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子最后由清蓉在 2004/08/27 03:55pm 第 1 次编辑]

   从《中国大历史》先秦的硬伤看黄仁宇是否大师通家（完整版）
   文/子乔
　　
    （一）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著作，以其新颖的方法、独到的见解和通俗的形式而为人们所钟爱，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媒体和评论者却把黄先生誉为“大师”，还因他的几部通史类著作而把他誉为“通家”，就有些过分了。这些评论与社会上的“黄仁宇热”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编高中语文教科书选入了黄先生的作品，并在显著位置极其隆重地向中学生们介绍黄先生，待遇之高令众多前辈巨擘难望项背，正是这种影响的结果。让人不能不为那些前辈巨擘们鸣不平。（按：这个评介并非课本编者的手笔，而是出自方舟子先生的悼念文章。这些文字用在悼念文章中并无不妥，但它被高中的语文课本采用，就具有某些其它的意义了。我已经看到了全部六本《教科书》，在课文后单独进行长篇评介的中国近现当代作者，只有黄仁宇和钱钟书。刚看到的第四册在注释中对沈从文的介绍是“（1902—1988），湖南凤凰人，现代作家。”鲁迅、巴金、老舍等估计初中已经介绍，不在此列。）　　
　　在我看来，“大师”也好，“通家”也好，都要求这个人的著作在微观和宏观两方面都禁得起检验，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等就是禁得起检验的大师(微观指具体的史料考订，宏观指抽象研究，如总结规律、提出新理论、新方法等)。对“通家”，还应要求这个人不能“偏科”，比如他擅长某个断代而先秦不行，这就不能说是合格的了。黄仁宇先生有一部通史类著作叫《中国大历史》，鼎鼎有名，体现了他的“大历史观”，为他获得“大师”和“通家”的头衔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文不揣冒昧，拟从该书截取一些片断，以“大师”和“通家”的标准分析之、苛求之；进而按以小见大的思路，试借这些看似末端小节的硬伤，将黄仁宇先生请下神坛。我选取的是该书先秦的两章，此后的历史我很生疏，手头可供核对的资料也少，故不敢妄言。但我估计也会有类似的硬伤，数量可能会少一些。
　　以上是我写这篇文字的主要原因。而且此书流传较广，我们纠正它的错误，正有助于它更好地发挥作用。给读者提供的信息，哪怕是细节，都必须准确(到截稿时)，这是对史学家的基本要求。再有，该书前两章的错误实在是多了一点儿(高密)，性质也实在是严重了一点儿(低级)，以致我实在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认定硬伤的标准是(自认为还算宽松)：
　　第一，都是低级的或叫常识性的错误，而不是观点上的错误，但有些错误已经影响到观点(不是说大师不能有错误，而是不能有太多的该领域的常识性错误)；
　　第二，时间截至到1990年——因为黄仁宇先生的“中文版自序”写于1993年——也就是说，与此后的新发现、新成果不符的内容不算硬伤(采用过时的资料肯定算硬伤)。当然，我们也可以放宽要求，将时间截至该书英文版的写作时间1981年或中文版所引资料发表时间的最晚者1987年，但这并不会使错误减少多少。（按：1981年写的英文版估计只是初稿，因为直到1988年才出版。中文版估计写于1988～1991年这一段，其中引用了1987年的中国官方资料)；　　
　　第三，文献有不同记载或学界有不同观点，黄先生取其一，即使是多数学者(或权威学者)认为有错误的，也不算硬伤，因为这是作者的权力。但如果他引用的观点本身就是“硬伤”，则不在此列。
　　本文初稿发表以后，很多同志都认为硬伤可能是翻译造成的，我感到有必要详细解释几句：　　
??第一，我们在三联版《中国大历史》里找不到译者的名字，仅有“黄仁宇著”，而且黄先生还有一篇“中文版自序”，什么叫“自序”呢？给别人翻译的自作写序，按惯例是不会用“自序”一词的。
　　第二，我也曾怀疑中文版是别人由英文版直译过来的，把一些专有名词翻译错了。但又一想，以黄先生的能力和为人，断不会让别人翻译然后不校对译文就以自己的名义出版。我记得黄先生的《黄河青山》中文版就有译者的名字，因为黄先生还没有写出它的中文版就逝世了。　　
　　第三，英文版我至今未见，若英文版正确，我当向黄先生在天之灵深表歉意。但这却证明了我上面的怀疑，因为黄先生自己不会译错(对原文而言)。这样一来，黄先生的错误岂非更严重？他非但不是“大师”，连一个严肃的学者也算不上了。我们买他的“中文版”，难道不是上当受骗么？上帝保佑，千万别是这种情况！　　
　　第四，若是黄先生本人翻译的，那这些硬伤当然还要算在他自己头上。这已经与英文版是否正确毫不相干了，因为黄先生并不是“ABC”，他是36岁以后才去美国的，不会忘了如何用母语表达意思。黄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自序”中说(中华书局1982)：“初稿是用英文写的......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P1)，“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P5)，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大历史》中文版也是如此。　　
??第五，大部分硬伤应该与翻译无关。　　
　　我之所以罗里罗嗦地解释这么多，是想节省点时间，因为若不如此，同志们读完本文后，恐怕会有一些疑惑。

（二）
　　下面，我从《中国大历史》中文版的前两章中挑出了若干为评论者所易于忽视的硬伤。这些硬伤，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黄仁宇先生不能成为“大师”和“通家”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争论的焦点。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本文的重点。　
　　请注意，前两章的篇幅仅仅17页(不含近乎空白的标题页)。看了我的分析之后，请大家仔细想想——有无连汉字“六书”的概念都搞不清楚的“大师”？有无连《史记》中的《殷本纪》、《周本纪》、《龟策列传》这类治通史的基本文献都很生疏的“通家”？还有一些表达不严谨之处，也一起指出，但与本文论点无关。
　　　　
　　１、令人瞠目结舌的硬伤：
　　No.01——P07：【(表格，甲骨文形声字举例为“亦”和“来”。)】　
