫无疑地占了他的情敌的上风，他的心灵中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甚至是他的心灵过去未来曾经经历和可能经历的一个最可怕的阶段！诸位陪审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大声感叹道：“遭到玷污的天性和犯罪的心灵会对自己进行报复，比任何人间的制裁都更为彻底！不但如此：法庭的制裁和人世间的刑罚甚至会减轻天性的惩罚，在那样的时刻，罪人的心甚至正需要它们，以便把它从绝望中挽救出来，因为我简直不能设想，当卡拉马佐夫知道了她爱他，她为了他拒绝了她的‘以前的’、‘无可争议的’旧情人，她召唤他——‘米卡’一块儿去过新的生活，允许给他幸福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恐怖，精神上又是多么痛苦。而这正巧是在什么时候？正巧是在他一切都已幻灭，什么都已经谈不上的时候！这里，我还要顺便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一点，以说明被告当时的处境的真相。这个女人，他热恋的对象，直到最后的一分钟以前，甚至直到他被捕的一刹那以前，对他来说还始终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并没有当时就自杀，却放弃了已下的决心，甚至忘记了他的手枪放在哪儿了呢？原来正是那种强烈的爱的饥渴和立刻就可以满足这种饥渴的希望拦阻了他。在狂饮烂醉的时刻，他紧紧黏在他爱人的身边，她和他一同喝酒，在他眼里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妩媚动人。他一步也离不开她，欣赏着她，在她面前忘记了自己。这种强烈的饥渴在一个短时间里甚至不仅能压下他对被捕的恐惧，而且足以抑制他的良心的谴责。一个短时间里！唉，只是在一个短时间里！我设想当时罪人的心情是正处在完全把他压倒的以下几种因素的绝对支配之下。首先是泥醉的状态，喧哗吵闹，舞姿杂沓，歌声刺耳，而她，醉颜绯红的她，一面唱，一面跳，醉眼惺忪地向着他笑！其次，是一种使他振奋的，隐约的幻想，觉得注定的结局还离得很远，至少不近，——也许明天早晨才会来逮捕他。这就是说，还有几小时，这已经很多，简直太多了！在几小时内可以想出许多办法。我设想他当时的情形有点象一个罪犯被领到断头台上去处死刑：还须走一条长长的街道，而且是一步步地，从成千上万的人群面前走过，以后再折到另一条街，在另一条街的末端才是那个可怕的广场！我总觉得，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行刑队伍出发的时候，坐在囚车上面，的确会感到在他的面前还有着无限长的生命。房屋往后倒退，马车一直向前走，——但这不要紧，离开拐上第二条街的转角还远得很，他还在那里精神抖擞地左顾右盼，朝成千上万带着冷酷的好奇心瞧着他的人们看着，还觉得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现在拐到另一条街上去了。这不要紧，不要紧，还有整整一条街。无论走过多少房屋，他总是想：‘还剩下许多房屋哩。’这样一直到走完为止，一直到广场为止。我觉得卡拉马佐夫当时也是这个情形。他心想：‘他们还来不及赶到，还可以找找出路，还有时间想出抵御的计划，而现在，现在，——现在她是多么的美丽！’他的心里感到模糊的害怕，但是他还能从容地把那笔钱的半数留起来，藏在什么地方，——要不然，我就不明白，他刚从父亲的枕头底下拿来的三千卢布的一半会消失到哪里去了。他到莫克洛叶去已不是初次，他已经在那里喝过了两昼夜的酒。这所多年的大木房有许多堆房和围廊，是他所熟悉的。我总以为一部分钱在那时候，在被捕前不久的时候就藏起来了，而且一定在这所房子里，在地板缝、墙缝里，在某块地板底下，或者某个角落，顶棚下面。——为什么？怎么为什么？灾祸立刻就会发生的，当然我还没有想好对策，我没有工夫，我的脑袋里直嗡嗡，我的心还黏在她的身上，但是钱呢——钱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必要的！人有了钱，到处可以做人。也许你们觉得这时候还会有这样的精明算计是不自然的吧？但是他自己也说过，在一个月以前，在一个对于他也是十分惊惶而不幸的时刻，他曾把三千卢布分出了一半，缝在一个护身香囊里，尽管这话自然是不实在的，我们下面马上就要加以证明，但是这样的念头总是卡拉马佐夫常想的，是他考虑过的。不仅如此，当他以后对检察官说，他曾把一千五百卢布分出来，放在护身香囊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件东西），也许他临时想出这个托词来，正是因为他在两小时以前灵机一动，为了避免保存在身边，曾把一半的钱藏在莫克洛叶的什么地方了，以防明天早晨发生意外。两个深渊，诸位陪审员，你们要记得，卡拉马佐夫会一下子同时洞察两个深渊！我们在那所房子里找过了，却没有找到。也许这笔钱还在那里，也许第二天就失踪了，现在还在被告那里。总而言之，他在她的身边被捕，当时他正跪在她面前，她躺在床上，他的两手伸向她，他在那时候忘记了一切，竟没有听见逮捕他的人已走到了跟前。他的脑子里没有工夫准备回答的话。他和他的脑子一块儿出其不意地被抓住了。
　　“诸位陪审员，他现在站在裁判官面前，站在决定他的命运的人们面前。诸位陪审员，有的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在别人面前几乎感到害怕，替他害怕！这就是当一个犯人看见大势已去，但还在那里挣扎，还打算和你们抗争时，我们看到了他那兽性的恐怖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他发挥了自己身上一切自卫的本能，为了拯救自己，用怀疑的、悲哀的、锐利的眼光望着你们，琢磨和研究你们，注意你们的脸庞，你们的思想，猜测你们将要从哪一方面进行打击，在惊惶的脑子里闪电似的构想着几千种对付的计划，但总怕说话，怕说错了话！这种人类心灵卑下的时刻，这种心灵的痛苦折磨，这种兽性的拯救自己的渴望，——那是多么可怕！有时甚至会打动预审推事，使他产生对于罪犯的同情心！而这正是我们当时所曾经亲眼目睹的。他起初吓昏了头，在恐怖中漏出几句对他大为不利的话来：‘血呀！我真罪有应得！’但是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说些什么，怎样回答，这一切他还没有准备好，但却准备好了一味矢口否认：‘我对于父亲的死并没有犯罪！’这是暂时先垒起的一道围墙，以后也许还可以在围墙里面再筑起一座壁垒。为防我们进一步追问，他对最初漏出的几句对自己不利的话急忙解释，说他承认自己有罪，只是指打死仆人格里戈里而言。‘我对于这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诸位，谁杀死父亲的？谁杀死的？如果不是我，谁能杀死他呢？’你们听听：他反倒来问我们，问特地跑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你们听到他这句预先说上前的话没有——‘如果不是我’，注意到这种野兽般的狡猾，这种幼稚的语气，这种卡拉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没有？不是我杀的，你们连想都不应该想是我杀的：‘我想杀，诸位，我曾经想杀，’他连忙承认（他说得那么匆忙，实在太匆忙了！），‘但是我到底没有犯罪，不是我杀的！’他说他想杀，是对我们的让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自己看见，我是多么的诚实，所以你们更应该赶快相信不是我杀死的。唉，罪人在这种场合下有时真会变得难以置信地轻率和轻信。当时，预审的法官们好象完全不经意似的，突然单刀直入地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的？’这一来就发生了正好是我们预料中的情形：他非常恼火，因为人家抢到了他头里，在他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选好和抓到最适当的时机引出斯麦尔佳科夫来的时候，就出其不意地打中了他的要害。出于他的本性，他立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自己竭力对我们解释起来，说斯麦尔佳科夫决不会杀人，没有杀人的能力。但是你们不要相信他，这只是他的狡猾手段：他根本没有撇开斯麦尔佳科夫，正相反，他还要把他抛出来的，因为不把他抛出来就没有别人可抛，不过他想找另一个时间，因为眼前这个机会暂时被破坏了。他也许要到明天，或者甚至过几天以后才把他抛出来，他会选好一个时机自动向我们嚷起来：‘你们瞧，我自己曾比你们更坚决否认斯麦尔佳科夫有罪，你们自己应该记得，但是现在连我也相信了：这是他杀的，不是他又是谁！’可是在他正阴沉而气恼地否认的时候，一种恼怒和不耐的心情却促使他作出了一个极其笨拙而不可信的解释，说他如何朝父亲的窗内张望了一下，又如何恭恭敬敬地离开了那个窗子。这主要是因为他还不了解，不知道苏醒过来的格里戈里已作出了怎样的证词。我们着手搜查他的身体。搜查使他发怒，却也使他壮了胆：没有找到全部三千卢布，只找到一千五百。而且不用说，正是在他恼怒地沉默和否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才第一次产生了关于护身香囊的念头。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感到这种虚构是多么难以令人相信，所以他费尽心机，拼命费尽心机地想使它显得可信些，把它编成一套煞有介事的神话。预审的法官们遇到这类情况，最要紧的一件事，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不让他有所准备，出其不意地进行突然袭击，使罪犯把他的隐秘的念头十分天真、荒诞而且矛盾地吐露出来。只能用一种方法使罪犯开口，那就是出其不意而且似乎毫不经意地告诉他一桩新的事实，一桩意义重大，但他一直毫未料到，而且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的情节。这样的事实就在我们手头，早就在我们手头预备好了：那就是仆人格里戈里清醒过来以后所供被告从里面跑出来的那扇敞开着的门的事。关于这扇门他完全忘记了。至于格里戈里会看见它开着，更是完全没有料到。发生的效果大极了。他跳起身来，忽然对我们嚷道：‘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的，是斯麦尔佳科夫！’这样他就泄露了他的这个主要的隐秘的念头，而且是在最荒唐不可信的方式下泄露的，因为斯麦尔佳科夫只有在他把格里戈里打倒在地抽身逃走以后才可能杀人。当我们告诉他，格里戈里在倒下以前就看见房门敞开着，而他走出卧室的时候，还听见斯麦尔佳科夫在隔板后面呻吟，——卡拉马佐夫听了真象是挨了一闷棍。我的同事，我们聪明可敬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以后对我说，他在那时候心里可怜起他来，简直想掉眼泪。就在这时候，为了想挽回局势，被告才连忙把所谓护身香囊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仿佛在说，好吧，那你们就听这个故事吧！