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洪治纲 朱小如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日前揭晓，而本届茅盾文学奖也将在近期“揭开面纱”。在这些获奖和入围的作品中，描写“村里的事”的作品，占据了大多数。显然，当代小说中的乡土叙事比城市叙事更容易被认可。尽管城市叙事在目前的文学创作中并不缺乏，但缘何会在各种重要的文学奖项中屡屡“走麦城”？我们特意邀请了三位论者就此话题进行评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观点有时也是针锋相对的。
    ——编者
    批评家、作家头脑里那套软件整理不了都市经验
    人们大多低估了这个时代乡土经验的复杂性
   
    朱小如：从历年来的茅盾文学奖及鲁迅文学奖的得奖作品来看，乡土叙事作品比城市叙事作品更容易被认可。记得上次见面，敬泽提到近年来得奖的作品大多是“村里的事”，担心这次评奖会不会又是那样。结果还是如此。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治纲也曾谈到过“作家缺乏对城市日常生活美感的把握”。这究竟是作家们“生活资源的缺失”，还是批评家们对城市叙事整个陷入“审美”滞后？
    洪治纲：对于目前的文学创作而言，应该说城市叙事并不缺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中，像王安忆、苏童、刁斗、陈染、格非、池莉、徐坤、潘向黎、海男等，近年来的不少新作都是针对城市生活的各种潜在部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而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中，这一点则显得更为集中。像李修文、魏微、戴来、朱文颖等，他们的基本叙事资源，也都是来自城市生活。但是，在各种重要的文学奖项中，城市叙事的作品常常会出现空白，甚至像敬泽说的那样，获奖作品全都是些“村里事”。我认为，其中有三个缘由：一是在当下的创作中，一些重要作家仍以乡村生活为主要叙事对象，如莫言、韩少功、迟子建、毕飞宇、李锐、张炜、尤凤伟、阎连科、鬼子、东西、艾伟、刘醒龙、陈应松、刘庆邦等，这些作家本身的生存经历、艺术经验和思考方式，使他们在捕捉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时，往往会产生一些独到的审美发现和丰厚的精神内涵。二是中国乡村生活中与生俱在的苦难意识、乡村社会中悠久积厚的文化沉疴以及乡土风情中所蕴含的伦理观念，更容易在“传统思维”上引发人们情感和思想的共鸣。它与城市叙事相比，似乎更有“历史感”。三是我们的文学审美趣味始终前进不大。表面上看，生活观念、思想浪潮一波接一波在更替，但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上，依然注重文学的载道功能。这使得那些鲜活、敏感、细微、机智的城市叙事作品因为其载道功能不强而受到冷遇。
    李敬泽：我倒不认为写乡村就载道，写城市就不能载道。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这些批评家、这些参与文学作品评价过程的人，话语体系对于城市生活、城市经验是关闭的。在谈到一部乡土题材的作品时，我们津津乐“道”，面对一部城市叙事的作品，这个“道”就失效了。在我们想象的乡村图景中，我们能够直接运用一些概念：苦难、人与自然与大地、历史、文化等等，但是一碰到都市经验的书写，这些概念用起来就不那么直接、简便了，我们面对的是极为混杂、未经命名的经验，我们只好装作看不见。
    所以，批评家头脑里那套软件整理不了都市经验，不能对小如所说的“城市叙事”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但更深一层看，这套软件不仅批评家脑袋里装着，一些作家脑袋里也装着，你以为他们就真的能够真实、准确地描述我们的乡土经验吗？现在写农村、农民或民工的小说那么多，我认为绝大部分作者都严重低估了这个时代乡土经验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乡土了，一个农民或民工的经验也是混杂的、未经命名的，可是作家对此看不到、很隔膜，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对象的内部，大多不过从外面、甚至在高处的书斋里想象而已。
    系统存在的问题不容回避
    作家和批评家们对现在的世界所知甚少，却很自信
   
