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阳湖文派

恽敬、张惠言、董士锡等人的散文，气锐而有色泽，既桐城派之后，构成了一个以相同地域的文人为主干，有创作有批评的阳湖文派。

1.提倡理「正」意「洁」，主「厚、坚、大」：恽敬鄙薄徐渭、袁宏道之作，认为意与理都需正与洁，对古文至正体性的强调，是阳湖学派重要的准则，也显然被常州词派借鉴。常州词派的重视「意格」、「雅正」，强调词的体性与正变，都与阳湖文派有相通之处。另外，恽敬指出创作时应该力求「积之而为厚」、「敛之而为坚」、「充之而为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启发常州词派的后继者，晚清四大词家的「重、拙、大」有相似之处。

2.重社会现实之用：恽敬提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的主张，合于经世致用，这种文论也渗入常州词派的词学批评。张惠言论词，也体现出一种愈古愈好的观念。从恽敬、张惠言，到周济、谭献都呼应着经世派的学术思想。

3.主张騈散合一：阳湖派成员在喜爱古文与诗的同时，也喜爱骈文，这与桐城派视骈文与古文对立的见解显然相异。张惠言则是视诗赋词三者同源，常州文士的骈文，也多陶写性情、反应现实。

（三）常州词学

1.艳情词：清初承明词遗风，艳体流行。因此清初的常州词多香弱浮艳，为后来的常州词派提供了借鉴，他们屏弃这类的词，讲求微言大义。不过，清初常州词人已表现出一定崇雅的倾向，因此张惠言所标榜的「意内而言外」，事实上在此时已经有了。

2.陈维崧和阳羡词派：词论略有几个特色：
（1）推尊词体
（2）崇尚真情
（3）肯定多种艺术风格，尤其苏辛
（4）讲究词律

常州词派尊体且重立意，是阳羡的发展和承继，但张惠言对于苏辛只推崇其婉约一路，与阳羡派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济的「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词史观，事实上是脱胎于陈维崧的「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的理论。

张惠言的《词选》与词论

清初出现朱彝尊的浙西词派、陈维崧的阳羡词派、纳兰性德专学唐五代的言情小令，鼎足三分康熙年间的词坛。直到嘉道之际出现改变，张惠言的《词选》「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

一、尊词体、重意格的词学思想

（一）上攀《风》、《骚》，推尊词体

《词选序》中，张惠言首先从儒家政教的立场出发，为词体定位，将词推尊到了与诗赋同源的地位。唯有尊体，词才能担起「言志载道」的历史大任，在衰世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张惠言首先认定词起源于唐，「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表明它是继承乐府、合乎传统的新的文学体裁。再往上追溯，其实是上攀《风》、《骚》，进而抬高词体的地位。

词这种文学样式，事实上从五代盛行之初，只是人们花间樽前娱乐的工具，张惠言有意推尊词体，认为需要严肃的创作态度相待之。词便拥有讽谕美刺的历史传统和文学使命，他的《词选序》为扫浮靡之音，同样以儒家精神的积极面为其旨意，以迎合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精神。

（二）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张惠言从「诗言志」的古训出发，得出词应该书写情志，以立意为本的结论。张惠言的词的起点和归宿点，是贤人君子，合乎变风和楚骚的精神的「微言大义」。然而「意内言外」论词，也非张惠言首创，元人陆文奎至清初常州词人邹祇谟也曾提出。张惠言将追求词的内在意蕴放在首位，突出了词的表意性。明确表明自己欲以传统儒家之「仁义」、「道德」来建立诗之为教的路数。

（三）情与志、文与质的矛盾
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初创时期的词论，本质上认识到文与质、政治教化与审美功能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张惠言为了倡导词学的有为而作，他特别强调了言志功能，向下发展逐渐出现矫枉过正的一面。因此也造成词评中很多生拉硬扯、穿凿附会之谈，情与志、文与质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

二、兴寄观

比兴寄托是常州词派批评鉴赏和创作理论，虽谬误甚多，常为人诟病，但是却在清代延续百年之久。

（一）比兴的意义

比兴在《诗》中广泛被采用，张惠言强调词体的功能近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比是用譬喻来突出事物的特征，兴是通过接触事物而激发诗人的情感并托物寄意。张惠言认为，处于衰世，词人发泄对于现实的不满，出于忠爱之意，使统治者能接受政治教训而振兴王道，这样的词体就近于变风之义。

（二）兴寄的特色和局限

张惠言从创作的角度出发，提出比兴的运用必须依托于物类，词人由感于物而产生感情。因而，它是一种不同于一般诗词创作情景交融的方法，而独有自身规律和特点。他指出了人的哀乐之情，必须与客观的物类相互对应，才能触发人心中的联想。但是如此一一对应，是否容易陷入忽视词作为一种情绪文学，具有很强的意象多义性，比兴托意在创作之先，结果只是把符号贴在词中，而无法感动读者。