诸位陪审员们，我已经向你们表示过我的意见，为什么我认为一个月以前把钱装在护身香囊里的那套话不但荒诞，而且是极不可信，因为这种虚构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才想出来的。即使有人打赌想说出和想出最不可信的故事来，他也想不出比这再坏的东西了。主要的是，别人可以用一些细节来把这种得意非凡的故事家逼入困境，压得粉碎，现实生活是永远不乏这种细节的，但那些不幸的、身不由己的编谎人却总是把它们当作似乎完全没有意义、没有用处的小玩意而加以忽视，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是的，他们在这种时候顾不到这些，他们的脑筋只在那里创造庞然大物，谁敢请他们注意这类琐碎的东西！但是恰恰就在这上面他们被抓住了！人家问被告：‘你缝护身香囊的材料是从哪里拿到的？谁给您缝的？’‘我自己缝的。’‘但是那块布是从哪里拿到的？’被告生气了，他认为这简直是故意找他麻烦的小事情，而且你们信不信，他确实是真的生了气，真的生了气！他们这类人都是这样的。‘那是我从衬衫上撕下来的。’‘好极了。这么说，我们明天就会在您的衬衣裤中找到这件撕掉了一块布的衬衫。’你们可以想象，诸位陪审员们，如果真有这件衬衫，那在他的皮箱或衣柜里是不会找不到的，而只要我们果真找到了那件衬衫，那就成为一个事实，一个具体事实，证明他的供词的正确！但他是不可能这样想的。‘我不记得了，也许不是从衬衫上撕下来的，我是用女房东的压发帽缝的。’‘什么压发帽？’‘我从她那里拿来的，就在她那里乱放着，一顶旧的布帽子。’‘您记得很清楚么？’‘不，我记得不大清楚。……’他当时那种生气的样子，真是不得了，但是你们想一想：怎么会不记得呢？在一个人最可怕的时刻，例如在被押去处刑的时候，会记清的恰恰是这些琐碎的事情。他会忘却一切，但是对于他在路上偶尔看到的某所楼房的绿色的屋顶，十字架上的乌鸦，却记得清清楚楚。他在缝护身香囊的时候，是背着屋里的人的，他应该记得：他手拿针线的时候，怎样感到屈辱地害怕得要命，生怕有人进来撞见；怎样在敲门的时候跳起身来，跑到隔板后面去，——他房间里有这样的隔板。……可是诸位陪审员，我为什么要把这一切，所有这一切详情细节告诉你们呢？”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忽然把声音提高说，“就是因为被告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坚持着他这一套荒唐的说法！在这两个月里，从他最不幸的那个夜晚以来，他没有做一个字的说明，没有在以前杜撰出来的供词上增添一桩现实的、能够说明问题的事实。他的意思是说这一切全是鸡毛蒜皮，你们相信我的名誉担保好了！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急于要相信，即使相信你的名誉担保也行！我们难道是喝人血的狼么？请你们哪怕指出一件对于被告有利的事实来也好，我们非常欢迎，——但必须是具体的、实在的事实，而不是他的亲兄弟从被告的脸色上得到的推论，也不是指出他敲胸脯，就一定应该是指着那个护身香囊，而且还是在黑暗之中。我们很乐于得到新的事实，我们可以首先放弃我们的控诉，我们可以立刻放弃。可是眼前呢，公道在那里要求伸张，我们只能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们什么也不能放弃。”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转入了讲词的结尾。他好象得了疟疾，他大声疾呼地要求为所流的血复仇，为被儿子“以卑鄙的劫财的动机”而杀死的父亲的血复仇。他坚决地指出了各种悲惨而罪恶的事实的总和。“无论你们将要从才能卓著的被告律师那里听到什么话，”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忍不住了，“无论这里将会发出什么样雄辩感人的言词来打动你们的心，你们总应该想到，此刻你们是正站在正义的庙堂之上。要想到，你们是我们的真理的维护者，我们神圣的俄罗斯的维护者，它的基础、它的家庭、它的一切神圣的事物的维护者！是的，你们眼前是正在这里代表着俄罗斯，你们的判决不仅将在这间大厅里回响，还将传遍整个俄罗斯，整个俄罗斯，整个俄罗斯将倾听你们，把你们看做他们的维护者和裁判者：你们的判决对他们不是鼓舞，就是挫折。不要辜负俄罗斯和它的期待吧，我们的不幸的三套马车正向前飞驰，也许会奔向灭亡。全俄罗斯都早已在伸出手来，要求制止这疯狂而不顾死活的狂奔。如果说别的民族暂时还在躲闪这辆没命奔驰的三套马车，那也许并不是出于尊敬，象诗人所希望的那样，却完全是由于恐怖。你们要注意这一点。由于恐怖，也许甚至是由于轻视它，而且单单躲闪还算是好的，只恐怕说不定竟会突然不再躲闪，而会象一堵墙似的坚决挡在这狂奔的噩梦面前，自己挺身来阻止我们这种无法无天的、疯狂的奔跑，以便拯救自己，拯救教育和文明！我们已经听到这种从欧洲传来的惊惶的呼声。这声音已经开始传播了。千万不要挑拨他们，不要做出为亲子杀父开脱罪名的判决，来加剧他们那愈来愈增长的忿恨！……”
　　总之，尽管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还十分醉心于滔滔雄辩，但终于还是以动人的辞令结束了他的演说，而事实上，他的演词所产生的印象也确实是很强烈的。他本人一说完之后，就连忙离开大厅到另一个房间去，而且，我再说一句，几乎在那里昏了过去。听众没有鼓掌，但是一班正经的人都很满意。只有太太们不大满意，不过也很喜欢听他的巧妙的辩才，况且她们并不担心后果，因为她们一心指望费丘科维奇能左右一切，“只要他一开口，自然会驳倒所有的人！”大家瞧着米卡。他在检察官说话的时候一直默默地坐着，捏紧拳头，咬紧牙关，低下头。只是偶尔抬起头来，倾听一下。特别是在提到格鲁申卡的时候。当检察官引述拉基金议论她的话的时候， 他的脸上表现出轻蔑的、 恶狠狠的冷笑，并且相当响亮地说了一句：“伯纳德！”在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叙述他怎样在莫克洛叶审问他、折磨他的时候，米卡带着十分好奇的神情抬头倾听。说到某一段话时，他甚至仿佛想跳起来，嚷出几句什么话来，但到底勉强控制住了自己，只是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至于演词的末段，就是关于检察官在莫克洛叶审问罪犯时的业绩，事后我们社会上曾加以议论，还嘲笑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说：“这个人到底忍不住要夸一夸自己的能干。”
　　法庭暂停审理，但只休息了很短的时间，有一刻钟，至多二十分钟。旁听的群众里面传出一阵谈话声和感叹声。我记下了一些来：
　　“一篇有分量的演说！”在一堆人中有一位先生皱着眉头说。
　　“加上了许多心理分析。”另一个声音说。
　　“这全是事实，驳不倒的真理！”
　　“是的，这方面他是个能手。”
　　“他还下了结论。”
　　“他也给我们做了结论，”第三个声音接口说，“记得么，在演说开头的时候，他说大家全跟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模一样。”
　　“结尾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他这话全是信口胡说。”
　　“而且有些地方说得含含糊糊。”
　　“有点说走了嘴。”
　　“不很公平，不很公平。”
　　“但到底还巧妙。这个人盼了好久，现在总算有了说一说的机会，哈哈！”
　　“且看辩护律师怎么说？”
　　在另一堆人里：
　　“他刚才把彼得堡的律师挖苦了一句，那又何必呢？你们不记得他所说‘打动人心’的话么？”
　　“是的，他这话说得有点蠢。”
　　“太沉不住气了。”
　　“神经质的人。”
　　“我们在这儿说说笑笑，可是被告是什么感觉呢？”
　　“是的，米卡怎么样呢？”
　　“且看律师怎么说吧！”
　　在第三堆人里：
　　“那位拿着长柄眼镜的太太，胖胖的，坐在边上，她是谁呀？”
　　“那是将军夫人独自一个人，已经离了婚的，我认识她。”
　　“怪不得，还拿着副长柄眼镜哩。”
　　“一个臭女人。”
　　“不，长得挺妖艳。”
　　“在她旁边隔两个座位，坐着一个金发女人，比她还漂亮些。”
　　“他们当时在莫克洛叶抓住他的时候，干得挺漂亮，对么？”
　　“干得倒是很漂亮。可他又大讲特讲起来。这事他在这儿挨家讲了有多少遍了。”
　　“今天也仍旧忍不住。虚荣心。”
　　“他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嘿嘿！”
　　“也是个好生气的人。过分讲究辞藻，句子长得厉害。”
　　“而且尽吓人，你们注意到了么，尽吓人。记得关于三套马车的话么？‘他们有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他这句话说得很巧妙。”
　　“他这是拍自由派的马屁。他怕他们！”
　　“还怕律师。”
　　“是啊，费丘科维奇先生不知会说些什么呢？”
　　“不管他说什么，也不会把我们这些乡下人说服的！”
　　“您这样认为么？”
　　在第四堆人里：
　　“他那一段关于三套马车的话，就是关于别的民族那套话，倒说得很好。”
　　“他说的是实话，你记得他说别的民族不会等待的那句话么？”
　　“怎么样呢？”
　　“上星期在英国议会里有一位议员为了虚无党问题起来质问政府：现在是不是应该对野蛮民族实行干涉，加以教化了。伊波利特指的就是他，我知道就是指他。他在上星期谈到过这件事情。”
　　“这不是傻瓜们容易做到的事。”
　　“什么傻瓜？为什么不容易做到？”
　　“我们会把喀琅斯塔特封锁住，不运粮食给他们。他们到哪里去弄粮食呢？”
　　“不能到美国去弄么？他们现在已经到美国去弄了。”
　　“这是胡说。”
　　但是铃响了，大家全跑回座位。费丘科维奇走上了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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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律师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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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伤人的大棒
