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过的徐懋庸在网上还有几千条信息，有铜像、纪念室、文集…
许多人认为鲁迅冤枉了他。他自己也著述、回忆，可从来不谈在武汉大学用权的故事，再过若干年他大概真要成为英雄文人了！
我隐约记得第一次听到徐懋庸这个名字是在东湖疗养院。大约是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带我到东湖去，坐划子过了湖上岸，他把我带到现在“听涛酒家”左侧的一栋洋楼院子里。进楼看见里面的人穿着白大褂，才知道是医院。他牵着我上楼进了一间房，里面躺着一个穿蓝条衣裤的人。爸爸让我叫伯伯后就在旁边玩，我待不住，出出进进好几次。每次出去爸爸都叫我把门带严，每次进去都觉得爸爸说话声音很小，象蚊子哼，但几次都听到了徐懋庸这个名字…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东湖疗养院,这个伯伯是当时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校长)邬保良。
我在武大长大，常在二区、三区玩，肯定见过徐懋庸，但模样已记不真切了。只听老人说，刚解放他来武大接收时，一副延安老干部的派头，披着军大衣，不修仪表，带着两个秘书‘一男一女，人称金童玉女，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架势。
仔细查查武大的组织史，徐懋庸从来就不是武大中共的一把手，档案上记载的军管会主要代表是潘梓年和朱凡，总支书记先后是罗鸿运和江橹，他只是武汉市委学校文化党委委员、武大的党组书记、学校的秘书长，1952年11月才挂了一个副校长的头衔。但一解放他就是武汉大学的实际当权者。他的一只脚跨进了武大，武汉大学弦歌不辍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就嘎然而止。他一来就宣布解聘三名知名的教授，农业专家叶雅各、矿业专家曹诚克（胜之）和法学泰斗燕树堂，理由当然是为国民党效力太甚。没有几天他就把名正言顺的校长邬保良完全凉在一边，独断专行，自己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当然领导，并形成了一呼百应，马屁精成群，说一不二的局面。
几十年来，政治烧饼翻了十几次，我没有听过武大一个教授说过一句徐懋庸的好话，全是鄙视和咒骂！谈到他，有人气极了说“此人杀不可赦！”我爸爸甚至不让我戴鸭舌帽，说一看到鸭舌帽就会想起徐懋庸的流氓像！
有一个教授曾感叹的说，武大太不幸了，刚解放，如果来一个真正的老红军、老八路，武大也不至于左到今天的样子！他们不懂教育，照上面的指示办，起码还吧知识分子当人。结果来了这样一个上海滩的文痞瘪三，他太了解中国的士大夫了，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专找你的伤口撒盐…太残酷了！
那几年，武汉大学的历次运动都在他的手掌中把玩。
三反时物理系的“铂金案”，他夸大事实，逼供信；
他逼死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周光辉老师；赵师梅教授九十多岁时，还对此事耿耿于怀，还给刘道玉校长写信，要求为周光辉平反！
他把教授关起来审查，还要派人按时将教授带出去给学生上课，灭教授的自尊，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为所谓“游离层”一案，他恶整梁百先等教授老师，命他向群众下跪，当众侮辱他。而且杀气腾腾的说：“今天我要教授下跪，明天就要院长下跪！”结果逼得桂质廷教授服DDT自戕；桂教授获救后，他又公开广播檄文。爸爸认真听后说，这样的“刀笔”文字，只有徐懋庸这样的上海文痞才写得出来！太没人味了！
他一到武大就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开点名辱骂教授，污言秽语，完全令人不堪入耳。当时台下面的女职工、女教授简直无法忍受这些脏话，个个面色尴尬，又不敢起身退场。
思想改造时，他吐沫飞溅、恶狠狠的对教师说，“我来武大，就是来把知识分子搞臭的，你们为什么来参加学习，别以为我不知道，还不是为了饭碗来学习的，老子就可以打破你们的饭碗！…”不久就抓走了几个教授。
有一次他作报告时说，“‘进步’是什么？进步就是你上厕所小便时，刚拉开拉链，把××拿出来，看见前面贴着‘请上一步’，你上了一步，这就是‘进步’。”听报告的人都呆傻了！
爸爸告诉我，三反时，他也是什么委员，有一次正在和徐懋庸一起开会，一个下属来报告，说某某人跳江自尽了。他居然当着几个人说：“提头来见！”爸爸当时就惊呆了。他说，他也参加过北伐，也认识不少共产党，但他无论如何没想到，共产党派来的大学领导会讲出这样土匪的话。
1953年，武大党委接到一封署名六七老人的来信，信中历数了徐懋庸几年来粗暴、残酷折磨知识分子的错误。徐懋庸悍然大怒，他遍地开花，人人过关。主持反击，让广播台联篇累牍的播出批判这封人民来信的文章，他还给朱君允教授等几个怀疑对象施压，威逼利诱。整整闹了一个多月，最后上级干涉才收场，这个正直的“六七老人”至今没有现身！
徐懋庸到武大后就住在二区，他没带家眷。他特别欣赏周新民教授太太的烹调手艺，常常到她家去吃饭。徐懋庸也并不是对所有的教授都抹面无情，他和生物系的耆老、老牌布尔什维克、何定杰教授就过从甚密。当李国平教授在运动中发神经病时，他就听从了何的劝告，没有对李国平下手，还把他送到南京去医治，最后还捧了出来。
他在武大实在是积怨太多，李达来武大后，他也没把李达放在眼里。教授、教师、群众的反映太强烈，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组经过调查，终于发现了他的生活、工作太专横跋扈了，给了他处分，把他调出了武大。可是他对武大的伤害太大了，他的流氓习气，他在武大网罗的佥壬，他对人性的摧残….一直流毒到今天,阴魂不散! 至今有人在梦中还能体味到当时那股焦灼和冷气之彻骨！
现在看来,他是属于那类不规规矩矩读书,又仇恨规规矩矩读书人的坏孩子,他有些聪明,梦想着出人头地,削尖脑袋出风头、向上爬，不仁不义，没有任何约束和真正的信仰，只有自我膨胀；他是一个中国典型的流氓文人，他有传统的狂狷、狡黠、厚黑，又加上了流氓无产者的无赖和凶残。
中国文痞真可怕！1957年，他居然不脸红，写了《不要怕民主》和《不要不怕民主》的文章，至今还在网上转载，当年他在武大，真正的“以党为国”（他的原话）以我为王，尊重过一丝一毫民主吗？！