三、鉴赏作品，注重微言大义

（一）     义理化

「取义」是张惠言评词的出发点，他所探掘的微言大义，有时却只是自相矛盾，与原作不符。他往往疏于考史，因此用己意解释作品时，自然容易偏颇。

（二）艺术形象的符号化

张惠言评词往往能从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中，探究思想内涵的意义。语言的形象，在他来说往往只是机械的符号，例如只要出现「柳」，不管词境如何，都一概模式化了。他将词定义为意内而言外，鉴赏词作也处处探求寄托的深意，虽然指出了批评的合理的一面，对于词也不乏贯彻深入的见识，但是他将所有符号都视为具有深沉的隐喻，却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六、张惠言的《词选》对于北宋或南宋词的偏向

《词选》选目来看，唐词、五代词、北宋、南宋词皆有选，其中以北宋最多，南宋次之。谭献《箧中集》指出《词选》「虽町畦未尽，而奥窔始开，其所自为大雅遒逸，振北家名绪」的特点。常州词派以北宋为尊，在张惠言这里虽然已经规定了发展方向，但是他在理论上还没有表现出一种有意识的强烈倾向。从张惠言的《词选序》可知，他对于南宋词家姜夔、张炎，也给予一定重视，这一点和周济大不相同。周济则是反对尊姜、张的主张，鲜明地纠弹他们二人，认为姜夔词「疏放、酝酿不深」。

而张惠言《词选》的艺术趣味，则是明显以「醇雅」为正，为了「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他崇尚的是雅正之词。因此他认为唐词最佳，五代始有变体，两宋而言，北宋又高于南宋。而尊体自然必尊于肇始了，所以他把唐代词皆认为是正声，而又以温庭筠词为最高，称其深美闳约。可见他鉴赏正体的标准，包含意和格两个方面，既不废美，又以深为先。蕴有兴寄之深，格调之雅两个方面。

董士锡──承张惠言，得推波助澜之功

张惠言词学对「微言大义」过于阐发，导致其释词强求义理的牵强附会，董士锡承张惠言之学，修正了唯义理的社会功能限定，补充了其抒泄激愤、平衡心理的功能，以及从创作中获得乐趣和满足感的「娱心泽身」的作用。

一、论词注重心理功能

（一）「不能出其怀持，以正于世之情」可发而为词

董士锡《周保绪词叙》：「士不能出其怀持以正于世，不得已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发而为文，以见其志，亦非君子之所尚已。」

这段话表达了几层意思：首先以为词必须「岀其怀持以正于世」，凡出己怀抱之词，应符合古代诗人之旨，以「正得失、美教化」且有用于当时当世，此为第一要义。但倘若「不得已」，亦可有出于作家自身需要的个人一己之「生平悲喜怨慕之情」，这确认了作家在抒发情志上的丰富性和自主性。最后，「生平悲喜怨慕之情，发而为文，以见其志」乃指一己之私情、并不一定指向比兴变风之一、骚人之歌，这和张惠言《词选序》中所指的贤人君子的「幽约怨俳不能自言之情」及「言志载道」之志并不同。

（二）词可抒发感慨，调和情性

又在《周保绪词叙》中，董士锡并进一步指出：「故曰：君子之道，修身以待命，正也；怨，非正也。虽然，将抑其情而不予之遂耶？抑之不已，其气惨黯而不舒，其体屈饶而不宁，而偏激躁衿之疾生。」

这里是说，虽然君子之道固然该是以修身待命为之正，但倘若有怨，则失其正了，而此「非正」之怨情，若不任其自由抒发，必损人身心的健康，导致性情偏颇烦躁，疾病丛生。因此董士锡亦视词为抒发自我的载体。

（三）词具有「冶心泽身」之作用

董士锡还注意到了词供人审美、自娱、怡心的一面，补充了张惠言只重义理所在而忽略娱乐及审美一面的不足。认为词不只可成为士人「平气释躁」、「抒其惨黯」的工具，亦可藉词获得感官之愉悦，在创作中获得乐趣，在情感中获得满足，并藉此陶冶心境，益于身心。

二、创作注重审美价值

（一）「依喻深至」而又「旨哉可味」

董士锡对张惠言的创作论，同样有继承之处，亦有修正之处。其修正建立在比兴论的基础上：认为创作上与风格上须借着比兴寄托，来「隐其志意」，寄托自己「不欲言明」的情感。而「旨味」则指创作中须用之有味，将「自然英旨」、「真美之滋味」合而为一，不只是耳目言语感官的快适，且深远地向人的心灵拓展，使人独之，千载隽永。