　　◆分析：用“瞠目结舌”来形容这个硬伤，一点都不过分。黄先生认为“亦”和“来”都是形声字，敢问何为形旁，何为声旁呢？“亦”的本义是人的腋窝，造字法为“指事”，用作副词其用字法为“假借”。“来”的本义是麦子，造字法为“象形”，用作动词其用字法也是“假借”。
　　
　　No.02——P07：【还有不能图解之观念则可以同音字代表，如“亦”字发音与“腋”同，所以画人之两腋为亦。“来”与高粱之“来”同，所以画“来”而得来。】　
　　◆分析：按这种说法，用作副词的“亦”——即“不能图解之观念”——是造出来的，即“画人之两腋为亦”。可以看出，黄先生望文生义，竟然认为“形声”就是“由声画形”。名词“亦”假借作副词“亦”，是用字之法，而非造字之法，“来”用作动词也一样。甲骨文中没有“腋”，“亦”就是“腋”的本字。有一个表示“也”的副词，读音与名词“亦”相同，人们不知道如何造这个字才好，就直接把本表示“腋窝”的“亦”拿过来用；或者本有一个字表示这个副词，但人们却写了错别字，久之成为习惯，原字反而湮没。并非如黄先生所说是现造的——这个副词的发音与“腋”相同，所以人们画了腋窝表示这个副词。
　　
　　No.03——P07：【其他“转注”、“假借”等也不外将这些基本原则重叠而扩大的使用。】
　　◆分析：本句在原文中紧接No.02，请注意“其他”一词，在黄先生看来，“亦”用作副词、“来”用作动词，都与“假借”无关，说明他也不知道“假借”的概念。　
　?◆子乔按：以上错误实在低级，匪夷所思。因为“六书”是国学的基本常识，应该是在中学就掌握的内容(如果老师不讲，那是老师的失职)。我曾经有过种种怀疑，比如，是否中文版不是出自黄先生之手(起码这几章)？但仔细一想又不象，见上所述。况且，“形声”的英译是“pictophonetic(即pictograph+phonetic)”，“假借”的英译为“phonetic loan”，怎么会混淆呢(即使其它英译法也应该不会混淆)？我还曾怀疑这体现了黄先生对传统“六书”的新解，但从行文看也不象，况且这种新解也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却未见黄先生专门论述之。现在我只能根据白纸黑字去评论了。
　　　
　　２、严重的硬伤：　　
　　No.04——P05：【“商”之成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
　　◆分析：首先必须澄清，商代的继承法是“弟及”，还是“子继”，还是“弟及”与“子继”没有主辅之分，还是前期“弟及”后期“子继”，学界确实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黄先生所说的显然不是继承法本身，而是“保存无缺的王室谱系”这个具体结果(若是辞不达意，那错误的性质恐怕更低级)。若说继承法，可以用“弟及为主，子继为辅”、“弟弟比儿子优先享有继承权”之类的表述，而不是“一般弟及，偶尔子继”。前者指制度本身，后者指制度的具体执行结果，是两回事。比如规定弟弟优先继承，但若没有弟弟、弟弟都已死去或其它原因，则只能传位给儿子或侄子。这样在总体上看，就会出现“子继”的次数并不很少的现象。(商代前期很可能已有嫡庶制度，即对某王而言，有继承权的弟弟必然是其父王的嫡子，有继承权的儿子必然是其嫡子，有继承权的侄子必然是其父王的嫡孙。因此该王有继承权的弟弟本就不会很多。商代传位于叔伯兄弟和传位于叔伯兄弟之子的都仅仅1次，这是例外。当然这种嫡庶制度并不等于嫡长子继承制。鉴于黄先生的错误与继承法本身如何无关，就不多说了。)
　　商王的世系——指从成汤到纣王，汤以前的与本题无关——被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完整地保存在《史记·殷本纪》中，绝大部分与殷墟卜辞吻合。我们不要求黄先生去研究殷墟卜辞，我们只要求他认真读一读《殷本纪》，这恐怕并不过分。《殷本纪》里记载的商王有30位，其中兄弟相传13次(含1次传叔伯弟)，父子相传13次，叔侄相传3次(含1次传叔伯兄之子)。可见“父死子继”根本不是什么“偶尔”。我推测黄先生没有认真读过《殷本纪》，他只是根据别人的研究知道商代的继承法是“兄终弟及”，而在他看来，“兄终弟及”法的结果只能是“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忽略了制度本身与制度的具体执行结果是两回事。　
　　《殷本纪》从成汤到纣王(帝辛)的世系与殷墟卜辞有几处不符，在此不赘述。若以《殷本纪》为主并以卜辞修正之，则商王有32位，其中兄弟相传15次(含1次传叔伯弟)，父子相传11次，叔侄相传5次(含1次传叔伯兄之子)；若去掉卜辞中未见的中壬和不能确定的羌丁(沃丁)，则兄弟相传为13次(含1次叔伯兄弟)，其余不变。这三种统计法的结果没有质的差别。若以武丁为分界，可以看出此前“弟及”比例大，此后“子继”比例大。
　
　　No.05——P06：【此外商人也可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　　
　　◆分析：黄先生大概是觉得中国范围内没有与商并存的青铜文明，因此猜测是商人“垄断”了冶制青铜的技术。这就是他的疏漏了。1986年7月～9月，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连续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总重量近1000公斤。消息一经报道，举世皆惊，人们为在中原之外发现如此发达的青铜文明而兴奋不已。三星堆遗址距今约4500～300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两个祭祀坑的年代，一号坑约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约相当于殷墟二期(《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0日报道、《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三星堆青铜器的制造技术比同时代的商文明毫不逊色，有些风格独特如青铜头像，有些则与商器非常相似如青铜尊。1988年1月，国务院将三星堆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中国制造青铜器的历史远在商代之前。1975年，甘肃东乡县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铜刀，经鉴定是单范铸造的青铜器，距今约5000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
　　
　　No.06——P07：【当初甲骨为巫卜之用，现存的甲骨，则是商代的史官根据原件复制作为一种永久的记录。】