他当的官也不少了,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委、宣传部长、书记; 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政教科长、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华北文化》主编、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校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武汉大学党组书记、副校长。可是,得悉儿子身遭厄运当了“右派”的徐懋庸的老父却说：“下管山逼水薄，懋庸没有城府，所以当不了大官。”他知不知道，这个没有城府的儿子，一解放就当上了府台、臬台、蓝顶子的高官，金童玉女，八面威风啊！送了好几条性命，逼疯了好几个文人，使上千的秀才听到他的名字不寒而栗呀！
近来，一些只研究故纸堆的人居然评论徐懋庸是一个由执拗率真、没有城府的性格所构筑的灵魂，发出的金声铁音铮铮声响。三反、五反、肃反、思想改造….中武汉大学的冤魂们!你们只有向苍天去抽泣吧!你们的哀嚎那里抵得了徐书记那几百万字的金声铁音啊!
我并不特别推崇鲁迅，但他对徐懋庸的评价却是一针见血。
“在左联结成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鲁迅先生说对了，徐懋庸当“奴隶总管”确实称职！
三十年代，徐懋庸还只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鲁迅先生还不知道当他得到教主的真传，入了正果后是何等“立场坚定”！他毕竟没有看到徐懋庸如何让别人“杀头充军”，如果他活到了徐懋庸的大权在握的时代，徐懋庸对他的“实际解决”应该是让他变成哑巴，永远不会说话！

就这个人，当初整程千帆的。

毛泽东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划
右派分子也最多。各大学中文系教授划为右派分子的有程千帆、董每戡、许杰、徐中玉、
施蛰存、吴奔星、詹安泰、穆木天、彭慧、张默生、林焕平、蒋锡金等等。历史系有向达
、雷海宗等等。
　　这里只讲一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情况。早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武
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徐懋庸在执行已经够左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还要别出心裁，给一些
老教授以打击和羞辱。只是弄得太过分了，徐因此也就被撤了职。程千帆也是受到徐懋庸
打击和羞辱的一人。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他是欢迎的，
他有话要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各种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3]：
　　--------
　　[3] 有关程千帆材料，全部引自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
出版社1957年版。
　　　　“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
　　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
　　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以后徐懋
　　庸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有
　　人说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
　　岁的小孩子手里，今后我要看人事材料，我不同意要由我写不同意。‘三
　　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群众为什么
　　不可干人事工作，为什么非党团员不可。”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
　　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上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
　　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
　　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人事工作全是党员，人事处、科变成了独立王国，加上腐朽，变成
　　了黑暗的王国。系主任要查学生的档案袋不行，一定要党员去查。他们犯
　　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
　　缺退，工作不起劲。人事工作干部应该是德才兼备，不一定非是党团员不
　　可。”
　　　　“知识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
　　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
　　　　“刘真（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
　　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
　　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
　　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什么代表都是指定的，这
　　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犯××，随便把人家关起来，这
　　自由么？”
　　　　“肃反时有些青年人当时的态度粗暴，这些错误可以原谅，不能容忍
　　的是在这次运动中，还有借机报复陷害无辜的嫌疑，当时公安局带手枪逮
　　捕了图书馆专修科两个教员（其中一个上校特务），但×××说，武大敌
　　情严重，还有更隐蔽更高级的反革命，现在才开始露头，希望大家提高警
　　惕，以后烟消云散，没有了。这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容忍还
　　有超乎上校的特务存在，没有查出，一种就是×××胡说。原来×××、
　　××、×××等是准备把法律系主任×××当作最大的特务来狠狠地整一
　　下的，为什么要整他呢？×××是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前后担任过副秘
　　书长、副教务长，法律系系主任，在工作中常常不同意宗派主义的作法，