　　著名的演说家刚一开口说出头几句话，全场就肃然无声了。整个大厅的人全都盯着他。他一开始就说得异常直率而随便，口气很自信，但却没有一点自大的神色。他完全不想施展辩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和感情洋溢的语句。他就象在一小群抱着同情态度的熟朋友中间讲话似的。他的嗓音美妙，洪亮，而且悦耳，他的声音里就仿佛带着一种诚恳、坦白的味道。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这位演说家是善于突然之间变得十分慷慨激昂起来，并且“用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打动人们的心弦”的。他的语言也许不象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那样合乎规则，但是他不用长句子，却表达得更为准确。只有一件事情是太太们不喜欢的：他似乎一直弯着腰，尤其在演讲开始的时候更是这样，并不是在鞠躬，却好象是竭力向前冲着身子想要朝听众扑过去似的，而且几乎就象把他那长长的脊背的一半弯了下来，在他的细长的腰上安装了一个铰链，使它简直差不多可以弯成九十度的直角。他开始说得仿佛有点散，似乎不大有系统，分别一件件地就事论事，但最后却联成了一个整体。他的演说可以分成两部：前半部是对于公诉的批评和辩驳，有时带着恶毒和嘲弄的口气。讲到后半部，他仿佛突然改变了语调，甚至连说话方式也变了，一下子变得慷慨激昂。会场的听众似乎正等候着这个，高兴得战栗起来。他一开始就直接进入正题，起头先说他虽在彼得堡履行律师职务，但到俄国各城市为被告辩护已不是初次，但他所辩护的总是那种他自己深信他们无罪，或预感到他们是无罪的人。“这一次我所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解释说。“从读最初报上的通讯，我就异常吃惊地觉察到了一点对被告有利的情况。简单地说，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某种法律事实，这样的事实在司法的实例中虽然累见不鲜，但我觉得从来没有象在本案中那样完整而且富有特色。这事实我本来应该等我快要说完话的时候，在结尾部分再加以概括的，但现在我却想一开始就先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开门见山，不想故弄玄虚，拖延不说，以求制造效果和惊人的印象。这在我来说也许是缺乏计算，但也恰恰说明，这是诚恳的。我的想法、我的论点是这样的：尽管大量事实的总和确实于被告不利，但如果一件件单独地加以分析，却没有一桩事实可以经得住批评！我越往下注意报纸的记载和各项传闻，就对于我的意见越加确信。这时，我忽然从被告的亲属方面接到了替他辩护的邀请。我连忙立即赶到了这里，而来到这里以后，我就更加完全地确信了。我现在承担为这个案件辩护，就是为了要击破这个可怕的事实的总和，证明据以指控的每个单独的事实是多么没有根据，而且荒诞不经。”
　　律师这样开了个头，然后突然宣布道：
　　“诸位陪审员，我在这里是新来的人。我获得一切印象都丝毫不带成见。性格暴躁、放浪不羁的被告并没有在事前冒犯过我，象他也许曾经冒犯过成百个住在本城的人那样，——就为了这个原因有许多人预先对他怀有成见。自然我也承认，此地社会上激起了道德义愤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被告生性确实暴躁而又放浪。但尽管如此，此地的社会却仍旧接待他，甚至在才干卓越的公诉人的家里，他也受到了优渥的招待。 （Nota bene①：他说出这句话来时，听众中发出了两三声笑声，虽然连忙收住，但是大家都听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检察官接待米卡并不是出于自愿，完全是因为检察官太太不知为什么把他当作是十分有趣的人。她是一位极有道德的、可尊敬的太太，但是好发幻想，性格执拗，喜欢在某种情况下，特别在琐碎的事情上和她的丈夫作对。不过米卡并不常到他们家里去。）但话虽如此，”律师继续讲下去，“我敢斗胆地说，即使象我的对手那样具有独立头脑和正直性格的人，也会对我的不幸的委托人抱有一些错误的成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按这个不幸的人所作所为，人家即使对他抱成见也是太罪有应得了。受了侮辱的道德感，尤其是受了侮辱的审美感，有时是残酷地渴望报复的。自然，在检察官的才气横溢的演词里，对于被告的性格和行为有严格的分析，对于案件也抱着严格的、批判的态度，而主要的是在说明案件要点时表现了难得的心理深度，一个人如果对于被告的态度具有多少故意的、恶毒的成见，是不会达到这样的深度的。但是要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东西是会比最恶意、最抱有成见的态度还要更加糟糕、更加坏事的。比方说，如果我们醉心于某种所谓艺术游戏，产生了诸如编写小说之类艺术创作的兴趣，尤其是在上帝赋与我们丰富的心理研究的才能的时候。我在彼得堡临动身到这里以前，有人警告我，——就是没有警告，我自己也知道，——我在这里将遇到一位堪称是深刻精明的心理学家的对手，这位对手其他的这种特长，早已在我们年轻的法律界里博得了一种特别的声誉。可是诸位，心理学虽然是很深刻的东西，却到底象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听众里发出了笑声）。啊，当然啦，你们是会原谅我作这粗俗的比喻的；我不是十分巧言善辩的能手。但我可以从检察官的演说里，随便引用一段作为例子。被告深夜在园中跳墙潜逃，用铜杵把拉住他腿的仆人打倒。然后又立刻跳回园中，在被打倒的人跟前忙碌了整整五分钟，竭力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检察官怎么也不肯相信被告所供的话是实在的，不相信他的跳下来看格里戈里是出于怜悯。‘不，在这种时刻，还会有这样多情善感的心理么。这是不自然的。他所以跳下来，就为了想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证人是还活着，还是已被杀死。他这种行动恰巧可以证明，他确已犯下了罪行，因为决不会为了别的理由、别的动机或情感而再跳进花园里去的。’这就是心理学。但如果我们就把这同样的心理学拿来，应用到案件上去，只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结果也同样是言之成理的。凶手跳下墙来，是出于小心警惕的意思，想弄明白证人是否还活着，而同时根据检察官自己的证明，凶手却竟把一个极大的物证遗留在被他杀死的父亲的书房里，那就是被撕破的信封，上面注明内有三千卢布。‘只要把这信封拿走，全世界就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信封，里面还有钱，那笔钱一定是被告劫走的。’这是检察官自己的话。现在瞧吧，一个人对于一桩事情毫无戒备，又慌张又害怕，匆忙地逃走，把物证遗留在地板上，而过了两分钟，打死了另一个人以后，却正如我们心愿似的，立刻产生了全无心肝、极有计算的戒备心。可是管它哩，心理学的奥妙处就在于在前一种情势下，我象高加索的兀鹰一般，嗜血成性，目光如剑，而在随后的一分钟里，却又麻木不仁，胆小如鼠。但既然我这样杀人不眨眼，既残忍又精明，杀人以后，还要跳下来，看证人活着没有，那么为什么还要在我的新的牺牲品旁边忙碌五分钟之久，何况还冒着可能会引出新证人来的危险呢？为什么要用手帕去擦被打倒的人头上的血，弄污手帕，以后使它成为不利于我的有力证据呢？不，既然我具有这样的计算心和硬心肠，那么跳下来以后，何不干脆就用原来的铜杵，一连再朝仆人的头上狠砸它几下，索性把他完全杀死，以便消灭证人，去掉自己的一切心病呢？再说，要说我跳下来，是为了查明证人是不是还活着，为什么同时又在小径上遗留下另一个证人，就是那根铜杵？要知道，这是我从两个女人那里抢来的，以后她们两人永远会辨认出这铜杵是自己的东西，并且可以证明是我从她们那里抢来的。而且我还并不是把铜杵遗失在路旁，由于心慌意乱而无心掉在那里的。不，我恰恰是有意扔掉我的武器的，因为它被发现时，是在离格里戈里被打倒处的十五步以外。试问：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杀了一个人，杀了老仆而感到痛苦，因此在懊恼中，怀着诅咒把作为杀人武器的铜杵扔掉，只能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把它那么使劲扔出去呢？但既然会因为杀了人而感到痛苦和怜悯，那么自然我并不曾杀死父亲。因为如果已杀了父亲，就决不会由于怜悯的心情而跳到另一个被打倒的人身旁去，那时便会有另一种情感，那时就会顾不得怜悯，只顾到自救，那是毫无疑义的。恰恰相反，我要再重说一句，我一定会完全砸破他的脑袋，而不会去在他身上花费五分钟之久。所以能有怜悯和善良情感容身的余地，就因为他本来是问心无愧的。因此，这又是另一种心理学。诸位陪审员，我自己现在故意也来援用心理学，就为的是要明白地指出，从这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推出任何结论来的。问题全在于它落在什么人手里。心理学甚至可以诱使最严肃的人也去想入非非，而且会完全身不由己。我说的是过分迷恋心理学，诸位陪审员，我说的是对于心理学的某种滥用。”
　　这时观众里又传出赞成的笑声，全是针对检察官而发的。我不打算详尽引述这位律师的全部演说，只想择出其中主要的几段，几个最主要的论点来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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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拉丁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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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既没有钱也没有抢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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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的演说中有一个论点，使大家都大吃一惊，那就是完全否认这倒楣的三千卢布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抢劫的可能。