    朱小如：应该说，童年的乡村记忆是眼下文坛最活跃的一些青年作家的叙事共性，但是，如西?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作家，其小说几乎没有乡村里的任何事，他的城市故事非常独特，但评价依然不高，除了上海文学给过他《青衣花旦》一个小奖之外，他在全国范围里得奖的机率很小，这是否也说明了我们的评判系统有某种偏见？
    洪治纲：不只是西?的《青衣花旦》，在我的印象里，像丁天的《饲养我们的城市》，李洱的《破镜而出》、《午后的诗学》，叶弥的《猛虎》，魏微的《化妆》，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甚至包括苏童的《两个厨子》和余华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这种小镇生活叙事的作品，都不曾获过一些相对重要的文学奖项。就我个人的审美判断而言，这些作品确实不错，而且反响一直很好，但是它们都被各种文学奖项“遗忘”了。我想，其中评判系统所存在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
    朱小如：其实在现代文学创作里也曾有过郁达夫那样忧郁灰暗的“另类”，以及不被人轻易提起的《沙菲女士日记》之类作品，也都是对城市叙事的一种突出表达，但其遭受的“冷遇”，并不是当时就有的，而是在当时有突出的反响，而到了新时期以后的文学评判中却被“冷遇”。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以为恐怕还是我们审美评判中的文以载道的“道”只是道德的“道”而非文学之“道”的缘故。
    李敬泽：无论对都市还是乡村，总的来说，作家和批评家们都对世界所知甚少。为什么现在一个无名作者的书常常一纸风行？是他写得多么好吗？也未必好，但是他能够直接、鲜活地贴近人们的经验，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隔离起来，像一个“作家”那样生活。
    写作者如何寻求一种与生活主动的、职业性的连接方式，这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这些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熟悉一种说法：什么不是生活？我的生活不是生活？这在当时针对的是对“生活”的强制性界定，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一个常识上来，作家总是要对他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灵有广博的而不是狭窄的观察，有细部的而不仅是总体性的认识，现在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成名的作家肯下这种长期、专注的观察和认识的功夫。
    其结果是，他的生活变成了他的藩篱。中年以上的作家写现在的都市经验的作品其实也为数不少，但说老实话，我很怕看。我能断定他基本上是依靠报纸和电视去想象世界的，一进入细部、一进入人物具体的动机和境遇就露馅了。他根本不了解，但他还很自信。
    作家们乡村叙事很容易找到生活的历史感，在城市生活中展示审美内涵却比较艰难
   
    洪治纲：我始终觉得，中国的乡村社会本身就存在着一种超稳定的内在结构，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虽也产生了不少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体系也都出现了颠覆性的更替，但是，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比不上城市生活。前些日子，我在翻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时，发现这本书虽然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中国乡土延续至今的沉重与悲凉，譬如我们反复讨论的“三农”问题。然而，如果它是一部城市社会学著作，我相信很难从中找到当下现实的缩影了，半个多世纪了，城市变化太大了。正因如此，乡村叙事很容易找到生活的历史感，也更容易进入公众的期待视野，而作家们要在城市生活中展示一些丰沛而深邃的审美内涵，则更显艰难。因此，这不是我们的审美观念出了问题，而是作家在把握生活时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偏好。说得过分一点，有投机取巧的嫌疑。
    李敬泽：在这一点上，我和治纲略有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写乡村再那么写也是不真实的，已经不存在“超稳定的内在结构”了，倒是我们看待乡村的眼光里有一种“超稳定内在结构”，所以我们会看到虚假的浪漫，虚假的家园情怀。
    洪治纲：从生存经验和信息资源来说，城市生活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要比乡村显得更为丰富。因为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城市总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各种外在的生存矛盾和内在的精神变迁，与乡村相比，都更加快捷、尖锐和复杂。面对这种变化较快、精神际遇颇为复杂的生存境域，作家们不是缺少叙事资源，而是难以找到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来统摄瞬息万变的都市经验，或者说容易驻足于城市生活的表象结构中，难以发现并捕捉到其中深邃的存在本质。
  乡土经验的书写是在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大框架里展开，城市经验与我们的文学评价体系有距离。
   