　　选人民代表时，他虽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却得了很多票，这就犯了宗派
　　主义的忌，为了陷害他，就组织人伪造材料。例如×的太太骂李校长这个
　　老先生好拐等等（×的妻子是江苏人，不会讲湖北话）。这也算是×的反
　　革命理由之一，幸而上级了解他，没有批准，否则，×就要当成反革命来
　　整了。×××不是反革命，你一定要动员人家写材料，人家不好不写，但
　　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以两面派的办法对付之，即白天写了材料，晚上又
　　告诉××先生。所以谁写了材料，写些什么，他全部了解。”
　　关于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共产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等等问题，程千帆说了些这样的
意见：
　　　　“上海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这是好的——他们想把工作搞好，不是
　　想把工作搞坏，等到群众不提意见就完蛋了。领导上应该明确一个东西，
　　在学校里应该依靠专家教授来搞好学校。共产党应该认识这点，中国乃中
　　国人之中国也，非共产党之中国也。如果中国共产党把全中国人都赶到维
　　吾尔自治区，你共产党也活不了。”
　　　　“在武大入党的人，人们并不向他学习。我对×××的入党是很有意
　　见的，为了培养他入党，指定他为先进工作者，并替他伪造材料，他当时
　　新文学史稿还没有出版，就说出版了。党要捧什么人，就要为他搞什么名
　　堂，选先进工作者是活见鬼，要就和清朝一样，钦赐文正公，现在分明是
　　赐的，还要说是群众选的，善良的人选上积极分子自己也感到惭愧。”
　　程千帆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系主任和副校长。《学习简报》刊出的
他的发言被修改得温和一些了。他不同意，写信给《学习简报》编者说：
　　　　“《简报》第一期第4版所登载我的谈话有××在‘业务上并不突出’
　　一语和我的原意不符。我是说：××的政治水平不高业务也很坏，根本不
　　配当中文系主任。他当主任，乃是武大中文系的耻辱。试举一个例子。有
　　一次开会，××忽然引了几句《吕氏春秋》，将音乐的乐，念成‘洛’，
　　将‘阕’字念成癸。连最普通的学识都没有，还不如一个学生，除了凭党
　　员的特殊以外，还凭什么作主任呢？此外，这篇报道还暴露了这位‘作者’
　　对官僚主义的回护。谁不知道是总务处某些阿谀逢迎的人出些坏主意逼迫
　　刘老将房子让给了×××副校长，座谈会上谈得很清楚，为什么在报道中
　　连×××的名字都不敢提；×××的名字又不是封建皇帝的御讳。”
　　这态度颇有一点凌厉。大约是因为受到当时整风鸣放气氛的鼓舞吧。他对形势的估计
比较乐观，在座谈会上说，“看来领导上有决心把这次学习搞好”，“自从同学大鸣大放
后，运动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血液，同学们很英勇，今后运动不能忽视这个力
量，有人看见过漫画中讽刺，觉得似乎有问题，我认为目前运动进展得很健康，与历次运
动比，这次运动很正常，群众有理智，也很有节制，虽然个别地方看来有点脓疮，但是主
流是正确的，同学们丝毫没有错，不要气馁。”
　　可是程千帆错了，他没有预料到整风运动会突变为反右派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天他在中文系学习分会上发言，说：
　　　　“帮助党整风我现在才明白，我们是客人，主人请我们吃馒头，你却
　　要吃面，主人要你提三大主义，你却要提争民主，主人自然不高兴。群众
　　在整风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做客的，这像主人出
　　门，请客人看门，也好像请人炒菜。党请我们帮她洗脸，我们却是全身洗
　　到了，一直洗到脚，这当然不合规格。主人要你提三个主义，三个主义以
　　外，你就不要多嘴。我们这些人在迷魂阵中积极地钻了一个多月，现在比
　　较看清了自己的地位，痛心的是我的讲义没有写。现在有三条出路，一条
　　是自动退出，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将来是要自动退出的。”
　　程千帆又错了，他以为还要实行非党员自愿参加整风运动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的章程，
不知道国务院就要发出一项决定，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积极参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已
经不能自动退出了。眼前在他面前并没有可以听凭他自由选择的三条出路，而只有当右派
分子这样一个前景了。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对同事说：我是关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程千帆被划为右派分子，徐懋庸很觉得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作
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
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
》（笔名弗先），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学”
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
在党是严肃处理，在党员是重新锻炼，而在右派则是“革命的成功” 。（7月24日《大公
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
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
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同样要划右派。
（以上摘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十章“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

整程千帆的事听说过，徐那些丑事倒还是第一次见。。。没甚麽说的了，很多次以为见识了人性，很多次又有了新认识。。。。
想起来了，城南应该对武大很熟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