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孙克强)
一、清代词学中兴背景
词于晚唐、五代至两宋达到辉煌的成绩,相对于金元明的衰颓,清代词学发展蓬勃,史称「中兴」。清代词论和文学理论繁兴,诗学理论或隐或显的影响词学观念,首先在量部份,据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的估量:「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二十万首以上,词人有多至一万之数。」数量虽不足以说明一切,但可从清词人与词作的数量理解清朝词学之盛行和繁荣。李渔就曾言:「自有词之体制以来,未有胜于今日者。」清代流派的众多和词家风格多样亦能说明清词的兴盛,婉丽、清雅、豪放皆有,有崇北宋风致,有学南渡以后,亦有专主晚唐五代。清出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各领风骚,三种风格鼎足而立,陈维崧的豪放,朱彝尊的清雅,纳兰性德的主情,多元的风格,揭示清代词学繁荣的里程碑。
清廷为拢络士人,文化政策上大兴科举,广招博学鸿儒、屡加恩科、特科,消弭文人敌对的情绪,博学鸿儒取取之人中不乏词论家与词家,如陈维崧、朱彝尊、尤侗等人。清廷大规模的编纂文化典籍,康熙《历代诗余序》中将词视为载道的诗和赋相等地位,有关于政教而裨益身心,统治阶层的提倡使词人创作热情情高涨,他们抛弃「嬉弄乐府」的轻率与有商风化的自悲,刺激词拓展和推动,对词史概念的生成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清代大兴文字狱,几次取缔屠杀都因诗文所引起,词并无一例,传统词的微婉和隐曲正适合文人表达心志,风险不似无诗文大,过往「诗言志,词言情」的观念也在清代作了颠覆。而清代当时图书市场愈朝商业化的发展,读者群的扩大也有助于词学的传播,出版业的高度繁荣使得词集出版绵延不绝,清代词有广大的接受群体和丰富的创作队伍,词及出版不仅是清代词学中兴的例证,对于词学中兴也有直接堆对的重用。
文人结社唱和风气历来被是为雅事,筵席间吟诗填词,在欧阳炯的《花间词序》就曾提及:「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清代当时政治严加禁止诗文社盟,对于纯粹诗词唱和少加干涉,清初词话的内容许多皆是聚会唱合的见闻纪录,嘉庆、道光年间词社繁盛,如常州词派的周济、李兆洛等人聚会赋诗填词、纵论天下,道光年间有端木采等发起的「听松词社」,谭献在《复堂日记》中也说许多写作得力于词社的聚谈。
清代词学中兴,诗学理论渗入词学的范畴,而清廷的文化政策、文人结社盛行皆是刺激清代词学蓬勃发展的因素。以诗为词的观念产生,在清代产生许多诗、词兼擅的文学流派,以诗学原理说词、以诗学方法论词,而蓬勃大量的创作与多元风格亦带动了整个词学的发展,清人对词有一份「自觉」,有意识的撰写词话、编订词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有「词曲」类目,词曲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四子目,词摆脱诗的附庸,成为一种独立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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