　　◆分析：出土的有字甲骨都是当时占卜用的实物，而非复制品。因为上面不仅仅有刻辞，还有事先整治、钻凿的痕迹和占卜时灼烧而成的裂纹即“卜兆”。占卜过程中甲骨的处理比较复杂，详见有关甲骨学著作，不赘述。若按黄先生的说法，我们不禁要问：若是为了保存资料，那为何不直接保存原件呢？对甲骨的一系列处理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尤其是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字，所以商代的占卜有专人负责。这些工作史官们能够完成吗？那些钻凿痕迹和卜兆也是复制的吗？为什么连这些也要复制呢？卜兆的形状是有偶然性的，复制品能够保证与原件一样吗？通过什么手段保证呢？若无法保证，那为什么还要复制卜兆呢？花这么大的功夫复制整个有字甲骨，其意义何在呢？若现存的是复制品，那原件又到哪里去了呢？
　　
　　No.07——P11：【周人之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
　　◆分析：“契”是帝喾的儿子，是商人的始祖，周人的始祖叫“弃”，也是帝喾的儿子，《周本纪》里写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硬伤。有人怀疑这是翻译的问题，但如前所述，若是别人翻译的，黄先生未校对译文就以自己的名义出版，那就不仅仅是硬伤的问题了；若是黄先生自己翻译的，自然还是硬伤。况且，“契”与“弃”的读音并不一样。“契”作人名应读xie4，又写作“卨”，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禹作司空，平水土；弃作后稷，播百谷；卨作司徒，敷五教”。可参照《殷本纪》：“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若是黄先生自己翻译错了，那只能证明他不但混淆了“弃”和“契”，还认为“契”读QI音，一样是硬伤。
　　或许有人会认为黄先生说弃(误为契)是商的农官，也是一个硬伤，因为与《周本纪》不符。其实此说是有文献根据的，按我的标准不算硬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晋杜预注：“弃，周之始祖，能播百谷。汤既胜夏，废柱而以弃代之。”然而按《周本纪》的说法，弃是帝喾的儿子，与尧同时。目前可以两说并存。有人认为《周本纪》有误，理由是按世系算弃不可能与尧同时而只能是夏末商初的人，这是混淆了《周本纪》中的“后稷”和“弃”，他们误以为弃是不窋的父亲。其实，后稷是农官名，世代承袭，弃仅仅是人名。吕思勉先生认为，不窋的父亲“后稷”并不是弃，中间隔了好几代人，他们都被称为“后稷”(《先秦史》P116上海古籍1982)。吕先生的见解非常正确，《周本纪》只说不窋是后稷之子，并没有说他是弃之子。大概在司马迁的时代不窋父亲的名字已不可考，故只能称为“后稷”。《周本纪》云：“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一个“皆”字足证。可参照《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一个“世”字足证。这是司马迁写《周本纪》时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他把“弃稷不务”改为“去稷不务”，是怕读者误认为此“弃(离开)”就是彼“弃(人名)”，这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大师的严谨。所以，《周本纪》说周人的始祖弃与尧同时，并没有明显的可疑之处。
　　
　　No.08——P12：【西伯被谥称“文王”。......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谥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
　　◆分析：王国维先生在《遹敦跋》一文中说：“此敦称‘穆王’者三，余谓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满也。何以生称穆王？曰：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内府藏《献侯嚣尊》，其铭曰：‘惟成王大□在宗周，王赏献侯嚣贝，用作丁侯宝尊彝’。是为生称成王之证矣。......然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观堂集林》卷十八河北教育2001P554)“遹敦”又称“遹簋”，附其铭文如下(用今字表示)：“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镐京，呼渔于大池。王飨酒，遹御无谴。穆王亲赐遹爵，遹拜手稽首。敢对扬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孙孙子子永宝。”(据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1996P383)显然“穆王”是穆王在位时就有的称呼。
　　可见，“成王”、“穆王”之为生称，于王国维先生在世时已有青铜器铭文直接证实。“武王”之为生称，也已被出土铭文直接证实。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青铜器“利簋”，上有铭文32字，记录了武王克商的史实：“武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铭文是说，武王在甲子日攻克了商都，辛未日(克商后第8天)他在阑地赐予一个叫利的官员铜。利因此做了这件祭祀檀公的簋，并将受赏之事记在簋上作为纪念。这是学界公认的周武王时期的“标准器”(做簋的时间不一定就是克商后第8天，但断不会拖到武王逝世后，武王在位至少两年)。1977年和1978年，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唐兰、张政烺等分别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考释文章(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8期；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8期；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1期)。一位中国通史的研究者，虽不必对金文有多深的研究，但对以上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应该有所了解(知道即可)，否则不能说是合格的。
　　