　　“诸位陪审员，”律师开始说，“在这个案子里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最使一切刚来的、没有成见的人觉得惊愕，那就是控诉抢劫，同时却完全不能在事实上指出：所劫的是什么？据说，所劫的是钱，就是那三千卢布，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是否实际存在。你们想一想：第一，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三千卢布，谁看见的？只有仆人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看见过，而且指出这钱是放在信封里，还注有几行字。也是他，在灾难发生以前，就把这事告诉了被告和他的兄弟伊凡·费多罗维奇，也曾通知过斯维特洛娃小姐。但是这三个人自己都并没有看见过这笔钱，看见过的还是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这里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假使果真有这笔钱，斯麦尔佳科夫果真看到过，那么他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如果主人把这笔钱从床上拿走，又放在小箱里，没有对他说，又怎样呢？你们要注意，据斯麦尔佳科夫说，钱放在床上被褥底下；被告应该从被褥底下摸出来，但是床铺一点也没有弄皱，对于这层，笔录里记载得清清楚楚。被告怎么会一点也不弄皱床铺？还有他的染满了血的手，怎么竟没有弄脏特地铺上的干净而细致的床单？有人会说：地板上那个信封怎么说呢？关于这信封，倒正值得我们好好谈一下。我刚才甚至感觉有点惊讶：才智高超的检察官在提到信封以后，就在他指出关于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这种怀疑十分荒诞的时候，曾突然自己说明，——诸位听清楚，他是自己声明的：‘假如没有这个信封，要是它不留在地板上成为一个物证，要是抢劫的人把它带走了，那么全世界没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信封，信封里面有钱，从而知道那钱是被告抢走了。’因此，甚至检察官自己也承认，只有这一块上面写着字的破纸，是控告被告抢劫的根据，‘要不然，谁也不知道抢去了钱，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笔钱。’但是难道仅仅因为有一块破纸留在地板上就能算做里面曾放过钱，而且这钱已被抢走的证据么？有人会回答：‘可是斯麦尔佳科夫看见过这信封里有钱的。’但是他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看见的？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句话。我同斯麦尔佳科夫谈过，他对我说，他在灾祸发生的前两天看见过这笔钱！但是为什么，比方说，我不能作以下的设想呢，那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老头子独自关在屋里，在不耐烦地、歇斯底里地期待着他的情人来到时，由于无事可做，突然把信封拿出来，拆开封口说：‘要信封干吗，也许她还不会相信哩，如果把三十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摆在一堆给她看，也许会印象更强烈，引得她流出口水来。’于是他撕破信封掏出钞票以后，作为主人，自然有权把信封随手扔在地板上，不会担心什么物证不物证。诸位陪审员，请问，还有比这种设想，这种情况可能性更大的么？这有什么不可能呢？但要是类似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的话，那么关于抢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既没有钱，自然也不会有抢劫的事，如果那个信封留在地板上，就是里面有钱的证据，那为什么我不能提出相反的说法，就说信封所以落在地板上，正是因为里面已经没有钱，那笔钱已由他的主人事先取了出来呢？‘不错，照这样说，这笔钱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从信封里取了出来以后，既然家里进行搜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那么它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在他的小钱箱里发现了一部分钱，第二，他在早晨的时候，甚至还在头一天，就可能把钱取了出来，另作处置，付给别人，寄出去，或者变更主意，根本改变了他的行动计划，而在这样做时根本不认为事先必须要报告给斯麦尔佳科夫知道。只要哪怕有这样设想的可能存在，就怎么可以这样坚决、这样肯定地指控被告为抢劫而杀了人，而且确实有抢劫的事情发生呢？要是这样，就等于是侵入了小说的领域。既然肯定某种物件被劫，就该指出这东西来，或者至少确切证明它是存在的。但是竟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它。在彼得堡，最近有一个作小贩的青年人，只有十八岁，还几乎是个小孩，在大白天拿斧子闯进一家钱铺，用不寻常的、典型的大胆举动杀死了老板，抢走一千五百卢布。五小时以后他被捕，从他身上抄出除了他已经用去的十五卢布以外的全部款项。此外，一个伙计在凶手走后回到铺子里，不但把被抢去的钱数报告了警察，还说出这笔款子是什么样的钱，有多少张花钞票，多少张蓝色，多少张红色的，多少个金币，是什么样的，而在被捕的凶手身上发现的恰巧就是这样的钱和金币，不但如此，跟着凶手还完全坦白地承认了他杀人，并且抢走的正是这样一笔钱。诸位陪审员，我认为这才叫物证！因为在这里我知道，看见，而且摸到了这笔钱，决无法说没有钱，或者以前根本就没有过这笔钱。本案的情况是这样么？要知道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一个人的命运。人家要说，‘这话对，不过他在那天夜里酗酒胡闹，乱花银钱，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呢？’但是正因为发现的只有一千五百卢布，而另外一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发现不出；因此恰恰证明这也许并不是那笔钱，也根本从来没有装在任何信封里过。经过时间推算（而且非常严密），预审中已经查明并且证实被告从女仆那里跑到官员彼尔霍金那里去的时候，并没有回家，也没有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以后一直在众人面前，所以不可能从三千卢布里分出一半来，藏在城里。正是因为这一点，检察官才猜测钱藏在莫克洛叶村中的地板缝里。诸位，是不是藏在乌道尔夫城堡①的地窖里了？这个猜测是不是太富于幻想和浪漫色彩了呢？大家注意，只要这一个猜测，就是藏在莫克洛叶的猜测，一被打消，关于抢劫的指控就完全成了泡影，因为要是那样，这一千五百卢布究竟在哪里，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既然已经证明被告没有到任何地方去过，那么究竟是什么奇迹竟会使这笔钱变得无影无踪了？我们竟准备用这样的传奇小说断送一个人的生命！有人会说：‘无论如何他始终说不出他身上那一千五百卢布是哪里来的；大家又都知道在这夜里以前他并没有钱。’但是谁知道呢？被告自己却清楚而坚定地交代过钱是哪里来的，而且可以说，诸位陪审员，可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供词更可信，而且同被告的性格和心灵更符合的了。检察官喜欢他自己的传奇小说：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决定蒙着耻辱拿他的未婚妻给他的三千卢布，是不会分出一半来缝到护身香囊里的，反过来说，即使果真缝了，也会每两天一拆，一百一百地掏出来用，在一个月内把它全数花光。别忘了，这一切全是用毫不容人反驳的口气说出来的。但假如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又怎么办呢？假如你们编了一部传奇小说，可是小说里描写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物，又怎么办呢？而事实上你们恰恰是创作了另外一个人物！有人也许要驳：‘有证人可以证明他在灾祸发生以前的一个月，在莫克洛叶村里已经把从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那里拿来的三千卢布挥霍干净，象花一个戈比那样的随便，因此是不可能分出一半来的！’但那是些什么证人呀？这类证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暴露无遗了。再说，别人手里的面包看起来总是显得大些的。何况这些证人里面谁也没有数过这笔钱，只不过用眼睛估量了一下。证人马克西莫夫不是曾经供过，说被告手里有两万卢布么。你们瞧，诸位，既然心理学是两头的，那就容许我也利用一下另一头，再看看结果是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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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指英国女作家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年）所着小说《乌道尔夫的秘密》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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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维尔霍夫采娃小姐曾给被告三千卢布，托他代汇出去，但问题是，托付这笔钱时竟是这样丢脸，这样屈辱，象刚才宣布的那样，这到底是否真实？在维尔霍夫采娃小姐对于这问题最初的供词里并没这样说，完全没这样说；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们只听到怨恨、复仇的叫嚷，长期积愤的叫嚷。单单从女证人曾在最初的供词里作不正确的供述这一层，就使我们有权利下结论说，第二次供述也有可能不正确。照检察官的话说，他‘不愿意，也不敢’接触这段浪漫史。随它去吧，我也不去接触它，但只想说，假使象可尊敬的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那样一位毫无疑问是心地纯洁、道德高尚的人，象这样一位女士，也竟会忽然在法庭上怀着陷害被告的明显动机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她作这个供词时显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并非平心静气的。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断定复仇的女人会言过其实么？很明显，她正是过分夸大了她交钱给他时的那种轻侮和凌辱。恰恰相反，她交托这笔钱时，一定是还能够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对于象我们的被告那样一个轻率不假思索的人来说。特别是因为，他当时可以指望从他的父亲那里很快地拿到账上欠他的三千卢布。这是轻率的，但正是由于轻率的缘故，他深信父亲会付他这笔钱，他会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维尔霍夫采娃小姐交付给他的钱从邮局里汇寄出去，还清他的债务。但是检察官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他会在当天，在刚受过她指责的那一天，从到手的钱里分出一半来，缝进护身香囊。‘他不是这样的性格，不会有这样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却又说，卡拉马佐夫天性广阔，他自己大声宣扬过卡拉马佐夫能同时体察两个正巧相反的深渊。卡拉马佐夫就具有这种两方面的，横跨两个深渊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难忍的酗酒的需要时，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另一方面打动了他，他也会顿时止步回头的。这另一方面就是爱情，——就是恰恰在那时候象火药一般燃烧起来的新的爱情。