（二）词以无厚入有间

「以无厚入有间」源出于《庄子‧养生主》篇：「指〈庖丁解牛〉依牛体自然之空隙下刀，而刀刃薄而不厚，以无厚之刃，入骨间有缝隙之牛体，游刃有余。」将这样的方法运用于文学创作，指词人以深细高妙、不落言荃的艺术手法，直入错纵复杂而又有其自然的「理」可循的情事之中，不即不离，运行自如地展现作品中深永蕴藉的审美境界的艺术手法。

三、标举词家，以「清雅」为高

（一）尚「清雅」，而又辅之以「丽」「雄」「逸」

董士锡论词，十分推崇「清雅」，同时要求辅之以「丽」、「雄」、「逸」。此番言论见于《餐华吟馆词叙》中，认为须以「清」药「鄙」，以「雅」药「嫚」，词品才得以正，得以尊。

（二）标举六家词，「合五代全宋以观之」

董士锡本于清雅，不满浙西词派推尊南宋，独崇姜、张的主张，认为应合五代全宋以观之，不能仅取南宋二家，而忽略五代、北宋的优秀词家。因此提出了秦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四家，合姜、张为六家。此六家所取的标准，是以「清雅」为高，而取其长处为「丽」「雄」「逸」，再度强调了清雅之不可缺。

周济－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与革新者

周济对词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能从词的艺术特征出发，以艺术审美的眼光，来总结词的创作与批评，将词的研究从经学复归于文学本位中。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其影响一直到晚清以王鹏运、况周颐为首的临桂词派。

一、抒写社会兴衰的「词史说」

（一）本于立意，特铸「词史」新说

在承张惠言提高词之立意品格上，对词意作出新界定，强调词也应如诗般反应社会现实。在《介存斋论词杂着》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词史说」：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渖互拾，便想高揖温、韦，不亦耻乎！

在这里，周济明确表明，词之大义所在，寄托之所重，当是时代之大感慨，而非小小的个人一己的「离别怀思」、「感士不遇」之类「陈陈相因，唾渖互拾」的士大夫私人际遇，而应是「绸缪未雨」对社会态势的防患未然；「太息厝薪」对黑暗现实的忧虑；「己溺己饥」对困于动乱频仍的民生疾苦的切身感受；「独清独醒」面对浊世而不苟合取容的独善其身。
   
周济的词史说，很清楚的把词视做和负有经国大业之使命的诗文一样看待，感慨所寄，多关于「盛衰」二字，并以此独树一帜。而在「修饰字句」与词之「用意」之间，周济是以意为先，强调词的立意与词品。在他看来，用意佳，字句自然也会珠辉玉映。但张惠言强调的是「感士不遇」和「离别怀思」，从中去婉转「讥切当世」，最终目的仍是「为君」；而周济则是「多故国之感」，以及社会兴衰之大感慨（见前段绸缪未雨、己饥己溺等等），虽不排除为君为道的一面，但也包含着为家国的「盛衰」的一面。突破了词学仅仅为帝王服务的圈子，而含有如诗文般，救时济世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的内质。

（二）感慨盛衰，与人之性情、学问、境地不可分
   
周济在强调词的社会内容与经世致用的内质时，还提出了所有这一切盛衰之感慨，皆出于作者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由衷之言」，是作者对人生反复体验的真切产物之观点。唯有「见识多、识理透」者，方能赋词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社会意义。

二、论词注重社会功能与自我实现相统一

周济的词学功能，折中张惠言与董士锡，体现为一种社会功能与自我实现相统一的特色。即一方面沿着张惠言「言志载道」、重义理之路，又结合自己的见识，使词的功能发展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吸收董士锡的「冶心泽身」，在重视意格上，融入「平衿释躁」、重自我表现的心理功能，这即是周济论词的功能论。

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兴寄论的新阐释

（一）周济融会贯通张惠言与董士锡两家，既承认词上攀《风》、《骚》，注重意格的一面，又强调审美的特征，将兴寄的理论充分运用到其创作论中，提出了「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的著名理论，从创作过程入手，对比兴寄托的实际运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二）循序渐进的学词途径
即低层次的「初学者」作词时当有寄托，一旦进入高层次后，则以无寄托为上。认为「寄托」为学词者入门之必需途径。初学者必须懂得创作应该有为而发，有思想、有寄托，所以不先求艺术技巧，而应在词作中学习使用寄托的方法，历求有所寄。但初创作时求寄托，是为了入门，其目的是为了最终熟能生巧，融会贯通，达到「无寄托」之艺术高境。此无寄托非指词中一无寄托，相反的乃是寄托之化境，是指了无寄托之痕迹。