　　No.09——P13：【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
　　◆分析：前句其实已经说出了商代的祖先崇拜现象，后句又说“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自相矛盾。黄先生说的“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从上文看，实际上是指商人的占卜习俗也即迷信——因为他们担心祖宗作祟所以才占卜。黄先生似乎是说，商代尚鬼，万物有灵，而祖先崇拜不明显，周代则以祖先崇拜代替了万物有灵的信念，后者不复存在。这完全不符合史实。从殷墟卜辞看，商人的崇拜的对象可分为天帝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三类，与周代以后基本一致，只是偏重或有不同而已。
　　首先，商代的祖先崇拜极其明显，祖先们被神化，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能够降福降灾。请看几条有关先公高祖夒(或谓即帝喾)和先王上甲的卜辞：“壬申贞，求禾于夒”(祈求丰收)；“贞，往于夒，有纵雨”(求雨)；“庚寅卜，唯夒蚩禾”(蚩即害，问夒是否会降灾于庄稼)；“贞：求于上甲受我佑”(祈求上甲保佑)；“贞：上甲祟王”(问上甲会不会暗地里降灾给王)；“唯上甲蚩雨。”(问上甲是否会阻止下雨)。如是者极多，不赘引。
　　其次，万物有灵的信念并没有自周而中断。后世的具体宗教制度当然与商代有别，而且程度也可能没有商代那么强烈，事无巨细都要占卜，但却不能说“中断”。反例不胜枚举——中国可谓什么东西都能成灵成精——且看几则：
　《尚书·金滕》：“王有疾，弗豫。......周公......祝曰：‘......今我即命于元龟......。’乃卜三龟，一习吉。”(周武王有病，周公旦用大龟为之占卜三次。是为与商代一致的龟灵崇拜)；
　《尚书·大诰》：“天降威，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朕卜并吉。”(周成王用大宝龟卜问天命)；
　《礼记·檀弓下》：“石骀仲卒，无适(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卫国大夫石骀仲死了，用龟占卜，决定继承人)；
　《礼记·礼运》：“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氵念]；凤以为畜，故鸟不[犭矞]；麟以为畜，故兽不[犭戉]；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氵念]：水动而鱼惊走；[犭矞]、[犭戉]：鸟兽惊飞、惊走。)；
　《左传·昭公十三年》：“共王无冢适(嫡)，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楚共王请神灵为他选择继承人。群望，指星辰山川。此即自然崇拜)；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一般认为，《周礼》不是西周原始文献，但至少可以反映战国的情况。这一段就反映了天帝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此外，《左传》、《周礼》、《礼记》、《仪礼》中关于龟灵崇拜和其他自然崇拜的记载还有不少，不赘引。如果说以上文献属于经部，不是治通史的必读资料，那么《史记》算不算治通史的必读资料呢？《封禅书》记载了秦始皇曾祭祀名山大川和八位神灵：“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阴主...五曰阳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时主。”而《龟策列传》则详细地记录了汉武帝时期及此前的龟灵崇拜现象，全文不便抄录于此，请自行查阅。汉代的具体占卜制度大概与商代不同，但内涵则一。
　　◆子乔按：我猜测黄先生的本意大概是：商人崇拜祖先，也崇拜自然万物，而周人以崇拜祖先为主，不怎么崇拜自然万物。这当然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个“周人”要限于狭义，指统治者周族人，否则仍然不对，如秦人就以崇拜自然神为主。但他的表达完全是另一个意思。周族人不再重视自然万物——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不等于周代的中国国人不再重视自然万物，更不等于中国“万物有灵的信念自周(代)而中断”。“代之”一词也用的不对。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替黄先生作出解释，我只能根据白纸黑字去评论。谁知道我猜得对不对呢？若真是辞不达意，归根结底还是他对这些内容不熟悉。有哪位大师的作品是需要读者这么猜的呢？
　　
　　No.10——P13：【我们可以相信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早期周人流传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种类的耕作物。】
　　◆分析：这个错误已经影响到黄先生有关“黄土地”的一些重要观点。将本条和下一条结合起来看，黄先生似乎把黄土地上的周人当作中国农业的发明者了，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的。就算不牵扯周人(让一步)，仅说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这也是错的(且不说农业还分为稻作和旱作)。现在看当然是如此——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人工栽培稻遗存距今约12000～10000年(1993年～1995年发掘)——就是站在我们限定的1990年看，也是如此(以下均截至1990年)。黄先生在第23页给出了一个黄土地带的范围图——其实就是中国地形图上的黄土高原——在这个范围内，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是老官台文化，分布于陕南、甘东、甘南，距今约7800～7000年。而此范围之外，也有大量年代与之相当或更早的原始农业文化。这样就不能说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以下列举一些：
　　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9000～8000)出土了农具和炭化稻壳，一经报道，引起了学界的轰动，因为它比曾被认为最早的河姆渡人工稻遗存还早了近2000年；