为了这爱情，他需要金钱，甚至比起和他的这位爱人一起酗酒的需要来还要迫切得多，哎，还要远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说：‘我是你的，我不要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他就要马上抓住她，把她带走，到那时候他必须有钱才办得到。这比酗酒还重要。卡拉马佐夫不懂得这一点么？其实他正是在为这件事情操心，为这件事烦恼，——因此他把钱分出一半，藏匿起来，以备万一的需要，还有什么不可能呢？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直不曾把三千卢布交给被告，却听说反而要把这笔款子用来引诱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岂不是将成为一个小偷么。’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他要走到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面前，把他一直藏在护身香囊里的一千五百卢布交出来，对她说：‘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贼。’这才是他所以把一千五百卢布宝藏着，决不会拆开护身香囊一百一百地掏出来花的双重原因。你们根据什么不承认被告会有名誉感呢？不对，他是有名誉感的，也许是不正确，也许时常有错误，然而这种情感是有的，还十分激烈，而且他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事情复杂起来了，吃醋的痛苦达到了高峰，在被告的发热的头脑里越来越痛苦地呈现出那两个老问题。‘我把钱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可叫我拿什么钱来把格鲁申卡带走呢？’他在这一个月内不住发狂，暴饮，在酒店里闹事，也许就因为他心中悲苦，简直无法忍受。这两个矛盾问题最后终于尖锐到了使他绝望的地步。他刚打发三弟去代他最后一次向父亲索取这三千卢布，但没等到回音，就竟自己闯进家里去，结果弄到当着证人们的面揍了老人一顿。这样一来就再也不可能从任何人手里得到款子了，挨了打的父亲是不肯给钱的。就在那天晚上他捶着自己前胸的上部，藏着护身香囊的地方，还对兄弟起誓，他有办法不做卑鄙的人，但毕竟还是会成为卑鄙的人，因为他预感到自己是不会去利用那个办法的，他的意志力不够，性格不坚强。为什么公诉人不相信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那样纯洁、诚恳、不装假、可信服的供词呢？为什么反而要让我去相信钱藏在地板缝里，乌道尔夫城堡的地窖里呢？在同一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谈话以后，写了那封倒楣的信，而这封信就成了被告抢劫的最主要、最大的证据！‘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钱，别人不肯借，我便杀死父亲，从床褥底下拿走他装在系着玫瑰色绸带的信封里的钱，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据说，这简直是完整的谋杀计划，所以杀人的一定是他！‘完全照所写的实行了！’公诉人这样说。但是首先，这是醉后气恼中所写的信；其次，他讲关于信封的事根据的还是斯麦尔佳科夫的话，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见过信封，而第三点，写是写了，但究竟是否确已照所写的实行，凭什么来证明呢？被告是不是从枕头底下拿到了信封？找到了钱没有？究竟这钱存在不存在？再说被告究竟是不是跑去抢钱的，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他不顾一切地跑去，并不是去抢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里，这个伤透了他的心的女人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为实行计划，实行他所写的话才跑去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实行预谋的抢劫，而是突然地，偶然地，怀着疯狂的醋意跑去的！大家要说：‘话是对的，但不管这样他毕竟跑去杀了人，把钱抢走了。’对啊，最后就正是要问，他究竟杀了没有？对于抢劫的指控我愤慨地断然予以否认，因为既然不能确切指出究竟抢了什么东西，就不能控告人家抢劫，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但是他到底杀了没有，没有抢劫而杀了人没有？已经得到证明么？不会也是传奇小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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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也没有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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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陪审员，这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已经听见，公诉人自己也承认，他直到最后一天以前，直到今天开审以前，对于指控被告完全蓄意杀人一层，还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一直到今天那封致命的醉后来信呈交给法庭以前，还在游移不决。‘完全照所写的实行了！’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句：他跑去是找她，追踪她的，只是为了去打听她在哪儿。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假使她在家，他不会跑到任何地方去，而会留在她身边，也就不会履行信里所说的话。他跑出去是突然的，出于偶然的，对于自己那封醉后所写的信当时也许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有人会说：‘他抓了一根铜杵在手。’你们都应该记得，就从这根铜杵上还给我们发挥了一整套的心理学：为什么他要把这铜杵当凶器，把它当作凶器一般抓在手里，等等，等等。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出一个极寻常的念头：假如这铜杵不放在眼前，并不在架子上，——被告是从架上抓走的，——而放在橱柜里，那时候它就不会让被告看见，他就会不带凶器，空着两手跑去，这样当时也许就不会杀死任何人了。因此我怎么能断定铜杵是预谋杀人的证据呢？不错，他在酒店里嚷着要杀死父亲，而两天以前，写那封‘醉’信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静，在酒店里只和一个商店伙计吵了一下嘴，‘因为卡拉马佐夫是不可能不吵嘴的。’我要回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谋杀，还要按照计划，按照所写的办法去实行，那他一定不会和伙计吵嘴，也许根本就不会去进酒店，因为一个人起意要干这样的事以后，总是会竭力安静退缩，力求不抛头露面，不让人家看见他，听见他：‘最好忘掉了我’，不过这并不全是出于心计，而是出于本能。诸位陪审员，心理学是两头的，我们也懂一点心理学。至于说到整整一个月以来在酒店里叫嚷的话，那么一班孩子们，或者那些从酒店里走出来互相吵吵闹闹的醉鬼们还嚷得少吗：‘我要杀死你！’可实际上并没有杀。那封不幸的信——不也是醉后的气话，不也和从酒店里出来的人嚷嚷‘我要把你们统统杀死’的话一样么？为什么不是这样，为什么不会是这样？为什么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恰恰相反，为什么它不是可笑的？就因为发现了被杀死的父亲的尸首，因为有一个证人看见被告在园里手拿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打倒，因此就必定是完全照所写的计划实行了，因此这封信就不是可笑的，而是致命的了。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讲到了要害问题： ‘既然在花园里， 那就一定是他杀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这两句话里了。全部控诉就建筑在‘既然在那里，就一定是他’的上面。但假如他虽在那里，而并不就一定是他，又怎样呢？哎，我同意，事实的总和，事实的偶合实在是十分雄辩的。但是你们不妨试试别为这些事实的总和所慑服，先作一下个别的观察。例如说，被告供述他从父亲的窗子跟前跑开的话，为什么检察官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它是真实的呢？你们会记得，公诉人说到这里还大事嘲弄起来，说凶手的心里竟突然会涌出尊敬的、‘虔诚’的感情来了。但假如果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虽然不是尊敬的情感，却是虔诚的情感，那又怎样呢？‘大概那时母亲在那里替我祈祷，’被告在预审中供述说，因此他刚一弄清楚斯维特洛娃不在父亲家里，就立刻跑开了。而起诉人却对我们反驳说：‘但是他隔着窗子是不会弄清楚的。’为什么不会呢？窗子是被告发了暗号以后打开的，这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可能会说出一句什么话来，会发出一声什么喊声来，使被告突然确信斯维特洛娃没有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照我们所想象的，照我们愿意想象的那样去加以猜测呢？现实生活中会出现成千桩事情，就连最精细的小说家也可能会加以忽略。‘是的，格里戈里看见门开着，因此被告一定曾经进过屋子，因此也一定是他杀死的。’诸位陪审员，关于这个门……你们要知道，关于门开着的话，只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而这人当时本身也处在那种情形之下。……好吧，就算门开着，就算被告坚不承认，是基于一种自卫的心情而撒了谎，——这种心情在他的地位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就算他闯进了屋子，到屋里去过，——那又怎样，为什么只要去过就一定是杀了人呢？他可能闯进去，到各屋跑一遭，也可能推搡父亲，甚至打了父亲，但是一弄清楚斯维特洛娃不在家，就跑了出来，因为她不在那里，又因为他没有杀死父亲就跑了出来，而感到庆幸。一会儿以后他所以会从围墙上跳下来，跑到被他因一时情急而打倒的格里戈里跟前，可能也正因为他能够产生纯洁的情感，产生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因为他摆脱了杀死父亲的诱惑，因为他自己正为没有杀死父亲而感到问心无愧，衷心庆幸。公诉人用惊人的雄辩对我们描绘了被告在莫克洛叶村时的可怕心情，因为正当爱情又重新展现在他面前，召唤他踏进新的生活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爱，因为在他的后面有他的父亲的鲜血淋淋的尸首，而在尸首后面就是死刑。但尽管这样，公诉人到底还承认爱情，不过是用他的心理学来加以解释：‘酒醉的状态，罪人被带去处死刑，还期待着无限长的时间，’等等，等等。可是我又要问，检察官先生，您是不是创造了另一个人？被告是不是竟那样的粗蠢，那样的没有心肝，当在他身上果真沾有父亲的血的时候，还能在那种时候想着爱情和在法庭上怎样狡辩么？不，不，绝对的不！假使在他身后果真躺着父亲的尸首的话，那么只要一发现她爱他，召唤他，授与他新的幸福，我敢发誓，他当时一定更会感到双重的、三重的自杀的愿望，而且一定会自杀的！哦，不，他决不至于忘记了他的手枪放在哪里！我知道被告：公诉人所加于他的那种野蛮粗鲁的残忍无情是和他的性格不相符的。他会自杀，这是一定的；他所以不自杀，正是因为‘母亲为他作了祈祷’，他对于父亲的被杀是问心无愧的。那天夜里他在莫克洛叶感到伤心痛苦，完全是为了被他打倒的老人格里戈里，他暗自祷告上帝，但愿老人能够清醒过来，重新站起，但愿他的打击不是致命的，因而也免得自己为他受到刑罚。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于事件的这种解释呢？我们有什么坚不可移的证据，证明被告说谎呢？有人立刻又要说，那么父亲的尸首怎么办呢？他跑了出去，他没有杀死，那么究竟是谁杀死的呢？