    朱小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无论是《子夜》还是《上海的早晨》，城市的美感几乎就是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同，处于被否定之列。这或许可以被理解成受当时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所局限。而现在那种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没有了，但城市的美感却并没有提升多少，这似乎是因为审美的惰性，或者说城市的美感还缺少文化积淀。只要说到城市，我们所见的词汇不是“酒吧”就是“发廊”，再不就是“小资”或者“新天地”之类的做旧。
    李敬泽：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传统是一个乡土的传统，从《呐喊》开始，五四时代的作家们面对的问题首先是这个庞大的、乡土的传统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这可以说是现代史的核心问题之一，至今依然尖锐、迫切。从这种焦虑出发，乡土经验的书写必然是在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大框架里展开的，同样它也是在这个大框架里被观察和评价的。这已经成为传统，成为习惯。也就是说，现在即使是写一个最普通农民的一个最普通的日子，你也总能很方便地把它和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等直接联系起来。
    相对而言，城市经验处于这个总体性图景的边缘地带，或者说，我们把城市放在了这个图景的远方和尽头。现代文学某种程度上是建构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之上的，要么是乡村太落后，往城市跑，要么是城市太喧嚣，向往乡村。不管哪种取向，反正城市都不是他所“在”的地方。前者的城市是他心向往之的“远方”，后者的城市是他人在心不在的“曹营”。也就是说，真正“在”城市，从城市的内部去看、去想，这没有形成传统。为什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家“发现”了张爱玲？就是因为忽然注意到：噢，原来这儿有一个“城里人”，我们从她那里找到了一种路径，从内部去感受和表达城市生活。
    像西?他们，还有那些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童年记忆就在城市，他们不是从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架构中去观照自身经验的。中国自有现代文学以来还不曾有这样一大批作家从根子上就是“城里人”，城市对他们来说不是前往或逃离的问题，他就“在”这里。他即使是逃也不会想逃到村里，他会逃到一个抽象的、纯粹的“自然”里去。这批作家当然也有他们的传统背景，这个背景包括西方文学处理现代城市生活的丰富经验，只是这份经验和我们的文学评价体系的总体性关切有一定的距离。
都市生存和经验中的精神向度如何展开？其中的疑难有待于作家们去表现，批评家们去理解
关键是如何思考和表达城市文明对生命存在的潜在影响
   
    洪治纲：中国城市生活的飞速发展，固然会使那些积淀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美感（譬如里弄生活、大杂院情趣）受到破坏，但各种新的美感（如现代化的都市节奏、交流的暧昧性）也在不断涌现。问题在于，我们的作家如何从中去领悟、洞悉并打开其内在的精神通道，像卡夫卡、卡尔维诺、巴尔扎克、昆德拉那样，找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和叙事发现。
    朱小如：西方文学在这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比如波德莱尔把城市的美感比作“恶之花”。这里面是否因为知识分子的头脑过于“清醒”，总是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一切事物，同时也包括批判地看待由乡村到城市的文明进程？当然，这或许也是中国文化中隐藏很深的一种传统。其实，物质的实际享受，难道不也是文明的享受？或者换一个说法：城市文明如果不是体现在物质上，又体现在何处？
    李敬泽：我不同意把城市经验归结为“物质”，难道乡村经验就只有“精神”？我们关于城市经验的阐述是非常薄弱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谈到都市就是两个关键词：欲望、物质。这也成了一种歪曲和遮蔽。一方面，它制约了作家的眼光，不知不觉就朝着这个方向去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词是暧昧的、负面的，它也使人们习惯以负面的眼光去看那些作品。都市的经验、都市中的生存难道没有精神向度吗？如果有，这种向度是如何展开的？这个展开过程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疑难？这些都有待于作家们去表现，有待于批评家去理解。小如刚才谈到西方文学，十九世纪巴尔扎克、狄更斯他们也是处于城市化早期，他们所看到的远远不只是“欲望”和“物质”。
    所以，我相信“欲望”也好、“物质”也好，仅仅是一时的喧闹，我们最终还是会接触到那些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意义问题，生与死的问题，我是谁，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
    洪治纲：事实上，看看二十世纪以来的国外文学，大多数重要作品都是关于城市叙事的。这固然是因为人家城市化进程比我们快，城市人口比例比我们高，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对城市叙事的关注比我们要自觉得多。毕竟，城市是人类迈向现代性进程中最重要的生存载体和精神寓所。如同任何一种生活一样，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都存在着恶与善的因素，都可以探寻人性中许许多多复杂隐秘的质感。即使是人类文明自身，也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存在。因此，关键不是城市文明是否体现了我们既定的传统价值观，而是作家如何去思考和表达这种城市文明对生命存在的潜在影响。

仔细看了..感慨颇多 ~``~``~`

西飏的《青衣花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