　　1983～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9000～7800)出土了大量农具(栽培稻遗存1993年才报道，不算)；
　　1977～1979年，河南新郑县裴李岗遗址(8000～7600)出土了农具和炭化粟；
　　80年代初，河南新郑县沙窝李遗址(8000～7600)出土了农具和炭化粟；
　　1976～1978年，河北武安县磁山遗址(8000～7600)出土了大量农具和88个存放粮食的窖，内有大量炭化粟，据估计当时的储量在10万斤以上(磁山虽临近黄土地带，但在太行山东，仍属华北平原)。
　　1978～1979年，山东滕县北辛遗址(7800～6400)出土了大量农具和一些炭化粟；
　　以上遗址的资料均在1990年前发表于权威刊物上。当然，我不是说哪里年代最早哪里就是发源地，只是说截至黄先生写此书的时候，黄土地肯定不能说是发源地了。(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期；社科院考古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1期；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碳化粟粒》《农业考古》1984年2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1期；社科院考古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2期；《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2期)。
　　
　　No.11——P15：【事实上周人借着封建，广泛地推行了农业。】P22(第三章相关者)：【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
　　◆分析：周人分封的主要地区——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广阔平原——自距今8000年起到西周，一直是中国的农业区(请参考上条)。距今7000～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很多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遗迹，还有大量的陶制酒器，这表明当时的农作物已经有了剩余。商代的农业也很发达，在田野考古和甲骨文两方面都有反映，不再赘述。可见，周人推广农业之说，根本无从谈起。（根据上下文分析，我怀疑黄先生的“推广农业”本意是指推广井田制，但“推广井田制”决不等于“推广农业”。还是那句话——我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替黄先生作出解释，我只能根据白纸黑字去评论。谁知道我猜得对不对呢？有哪位大师的作品是需要读者这么猜的呢？）
    ３、一般的硬伤：
??No.12——P05：【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或者还要早。】
　　◆分析：这是很旧的数据了，也是很晚的数据了，仰韶文化的出现都比它早。我在No.08中举的例子，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者还要早”一句并不妨碍此条成为硬伤(等于没说)。
　　
　　No.13——P07：【会意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如日在树后上升，是为东(解释甲骨文“东”字)。】
　　◆分析：《说文》云：“东，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这是许慎对小篆“东”字的解释。甲骨文中的“东”字并不从木从日，而是象一个两端无底的口袋，里面装了东西，以绳束两口之形，是橐字的初文，象形字(与小篆差别很大)。用作方向之“东”是假借，不是会意。金文字形与甲骨文基本一致，到了小篆就演变成“日在木中”了。黄先生从《说文》，用小篆的字形去解释甲骨文，当然是一个常识性错误。许慎的时代甲骨文尚未出土，而黄先生写此书的时代呢？而且他在书中给出的甲骨文“东”字，也是近于小篆，而远于甲骨文的。（他给出的“月”字，与甲骨文、金文、小篆都不同，中间居然是两横，不知从何而来。）
　　
　　No.14——P07：【根据专家统计，甲骨上所记载的不同文字，为数共约3000，其中1000字已可以辨识。】
　　◆分析：黄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引用他人成果之处不少，但居然很少有注释，这是很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即便该书定位于通俗读物，也不应如此。比如这位专家是谁？我猜测是陈梦家先生，他在《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中认为卜辞所用的字大约不超过3500个。但截至1990年，此说显然已经过时。甲骨文单字的数量，各家有不同的说法，但大都在4500～5000这个范围内。出现差异的原因，一是统计的问题，二是有些字可以归并。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序言写道：“正编和附录所收共计4672字，而其中有些字还可以归并；目前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全部单字总数，约在4500字左右。”；1979年，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文字释林》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序言中说：“截至现在为止，已发现的甲骨文字，其不重复者总数约4500个左右，其中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1989年，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通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说：“在5000个单字中，目前无争议的可识字仅有1000多个。”(P453～454)。（于省吾先生是在甲骨文考释领域成就最大的学者。他一生共识读了别人未识、错识或已识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字300个左右，占全部可识字的四分之一。于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才开始研究甲骨文，此时一些易识的字，早已有由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释出，剩下的都是考释难度较大的字。）