　　“我再重说一句，公诉方面的全部逻辑就在这上面：不是他，又是谁杀的呢？除了他，就找不出别的人来。诸位陪审员，真是这样么？是不是果真完全找不出别的人了？我们听见公诉人把那天夜里所有在这所房子里和到过那里的人全都屈指数过了，总共有五个人。我同意，其中三个人完全没有关系，那就是被害人自己，老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自然，剩下的就是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了，公诉人因此慷慨激昂地叫嚷说，被告所以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是因为他指不出别人来，只要有第六个人，甚至是第六个人的影子，被告为了感到惭愧，也立刻会放弃对斯麦尔佳科夫的控诉，而指控这第六个人的。但是，诸位陪审官，我为什么不能作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被告和斯麦尔佳科夫，为什么我不能说，你们所以指控我的委托人，完全是因为你们没有人可指控呢？而所以没有人可指控，完全是因为你们怀着先入之见，预先把斯麦尔佳科夫排除在一切嫌疑之外。是的，指出斯麦尔佳科夫来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两个兄弟和斯维特洛娃几个人。但是也还有一些别的人在提出指控：那就是社会上隐约流传着的某种疑问，某种怀疑。听得见一种隐约的传闻，感得到存在着某种期待。此外，可以作为佐证的也还有一些极有意思的事实对照，尽管我承认，这还有点不是太有把握：首先是恰巧在祸事发生的那天发作了羊癫疯，公诉人不知为什么感到必须为这次发作竭力进行解释和辩护。其次是斯麦尔佳科夫出人意料地在开庭的前一夜自杀。随后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作出了同样出人意料的供词，他在这以前一直深信他哥哥有罪，今天却忽然交出钱来，同样也宣称斯麦尔佳科夫是凶手！哦，我也跟法庭和检察官一样，深信伊凡·卡拉马佐夫有病，并且发着寒热，他的供词也许确乎是在昏迷中想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尝试，就是想搭救兄长，把罪名推到死人身上。但是斯麦尔佳科夫的名字到底说了出来，又似乎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使人迷惑不解的东西。诸位陪审员，他的话似乎没有说尽，还不算完。也许将来还会说出来的。不过关于这一层暂且放下，以后再说。法庭刚才决定继续审理，但眼下在大家还在等待结论的时候，我还要就公诉人那样细致而且极有才华地对去世的斯麦尔佳科夫的性格所作的描绘表示一点意见。我一方面固然对他的才华深表惊异，但另一方面对这种性格描写的实质却未敢完全同意。我到斯麦尔佳科夫那里去过，我见过他，和他谈过话，他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的身体很衰弱，这是事实，但在性格和心地方面，那他决不是非常脆弱的人，象公诉人所断定的那样。在他身上我尤其找不出胆怯来，找不出公诉人对我们那样突出描写的那种胆怯来。他根本没有坦率的心情。相反地，我发现了隐藏在天真里面的严重不信任和能够洞察许多事情的心思。哦，公诉人把他当作头脑痴呆的人未免太老实了。他给了我一个完全明确的印象：我离开他的时候深信这人是十分狠毒，异常虚荣，复仇心盛，妒忌心极重的。我收集了一些情况：他最恨自己的出身，对它感到羞愧，咬牙切齿地经常记得；‘他是臭丽萨维塔养出来的。’他对于他童年时代的恩人仆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并不尊敬。他咒骂俄罗斯，嘲笑它。他幻想到法国去，成为法国人。他以前就时常说，他缺少钱来实现这件事。我觉得，他除了自己以外不爱任何人，自尊自大得出奇。他的文化表现在讲究的衣裳，清洁的胸衣和刷得锃亮的皮靴上。他自认为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私生子（这一点也确有事实根据），把自己的地位和他的主人的嫡子们相比而生出怨恨心，心想，他们应有尽有，而他一无所有，他们有一切的权利和遗产，而他只是一个厨子。他告诉我，是他自己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块儿把钱装进信封里的。这笔款子的用途自然是他所愤恨的，因为他如果有这些钱，就可以成家立业了。再加上他看见了这三千卢布全是花花绿绿的一百卢布新钞票（这一点我有意问过他）。唉，你们永远不要把一大笔款子一下子给一个有妒忌心的、自私的人看见，而他恰恰是第一次看见在一个人的手里有这许多钞票。眼见一大叠花花绿绿的钞票，会在他的头脑中引起不健康的想象力，尽管起初还没有立即引起什么后果。才气横溢的检察官对有可能指控斯麦尔佳科夫杀人的设想，特别精细地对大家列举了支持和反对的理由，而且特别质问：他假装发作羊癫疯究竟有什么必要？是的，但是要知道，他也可能完全不是装假，羊癫疯会完全自然而然地发作，但同时它也会完全自然而然地停止，病人是会醒过来的。也许还没有完全痊愈，但却总有醒过来的时候，这是羊癫疯常见的情形。公诉人问：斯麦尔佳科夫是在什么时候作的案？其实指出时间来是极容易的。他可能会从沉睡中醒过来（因为他只不过是睡熟罢了：在发作羊癫疯以后，总是会沉沉地熟睡的），正当老格里戈里在逃走的被告跳上围墙时抓住他的脚，声震四邻地拼命喊：‘杀父凶手！’的时候。在沉寂和黑暗中，这不寻常的喊声会把斯麦尔佳科夫惊醒，因为他在那时候也许已经睡得不很熟，也许在一小时以前已自然而然地开始醒了过来。他从床上起来，几乎会不自觉地、毫无用意地走到外面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他的脑子还病得迷迷糊糊，神智还不太清醒，但是他已经到了花园里，走到有亮光的窗户跟前。主人一看见他，自然很高兴，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的神智一下子立刻清醒了。他从惊慌的主人口中知道了一切的细节。渐渐地，在他那有病的，混乱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可怕然而诱人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念头：杀人，把三千块钱取走，然后把一切推到小主人身上。既然一切证据俱全，小主人到那里去过，不指控他还指控谁呢？对于金钱、赃物的可怕的贪婪，连同可以不受惩罚的念头，可能使他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唉，这类突如其来的、不可抗拒的激情经常是在遇着机会时才突然发作出来的，对那种在一分钟以前还不曾想到动手杀人的凶手来说，情况就常常是这样！所以当时斯麦尔佳科夫很可能会走进主人的房间里，实行了他的计划。用什么凶器？就用他在花园里随手拾到的一块石头也行。但是为了什么？怀着什么动机？要知道三千卢布是成家立业的一笔好资本。哦，我并不是自相矛盾：钱也许是有的。甚至也许只有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放在主人屋里什么地方。‘但是装钱的封套呢？地板上撕碎的空信封呢？’刚才公诉人在讲到这信封的时候，曾表示了一个十分精明的看法，说生贼才会把信封留在地板上，这只能是卡拉马佐夫这样的人，而决不会是斯麦尔佳科夫，因为他是决不肯把这样的物证留下来的。诸位陪审员，我刚才听到这里的时候，忽然觉得这话十分耳熟。你们想得到么，就在两天以前，我从斯麦尔佳科夫本人口里也正好听见过这种想法，关于卡拉马佐夫会怎样处置这个信封的想法，这甚至使我十分吃惊：我当时确实觉得他是在那里伪装天真，预先把话说上前，预先把这种想法暗示给我，使我自己也产生同样的看法。他似乎在那里对我讽示。是不是他也把这想法讽示给侦查的官吏了？是不是他也给了多才多艺的检察官这样的暗示？有人会说：对格里戈里的老婆怎么解释呢？她不是曾听见病人在她身边呻吟了一夜么？是的，她是听见的。但这印象十分靠不住。我认识一位太太，不住诉苦说有一只小狗在院里吵了一夜，弄得她睡不着觉。但是后来知道，这可怜的小狗明明在整夜里只不过叫了两三声。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人睡在那里，忽然听见呻吟声，醒了过来，感到很恼恨，但是转眼间重又睡熟了。两小时以后又起了呻吟，又醒了，又睡着了；以后又过了两小时，又来了一次呻吟，一夜之间一共只有三次。到了早晨，睡觉的人起来诉苦说，有人整夜呻吟，不断地把他吵醒。不过他也必然会这样感觉的。在每两小时中间他睡熟的时间，醒来时就不记得了，只记得睡醒的几分钟，所以他以为吵醒了他一夜。公诉人会大叫道：但是为什么斯麦尔佳科夫不在临终遗书上直认出来呢？‘在一件事情上有良心，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又会没有良心？’但是要知道：良心就是忏悔，而自杀的人也许没有忏悔，只有绝望。忏悔和绝望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绝望常常会是恶毒的，不易驯顺的，自杀的人在动手自杀的那一瞬间会加倍仇恨他一辈子妒嫉的人。诸位陪审员，你们应该小心防止一次错判！我刚才对你们提出和描述的一切有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显得不真实？请你们找出我叙述中的错误，找出它的不可能和荒诞的地方来！但如果在我的设想里哪怕有一点可能的影子，哪怕有一点真实的影子，你们也应该慢下判决。何况这里面难道仅仅只有一点影子么？我用一切神圣的名义起誓，我完全相信我刚才对你们提出来的关于凶案的解释。而最使我，最使我感到不安和愤慨的始终是那样一个想法，就是公诉人大量归到被告头上的许多事实没有一件是多少有些确凿而无可辩驳的，而这不幸的人却要纯粹由于这些事实的总和而遭到身败名裂。是的，这总和确实非常可怕；这鲜血，这从手指上淌下来的血，染血的衬衫，为‘杀父凶手！’的狂喊声所打破的黑沉沉的夜，一面喊，一面被砸破了脑袋倒下来的老人，再加上许多片言只语，证词，手势，叫喊，——哎，这一切会多么有力地影响看法，博得轻信，但是你们，诸位陪审员，你们可以让别人博得自己的轻信么？你们要记得，你们具有限制和批准的无限权力。但是权力越大，运用它的后果就越是可怕！我一点也不放弃我刚才说过的话，但是管它哩，就算这样吧，就算我暂时可以同意公诉方面的意见，认定被告确曾杀死了他的父亲。这只是一个假设，我要重复一句，我一点也不疑惑他的无罪，但是就算这样，就假定我的被告确是犯了杀父的罪，可是即使如此，即使我也承认了这样的假设，还是请你们听一听我的话吧。我心上还横梗着一点东西，想要对你们说出来，因为我预感到你们的心里和脑子里也正发生着极大的斗争。……诸位陪审员，我提到关于你们的心和脑子的话，请你们原谅。但是我愿意真诚坦率到底。让我们大家都保持真诚吧！……”