四、「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兴寄论的升华

此段论述，乃是对于前一段落中所提出的寄托理论做了总结性的论说，并对「兴寄」的技巧、艺术效果、创作过程作了生动的阐发。此观点乃提出创作中「意」与「境」相融的重要观点。此论说乃常州词派的一个重要创作家法，还成为王国维等人境界说的先导。

「非寄托不入」，即从寄托入门，进入创作堂奥，从意境生成看，「入」是一对一的，是有「我」之实境，故读者难以产生不确定的联想。「专寄托不出」，即走出寄托，兴发无端。从意境生成来看，出之「无我」之虚境，故人人都可凭此自己的想象，而情了无寄，倘若能入又能出，则可谓达到创作之化境。

五、周济「寄托出入」说的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

（一）触类多通－「物」与「情」的多向性结合

物情的多向性结合，是周济创作论中「非寄托不入」的起点，但这里的物情关系是介于「初学者」与「既成格调」间的情况，是学词者渐入佳境、步入高层的阶梯。而位于此情况，他认为不能直观地将寄托之物与情直观地作一对一的比附，因为客观事物本身往往具有多异性，即具有「隐而申之、触类多通」的特点。因此词作必须要将「触类多通」之物与「甲类毕答」之情结合起来，将作者的情感，假借于客观物象，能动地运用到词作中，使意象通过作者的想象、联想，呈现出再现性和多义性、多功能性的特点。

（二）意与境「浑」──论「境界」

意与境浑，是周济创作论中「专寄托不出」的最高阶段，此时作者兴发无端，来去无迹，触物连类，入境即悟，达到一种意与境浑、物我两融的化境。因此已经屏除了「一事一物」之「类」，而独出以「境」。境指具体的客观存在，相对于物类而言，其范围更为扩大无垠，容万物于其中，涵盖时空。而意与境相浑，则不知为何物、何者为情，两者相浑相融，自然寄托无迹可寻了。

六、区正变、立词统

   此部份乃简单的将张惠言与周济的正变观作一对照：

（一）张惠言重在「辨正变」，而周济则重在「立词统」。

（二）周济区分正变的标准于《词辨》、《宋四家词选》中所选之词可见：
1.「正声」标准：「风雅婉约」、「蕴藉深厚」
2.「变声」标准：「骏快驰骛，豪宕感激」而又能「委曲以致其情」，不失于「亢厉剽悍」

（三）张惠言「重质轻文」转为周济「文质并重」

七、中更三变

在前一部分，对于从张惠言到周济的「正变观」及其发展的不同脉络做了简单的对照。周济词学的正变思想从中可观出，即是肇始于张惠言，但又有所扬弃，而其正变理论，主要体现在《词辨》及《宋四家词选》这两个选本与序文中。常州词派的新词统，也正得力于周济「穷正变、分家数、为学人导先路，而词学始有系统、又归宿。」

而周济建立的「新词统」，经历过一个摸索中不断变化的调整与发展期，周济的正变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前人的影响之下，「变中求立」，最终建立起常州词派的新词统。对这一变化过程，周济晚年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有一段总结性概述：「余少嗜此，中更三变，年愈五十，始识康庄。」，此三变，未必确指刚好有三次变化，但从中却反映出周济新词统的建立，是有一个变化和调整时期的事实。这一调整期涉及的内容，大约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降温韦秦观，标举清真（温庭筠、韦庄、秦观）
（二）纠弹姜张，推崇两宋（姜白石、张炎）
（三）退苏进辛，济以梦窗（苏轼、辛弃疾）

周济要建立新词统，首先将张惠言立为标准的「温、韦」正统，拒之其以「正变」为标准的新词统之外，并打破浙西词派独尊姜、张的理论，亦不局限于「唯南宋为正宗」的狭小范畴，而将学词途径拓展至北宋大家，不再有南北之分。而董士锡标举「秦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姜白石、张炎」为「六子」，周济除了上述四家有所批判之外，对于其中的苏、辛亦有其自己的态度，即抑苏扬辛。

前人认为苏辛并称，并无高下，但周济认为苏、辛二人之词，在词风的豪放上虽颇具相同之处，亦皆为豪放词家的代表，但苏轼并未经历过国破山河碎的大悲怆，虽然「毁谤朝廷」、罪谪黄州等人生的大起大落，使苏词也颇具身世之感，但却少了辛词那种更为感慨、时代、家国的深广之痛，而饱受时代沧桑巨变的辛弃疾，其学问、境界自然与苏词不同，而于豪放之外，更深入地探到了历史赋予的沉郁悲凉感，也更符合于周济「感慨所寄，不过盛衰」的词史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