　　
　　No.15——P08：【公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汇，饱和到大约1000个字(专家认为其他的2000字大致为专有名词)......】　
　　◆分析：“1000”只是现在可识字的数量，于商代当时则没有任何意义，故“饱和到”一说实在不知所云。而且自相矛盾，专有名词难道不算“字汇”？另外就是总数的错误，参见上条。
　　
　?No.16——P08：【周发源于西安附近，为后起之强国......】　
　　◆分析：周人的社会形态，从何时何地起能称之为“国”？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没有必要讨论的是，至少从文王时代周人居于岐山之时起，就已经是“国”了。文王在去世的前一年，才从岐山迁都到西安附近的丰，此前他早已受命称王，为灭商作准备了。其实这还是保守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从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算起。据《周本纪》载，古公亶父率周人迁到岐山后，建立了周的国家体制：“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裴骃《集解》引《礼记·曲礼下》注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1976年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了大型的宫室基址，可为《周本纪》所载提供佐证(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10期)。如果岐山也算“西安附近”，这“附近”的范围也太大了，这句话也就失去了意义。
　　
　　４、表达不严谨之处(仅仅是指出，与本文论点无关)：
　　No.17——P05：【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兽骨之上。】
　　◆分析：甲骨文的载体以龟甲为主，占到73%，所以才叫“甲骨文”，而不叫“骨甲文”。或许有人会说，龟可以算广义的兽，甲可以算广义的骨。如果按这种诡辩思维写文章，那真的没法看了。从文字本身看，此条完全可以认定为硬伤，但我们相信它只是黄先生一时的疏忽。
　　
　　No.18——P05：【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
　　◆分析：首先要说明，“商代遗址”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时间在约前1600～前1046年的中国境内的各种古文化遗址；二是特指上述时间内的商文化遗址。黄先生说的显然是后者，我们讨论的也限于后者。在黄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商代遗址早已不限于河南了。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发现了商代遗址，此后多次发掘。盘龙城遗址与黄河流域的商代遗址有很大的统一性。1974年，这里出土了大型的宫殿基址，专家认为它是商代某位贵族或诸侯的住地；同样是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邢台发现了多处商代遗址，有名的如曹演庄遗址，出土了很多商文化遗物，专家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商王祖乙时代的首都；邢台以北的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也很有名，1972年出土了著名的铁刃青铜钺。这些商代遗址的资料，早就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我们无从知道黄先生是否了解这些发现(了解即可)。从文字本身看，此条也完全可以认定为硬伤，但我们还是相信它只是黄先生一时的疏忽。（湖北省博物馆《196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1期；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田野考古记要》《文物》1976年2期；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省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5期；《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等）
　　
　　No.19——P06：【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　
　　◆分析：祭祀和殉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活动。殷墟墓地的以上现象是人祭的体现而不是人殉。人祭和人殉的根本区别在于目的不同：人祭是把人当成牲口一样宰杀，祭祀祖先和鬼神，祈求赐福；而人殉则是希望殉葬的人去阴间侍奉死去的贵族。这决定了两者所使用的人的身份、死亡方式、埋葬方式的不同，使我们可以从考古学上区分人祭和人殉。如果某葬坑离贵族的墓较近、一次葬、人数较少、骨架完整、姿势规则，甚至有少量陪葬品的话，那这就是人殉现象。殉人的身份是贵族生前所役使的侍从、家奴、武士等(试想，脑袋都搬家了，到了阴间还怎么干活呢？正如陪葬车的同时必然也要陪葬马，而且必须装备车轮，不能把车轮拆下来“整齐地排列”)。如果某葬坑系多次葬、人数较多、骨架身首分离、分别排列，甚至只见头而无躯干，也没有陪葬品，那这就是人祭现象。牺牲的身份主要是战俘，还可能有罪犯和奴隶。这种以仇敌之首祭祀祖先的习俗一直流传到现代。鉴于确实有些著作不严格区分人祭和人殉，此条不算硬伤。（将一次葬和多次葬列为区分的标准之一，是因为祭祀经常要举行，而殉葬一般只在贵族下葬时一次完成。）
　　
　　No.20——P12：【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