　　说到这里，一阵十分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律师的话。他的最后的话确实说得十分诚恳，使大家感到也许他果真有什么话要说，他马上要说出来的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首席法官听到掌声以后，大声威胁说，如果再重复“这类情况”，就要下令把大家“驱逐”出去了。大家全静了下来，费丘科维奇开始用一种崭新的，感情洋溢，完全与刚才不同的声音，继续说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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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诲淫诲盗的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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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陪审员，毁了我的委托人的不仅是各种事实的总和，”他大声说，“不，实际上，毁了我的委托人的只是一件事实，那就是他的老父亲的尸首！如果这是一桩普通的凶杀案，那么由于它的微不足道，无从证实和各项事实的荒诞不经，——如果不是总合地，而是个别地对这些事实进行单独考察的话，——你们一定会批驳这项指控，至少会下不了手，只凭对一个人的成见而毁掉他的一生的，——尽管可叹的是他对这种成见实在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普通的命案，而是一件杀父案！这就会使人竦然动容，以致使据以提出指控的各项事实即使再微不足道和不足为凭，也会显得并不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不足为凭，而这甚至在毫无成见的头脑里也常常如此。对于这样的被告怎么能宣判无罪呢？既然他杀了父亲，怎么还能让他逍遥法外！——这是每个人的心里几乎不由自主地、本能地产生的心情。是的，流亲生父亲的血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是生我、爱我的人的血，这人为了我不惜自己的生命，从小把我的疾病当作自己的疾病，一辈子为我的幸福吃苦，以我的快乐、我的成功作为自己唯一的生活乐趣！唉，杀死这样的父亲，那真是无法相信、难以想象的事！诸位陪审员，父亲，什么是真正的父亲？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名称？在这个名称里包含着多么伟大的涵义？我们刚才还只不过是约略地指出了，一位真正的父亲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然而我们大家现在正在为它操心、为它痛苦的这个案件里的父亲，去世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却同我们方才心中所想的那种父亲的概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这真是灾难。的确，有些父亲实在也简直就象是一种灾难。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把这样一种灾难比较真切地观察一下吧，——诸位陪审员，鉴于我们即将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我们不应当害怕面对任何事实。我们现在尤其不应该害怕，照多才多艺的检察官方才那种精彩的说法，在某一种想法之前畏缩退避，就象小孩子或胆小的女人那样。但是我的可尊敬的对手（而且还在我开口说话以前已经就是对手了，）在他的激烈的演词中曾几次高喊：‘不，我不愿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不愿把为他辩护的事让给从彼得堡来的律师，——我是检察官，我也是辩护士！’这是他喊过好几次的话，但他却竟忘了提起，如果可怕的被告在整整二十三年中，单只为了从他孩子时代在父亲家里唯一曾给予爱抚的人那里得到一磅胡桃，就生出如此感恩图报的心思，那么反过来，这样的人在这二十三年以来不会不记得，他如何赤着双脚，在父亲的后院乱跑，照仁慈爱人的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的说法：‘没有鞋穿，小裤上只有一个钮扣。’哦，诸位陪审员，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灾难’进行比较切近的观察，重复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呢？我的委托人在回到父亲那里来以后，碰到的究竟是什么遭遇？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委托人描写成无情而自私的怪物？他缺少克制，他性格暴躁，粗野，我们现在就为了这个而裁判他。但是他遭到这种命运，究竟是谁的错呢？以他原来良好的品质，正直而敏感的心肠，竟受到了那样荒唐的教养，究竟谁应该负责任呢？有人教过他理性没有？在科学方面是不是受到过相当的教育？在童年时代有人多少爱过他没有？我的委托人是在上帝的庇佑下长大的，正和野兽一样。在多年的离别之后，他也许渴想见一见他的父亲，在此以前，也许曾千百次地象在梦中一般想其他的儿童时代，竭力驱除他当时所见的种种可憎的恶梦，衷心渴望拥抱他的父亲，并且加以宽恕。但是怎样呢？他遇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讪笑，为银钱争执而引起的猜疑和狡诈手段；他只是每天听到一些在‘喝白兰地酒’时说出的无聊话和处世经验，最后，又看见他的父亲竟用他儿子的钱，夺走儿子的情妇，——唉，诸位陪审员，这是多么的可憎和残忍！可是这老人却竟对大家埋怨他儿子如何的不孝和残忍，竭力在大庭广众中糟蹋他，损他，造他的谣言，收买他的借据，预备把他送进牢监里去！诸位陪审员，象我的委托人那样外表上残忍粗暴、放肆胡行的人，有时候，而且常常是这样，实际上是怀着十分温柔的心肠，只是没表示出来罢了。你们不要笑，不要笑我的这个想法！多才多艺的检察官刚才毫不容情地笑我的委托人，说他爱席勒，爱‘美好高尚的一切’。我处在他的地位上，处在检察官的地位上，是不会笑的！让我来替这类人不易被人了解，而且还常被曲解的天性辩护一下吧。是的，这类人的天性时常似乎正好同自己，同自己的狂暴和残忍相反，渴求温柔、美好和合理的事物，这种渴求尽管是不自觉的，但确实是在渴求着。他们虽表面上激烈、残忍，但却能刻骨铭心地爱，例如爱某一个女人，而且一定是高尚的精神上的爱。请你们还是不要笑，这类天性确实时常是这样的！不过，他们不善于隐藏他们那有时甚至是很粗暴的热情（人家吃惊的就是这一点，人家注意到的也就是这一点，而对他的内心却完全看不见）；相反地，他们会很快地耗尽他们的热情。然而，在正直高尚的人的身旁，这个外表上粗暴而残忍的人也会努力争取重生，争取改过自新，做一个高尚诚实的人，变得‘高尚美好’，——尽管这句话是多么受人嘲笑！我刚才说我不敢触及我的委托人和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间的浪漫史。但是一言半语还是可以说的：我们刚才听到的简直不是供词，而只是一个疯狂而想报复的女人的叫喊，她不能责备人家的变心，因为她自己就变了心！假使她有时间想一想，就不会作出这样的证词！你们不要相信她，我的委托人决不象她所说的是‘混蛋’！那位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仁爱者在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曾这样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愿为羊群舍命，只求不毁掉一只羊。……’我们也不应该毁掉一个人的心灵！我刚才问：父亲是什么，并曾说过，父亲是个伟大的名称，宝贵的名称。但是诸位审判员，名称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应用的，因此我要斗胆地用一项事物本来的名称、应有的名称来称呼这项事物：象被害的老人卡拉马佐夫那样的父亲不能也不配称做父亲。爱一个不值得爱的父亲是荒唐的，不可能的。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制造爱，惟有上帝才能从虚无中创造。使徒以满腔热爱的心写道：‘父亲们，不要伤了你们孩子们的心。’我现在引用这句神圣的话并不是为了我的委托人，而是为了提醒所有做父亲的人。谁给了我教训为人父者的权利？谁也没有。但是我以人和公民的资格发出呼吁——vivos voco！ ①我们活在人世并不长，而且还常做许多错事，说许多坏话。因此我们更应当随时不放过机会相互交心，以便彼此也能尽量说一些好话。我也是这样：乘我站在这里时，我应该利用我的机会。这个讲坛由最高的权力赐给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整个俄罗斯都在倾听我们。我现在并不单只是在对这里的父亲们说话，我是在向世上所有的父亲大声疾呼：‘父亲们，不要伤了你们孩子们的心！’是的，我们应该自己首先履行基督的教训，然后才能管教我们的孩子！要不然我们不是我们孩子们的父亲，却是他们的仇敌，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的仇敌，而且这是我们自己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仇敌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话不是我说的，那是福音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用人家量给你的量器去量给别人。如果孩子们用我们的量器照样量还给我们，我们怎么能责备他们呢？