　　◆分析：此条原来是当作“硬伤”的，经过考虑我决定把它挪到这里。因为这句说的是继承法即原则本身，属于观点问题，按我的标准不算硬伤。而且确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商代无嫡庶制度，如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但学界历来多不赞同此说(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河北教育2001P290)。《殷本纪》云：“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可见当时已经有了嫡长子继承制。但王国维先生对这段记载有不同看法，认为“恐即以周代之制拟之，未敢信为事实也”，不过他也只是怀疑，并没有确证。从世系看，商末有五世完全是父子传位的：康(庚)丁—武乙—文(太)丁—帝乙—帝辛，这在商中前期根本没有。帝辛前的几位王接连无弟可传的概率很小，因此王国维先生的怀疑还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周朝建立初期，周人的“兄终弟及制”并未完全废除——是过渡时期——武王就曾想把诸弟中能力最强的周公立为继承人(事详《逸周书·度邑》)。如果“父位传子”的原则已经完全确立，即使形势严峻、儿子年少，武王也大可向周公“托孤”，而不必传位。周公当时没有接受，但武王死后，他还是摄政称王，行使了王权。管叔非常不满，遂纠集蔡叔和商遗武庚反叛，可能他觉得自己是周公之兄，比周公更有资格继承王位。这些都是兄终弟及制没有完全废除的体现。周公称王七年后，传位于武王之子姬诵，是为成王，这与商代中前期频频出现的兄传弟、弟再传兄之子的现象相同。自成王以后，基本都是父子相传，但也有例外(包括篡位)。总之，这句话虽然不算硬伤，但是太笼统，读者很容易误解。
[DISABLELBCODE]

[这个贴子最后由清蓉在 2004/08/27 02:49pm 第 3 次编辑]

    （三）
　　以上这些硬伤，当然不会损于黄仁宇先生的睿智形象，也不会抹煞《中国大历史》的整体价值，但却足以抹去他头上“大师”和“通家”的光环而还其本来面目。我们没有见过如此不严谨——不注意材料的核实、不关注相关学术动态——以致著作中有如此高密度的硬伤的“大师”；我们也没有见过对先秦史如此生疏的“通家”。黄仁宇先生的明史研究是下过深功夫的，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和《万历十五年》在学界的口碑很好，但人们称其为“大师”却主要不是因为他的明史研究，而是他的通史研究和“大历史观”(前一本书在学术界之外影响很小。就是以这两本明史著作，他也不足以获得“明史大师”的地位)。但从上面的分析看，黄先生的通史研究实在有些粗疏，他对先秦这一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的了解远远不够。（不关注学术动态，使用过时的资料，理所当然算硬伤。做不到这一点就别研究历史。况且很多东西在黄先生写该书的时候已经不算新发现了。）
　　传统的史学研究，通史也好，断代史、专门史也好，都要首先占有大量的资料，包括原始文献和他人成果，然后阅读、分析、研究这些资料，从中得出结论。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史学界有一句话叫做“有年轻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而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一个治通史者，虽不必对每个断代的专题有深入研究，但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则应该有所了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一些优秀的通家，往往并不满足于站在别人的成果上总结历史规律，他们自己也考订史料，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就使用了不少自己的考订成果(周人原居山西就是其中之一，对来的研究者影响极大，被广泛引用)。
　　黄仁宇先生治通史的方法与传统方法不同，是一种“高层次”的抽象研究，他不重视具体史料的考订，而是站在别人的成果上做宏观研究(“层次”指某学科体系结构上的“层次”，而非水平境界上的“层次”，犹计算机系统中裸机为低层或底层，应用软件为高层)。这种方法的优点非常明显，用俗话说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从技术上和精力上都避免了细节的干扰而有助于发现宏观规律；但其缺点也同样严重，那就是因疏于核实资料而可能造成很多错误，不但有碍观瞻，有的还会影响到观点，如“黄土地带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因此我感觉黄先生的方法有些极端，以宏观研究为主固然很必要，但还是应该重视一下资料的核实(仅是核实，不是考订)。当然，宏观、微观两手抓，不但需要精力，也是需要能力的。　　
　　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郭沫若等先生，他们学术根底深厚，研究领域广泛，既有微观的史料考订功夫，又有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的眼光和理论研究的能力，且对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是上世纪公认的史学大师。当然他们的学问是有所偏重的，钱、吕二位以“博”著称(含通史研究)，一般被称为“通家”；王、顾、二陈都是“专家”；郭则又“通”又“专”，但在各领域都不代表最高水平。不过，所谓“通”和“专”都只是相对而言，而且它们也不完全对应于宏观和微观。（在广义历史学下的某些专门领域里成就极其突出、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学者，也可称为该领域的大师，尽管他可能不擅长宏观研究。如前面提到的于省吾先生，堪称古文字学大师、甲骨学大师。但一般不称其为史学大师。）　　　　