新近在芬兰有一个姑娘，在人家充当女仆。人家疑惑她私生了孩子。开始暗中侦察她，结果在搁楼一角的砖头后面发现了她的一口谁也不知道的箱子，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个已被她弄死的新生的婴儿，还在那个箱子里发现了她以前生下来，产后就被她杀死的两个婴孩的骨骸。她当时全供认了。诸位陪审员，她能算是她的孩子们的母亲么？是的，她生了他们出来。但她是不是他们的母亲？我们中间谁敢给她加上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号。我们应该有勇气。诸位陪审员，我们甚至应该大胆，在现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几乎必须这样，不要害怕某些思想和某些话，象那般莫斯科的女商人那样，连听到‘枪炮’呀，‘老虎’呀等几个字眼都要害怕②。相反地，我们证明近年来时代的进步也触及到了我们自身的进步，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光是生出来还不是父亲，生出来而尽到责任的才是父亲。哦，父亲这个名称自然也还有别种含义，别种解释，也有人主张，只要我的父亲生下我来，虽然他是混蛋，虽然他对孩子们是恶棍，却到底还应该算是我的父亲。但是这个含义就有点神秘了，是我用理智所无法理解的，只能用信仰去接受，或者说得正确些，是靠了信仰去接受，好比许多别的事情，我并不理解，可是宗教命令我们去信仰它。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它划在现实生活的领域以外。至于现实生活，——它不但具有应享的权利，而且本身也给我们加上了极大的责任，——在这个领域内，如果我们想要富于人情，或者归根到底来说，合于基督徒的精神，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仅仅只按照经过理智和经验证实，并且由分析的洪炉所考验过的信念来行事，一句话，必须做出有理性的行动，而不能象在梦中和呓语中那样做出无理性的行动，以便不给人造成危害，不折磨人，不伤害人。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事业，而不是神秘的，才是合乎理性的，真正爱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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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拉丁文：“我召唤生者”（席勒的诗句）。
　　②出自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讽刺喜剧《艰难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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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从大厅的许多角落里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但费丘科维奇却甚至连连地摆着手，似乎恳求大家不要打断话头，让他说完。全场立刻寂静下来。演说家继续说下去：
　　“诸位陪审员，你们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已成为青年，开始懂得思考的时候，也还会不去想这类问题么？不，这是决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他们作这种不可能的克制！眼前摆着一个不值得敬重的父亲，特别在和别个年岁相同的孩子们的值得敬重的父亲相比较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在这个青年人的头脑里引起种种痛苦的疑问。对于这些疑问，人家打着官腔回答他：‘他生了你，你是他的亲骨血，因此你就应该爱他。’青年不免会寻思起来：‘难道他生我的时候爱过我么？’他一边问着，一边心里越来越感到奇怪，‘难道是为我而生我的么？他在那个时刻，在也许是被酒刺激得欲火如焚的时刻，他并不知道我，甚至也不知道我是男是女，最多只是把好酒的癖性传给了我，——这就是他的全部恩德。……为什么单只因为他生下了我，但以后一辈子却并不爱我，我就应该爱他呢？’你们也许觉得这些问题是粗暴的，残酷的，但是你不能给青年人的头脑加上办不到的限制，因为‘即使你把自然赶出门去，它也会从窗户里飞进来的。’而且主要的是，主要的是我们不必害怕那些‘枪炮’呀‘老虎’呀之类，应该按照理智和仁爱的要求来解决问题，而不应按照神秘的观念。怎样解决呢？应该这样办：让儿子站在父亲面前，明明白白地问他：‘父亲，请告诉我：我为什么应该爱你？父亲，请你拿出我应该爱你的根据来！’如果这位父亲有力量，能够回答得出，向他提出根据来，那就是真正的、正常的家庭，不只是建筑在神秘的偏见上，而是建立在理智的，负责的，严格合乎人性的基础上。反过来，如果父亲提不出根据，那么这个家庭就立刻完结了。他不成其为父亲，儿子此后也就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可以把父亲看作是陌路人，甚至是仇敌。诸位陪审员，我们的讲坛应该成为真理和健全思想的学校！”
　　说到这里，演说家的话被一阵抑止不住的、近乎疯狂的掌声所打断了。固然，并不是全场都鼓掌，但是到底有半数的人。父亲们和母亲们全鼓起掌来。从太太们坐着的楼上发生了尖叫和呼喊。有人摇晃起手帕来。首席法官拼命摇铃。他显然对旁听席上的行动生气，但却又断然不敢象刚才所威胁的那样，真把听众“逐出场外”。因为连坐在法官席后面的特座上的大员们，一些大礼服上挂着勋章的老头子们都向演说家又是鼓掌又是摇手帕。因此，等到喧闹的声音寂静下去以后，首席法官也只能仍限于说说以前那句严厉的、“逐出场外”的威胁话。得意洋洋、精神抖擞的费丘科维奇又继续他的演说：
　　“诸位陪审员，你们还记得在那可怕的一夜里，——这一夜的情形今天讲得很多了，——一个儿子越墙闯进他父亲的屋里，结果跟生出他来的那个仇人和侮辱者狭路相逢。我还要竭力主张，他那时跑进去决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指控他抢劫简直是离奇的，这我早已说过了。他闯进去也决不是想谋杀他；如果他事先有这种打算，至少会预备下一个凶器，至于那个铜杵是他莫名其妙地本能地随手抓来的。即使他用暗号欺哄父亲，即使他闯进了屋里，——我已经说过，我决不信这段神话，但是随它去吧，就算是这样，让我们暂且作这样的假设！诸位陪审员，我可以用一切神圣的名义发誓，如果他不是他的父亲，只是一个不相干的情敌，那么在跑遍各屋，弄清楚这女人并不在这所房子里以后，他一定会赶快离开，对他的情敌不加任何危害，最多打他一下，推他一下，也就完了，因为他顾不得他，他没有时间，他迫切要知道的是她在哪里。但是父亲，父亲，——纯粹是因为一眼看见了父亲，才促成了这一切，这父亲从他小的时候起就恨他，成为他的仇人，现在又变成了丑恶的情敌！仇恨的情感自然而然无法控制地支配了他，没有考虑的余地：一下子全都爆发了！这是疯狂和失掉理智的冲动，但也是自然的冲动，无节制地，无意识地，为它被违反了永恒的法则实行报复，自然界里的一切也都是这样。但即使这样凶手也并没有杀人，——我要肯定地这样说，我要大声疾呼地这样说，——不，他只是在憎恶的怒火中挥了一下铜杵，并不想杀人，也没想到会杀人。他的手里如果没有那个倒楣的铜杵，他至多也许会打他的父亲一顿，但不会杀他的。他跑走的时候，并不知道被他打倒的老人死了没有。这样的杀人不是谋杀。这样的杀人案也不是逆伦的杀父案。不，杀死这样的父亲并不能称为逆伦的杀父案。这样的杀人案所以被列入逆伦的杀父案，只是由于偏见的缘故！但是事实上究竟杀没有杀，这是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的心灵深处向你们提出呼吁的！诸位陪审员，我们现在给他定了罪，他会对自己说：‘这些人并没有为我的命运、修养、教育做一点事情，以便使我变得好一些，使我成为一个人。这些人并不曾施给我一口饭，一口水，也从不曾到四壁空空的牢监里来探望过我，可现在他们却狠狠地把我判处流放去做苦工。现在我已经欠债还清，从此再不欠他们的债，永远不欠任何人的债了。他们恶狠，我也恶狠。他们残忍，我也残忍。’他将要说这样的话，诸位陪审员！我敢发誓：你们的控诉只能使他感到轻松，使他的良心释去重负，他将诅咒他所犯下的血案，却并不感到遗憾。同时你们也在他身上扼杀了还能做一个人的可能性，因为他将从此一辈子成为狠毒而且盲目的人。你们是不是想要狠狠地严惩他，使用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刑罚，目的只是想使他的灵魂永远得到拯救和重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还是用慈悲来降服他吧！你们会看到，你们会听到，他的心灵将怎样战栗震惊。他将会高喊：‘叫我怎么承受这样的恩惠，这样的爱，我是不配的呀！’我知道，诸位陪审员，我知道这颗心，这粗野而又正直的心。它会在你们高贵的行动面前低头膜拜，它渴求伟大的爱的行为，它会炽热起来，永远地得到重生。有些心灵由于本性的狭窄而怨天尤人，但只要一旦用慈悲降服了它，给予它爱，它就将诅咒它的所作所为，因为它里面有着许多善良的因素。心胸会宽阔起来，会看出上帝是慈悲的，人们是善良公正的。忏悔和他今后应尽的无数责任将使他震惊，使他感到沉重。那时候他不会再说：‘我的债还清了，’而将说：‘我对不起所有的人，我不如所有的人。’他会流出忏悔和痛切的悲哀感动之泪，喊道：‘人们比我好，因为他们不想害我，却想拯救我！’是的，你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件事，做出这种仁慈的举动，因为在缺乏一切多少带有几分真实性的物证的情况下，你们会实在难于狠心地说出‘是的，被告有罪’这样一句话来。宁可释放十个有罪的人，也不可惩罚一个无辜。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听见上世纪我们光荣的历史里这样一个伟大的声音没有？以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还用得着对你们提醒，俄罗斯的法庭不仅仅只关心刑罚，而且也致力于拯救失足的人么？让别的国家去净讲求条文和刑罚吧，我们这里应该讲求精神和意义，关心失足者的得救和重生。果真如此，俄罗斯和它的法庭果真如此，它就尽管勇往直前吧。你们不必用所谓疯狂的、使别的民族厌恶地退避三舍的三套马车来吓唬我们！完全不是疯狂的三套马车，而是壮丽的俄罗斯高车大马，将会庄严而平静地驶到它的目的地。我的委托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里，我们俄罗斯的真理的命运也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拯救它，你们可以维护它，你们可以证明，有人在捍卫着它，它处在可靠的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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