　　黄先生之所以选择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个人好恶的因素，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半路出家，国学根底有限，年纪也不小了，必须扬长避短才行。黄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写道：“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并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他说这番话可能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但我们或许能从中品出一些弦外之音吧？事实证明，黄先生的选择完全正确，他凭借自己的特长，取得了应有的成就。正如当年那个叫熊耀华的人，如果他选择去写诗歌、散文或现实主义的小说，大家的学生时代也就不会有楚留香、李寻欢做伴，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而他自己恐怕也无法功成名就了。
　　历史学存在着内部分工，不同的分工组成了一种“层次结构”。史料考订以宏观研究为最终目的，宏观研究以史料考订为坚实基础，如同计算机系统中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的关系。这仅仅是分工的不同，而没有境界的高低，当然有不少史家兼作这两项工作(具体的人有高低之分)。有些同志认为史料考订工作的境界不高，而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之类的宏观研究才是高境界的，我不敢苟同。这等于是说，软件设计师比硬件设计师境界高，Microsoft比Intel境界高。为什么呢？因为裸机不能上网、玩游戏。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说：“有人对宏观研究颇为推崇，认为微观研究是雕虫小技；反过来，也有人认为微观研究才是真正的学问，把宏观研究看做不切实际的空论。这两种倾向都不好。20世纪中那些有成就的史学大师，都是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的。......所以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该并重，不应偏废。”(《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
　　当然我不是说任何两种工作都没有境界高低之分，历史学家当然比印刷厂的工人境界高一些，尽管没有后者前者就出不了书。我也不是贬低“通家”而抬高“专家”，“通”和“专”只是研究对象不同，而不等于方法、思路上的宏观与微观。该领域的宏观研究当然是“专家”的任务，如先秦领域的文明起源、早期国家模式等课题；而相关的史料考订也自然是“通家”的任务，如钱穆和吕思勉都很重视史料考订。我只是觉得，一个以史料考订为主的史家，他并不会因为不擅长宏观研究而掉价(如于省吾)，当然擅长更好；但是一个以宏观研究为主的史家，他却能够因为疏于必要的史料考订或基本功不扎实而掉价。道理很简单，很多领域都一样，打个比方：一个硬件设计师，即使他不会VC，同行也不会因此看不起他；而一个半路出家的软件设计师，如果他不懂微机原理、数据结构等，科班出身的同行看不起他是很正常的。黄仁宇先生就属于后一种。“大师”的称号是不能随便加的，难道真如人所言，现在的所谓“大师”，实即“天师”？
    （四）
　　再次重申，本文的目的不是彻底否定黄仁宇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所取得的成就，而仅仅是想把他请下“大师”和“通家”的神坛。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一位有眼光、有才气、超出平均水平的不错的历史学家；他擅长明史，用功最深，对通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还不够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功也较差，从《中国大历史》先秦的两章可见一斑。因此不宜评价过高。
　　黄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得到广泛的赞扬，从普通读者的角度讲，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历史读物实即政治读物，枯燥无味，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史观更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虽然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但这种史观则明显具有惯性，时至今日仍未彻底消失——人们需要一种通俗、新颖的通史著作，而黄著进入中国大陆，恰逢其时，人们自然易于接受(当然这不是说黄先生全凭“钻空子”才走红，其作品确有高明之处)；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讲，主要是因为黄先生的治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史学的弊端，以下引用王家范先生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束：
　　“‘大历史’观念实际是一种考察方法，就是要把视野放宽到世界历史走过的全过程，宏观地由前后(时)、中西(空)的往复观照，去考量审视中国历史。......我觉得黄仁宇先生的治史路向，对我们是极有启发意义的。治史的割裂，画地为牢，分工过细，无疑已成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拆掉围墙，其中包括古代史与近代史的打通，中外历史的打通，实有必要。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中外历史的参照系统作助手，既难以描述自身的特征，也没法解释中国为什么必须由别人把我们‘轰出中世纪’(陈旭麓先生语)。”(《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4。同时我也向大家推荐王家范先生的这部著作。)

高中时看《万历十五年》简直是惊艳。后来陆续读了其余几本理论著作，觉得他仍是以现代西方的历史观和资本主义制度来解析中国历史，虽不乏启发性的创见但终非正途。到今天还是觉得《万历十五年》最好看。
现在的中学生能在课本里看到黄仁宇比我们那时又要好许多了。

Good.

城南有没有看到过黄仁宇的原作？

（满头大汗） 我。。。我知识浅薄。。。正史都还没来得及多看。。黄的没看过。。如月好像赶过这个时髦。。

楼上真笨，我指的是英文原作，所以才问你嘛，害我激动了半天。

唉。。。害我跟着汗~~。。。

More and More  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