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转帖]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关怀
清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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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关怀

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关怀
——杜维明与桑德尔关于不同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对话

    杜维明:首先,让我简单地提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化范畴下的、有关人文关怀的议题,一个涉及政治学领域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自由主义者们相信,我们不应该指点人们如何或者是怎样生存,而是给他们以自由,让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命题。但是让我发生兴趣的是,人们却一直为此发生争论。我要问的是,谁掌控或者安排了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我同时也非常关注于经济增长幅度与富人阶层发展之间的联系。根据一些局部观察,自由主义者向市场经济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也提出一些问题,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和正在发展的市场,很多是与极端自由主义有关。我基本上是同意这种研究思路的,既然是通过对话的形式,我就提这样一个话题,涉及到极端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实践情况,我知道你也是掌握了很多相关问题的论据的。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针对我这个开山问题展开对话吧。
   
    桑德尔:自由主义包含了太多的含义,所以我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在讨论的究竟是哪一种自由主义。广义上说,传统自由主义政治科学是有关个人权利,尊重自由、尊重个体的理念。在这个层面上,大体上说,我是不支持自由主义的观点的。我承认要尊重个体,自由是很重要的,还包括尊重道德、宗教传统,这些内容我都不反对。但在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中,结合我所研究的那部分,我不同意的主要是自由主义哲学的另外一个角度,即在没有经过太多的有关人生和美德的概念的讨论和反思的前提下,单是从满足自我欲望出发,去简单地定义我们的“权力、自由、原则以及公平”。既然这是有关公平、权力和自由的讨论,那么把这些争论和对人生的意义以及德行的意义结合在一起讨论是有必要的,并且必须让人去了解。我真正的不同意的地方不是“权力”的重要与否。权力当然是重要的,“自由”是重要的。我所不同意的只是,自由主义主张的权力、自由和公平这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孤立。对于人生和道德之间的争论,在我看来,这些事物之间的关联是不可分割,不可分开单独谈论。认为公共事务单只作用于公众领域的观念是不合适的。近代政治学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公共事务应与人生、德性之类的观念区分开来。公民应把这种信条限制在私人领域里,使得公共领域中的重要的道德、精神等元素被清空,与之无涉。而真正的社群主义则是认为,道德精神上与公众治理密不可分。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理解的一个总结吧。你怎么认为的?
   
    杜维明:对我来说,你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也相信,宗教、道德等对于当今的公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认识不仅仅是来自心底的感触。举例来说,罗尔斯这个令我们尊敬的学者,应该算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领域的先驱。他就认为,宗教这种跟心灵有关的事物,不应该被植入到公共领域讨论的范围里。可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对于宗教和人生的意义的认识上,存在着太多不同的想法,太多不同的意见。一旦允许人们在公共领域对此进行争论,必定会出现分歧,而社会很可能无法平衡这样的讨论。这就迫使这样的深层讨论尽量避免和公共事务发生联系。我想我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担心不是暂时的,在现实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桑德尔: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们常常试图用一个普遍化的观念来分离公共事务跟道德、宗教的关系,这与宽容、异议等品质有关。无论是什么社会,都会有人们对这些事物有异议。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我要说,自由主义的传统不是生来就有的,是被人为创造的,是一种对世界宗教的回应。像在欧洲,自由主义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同样的,我们很容易追溯历史看到社群主义发展的脉络,正如杜教授刚才所提到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互依存是社群主义所强调的内容。很多政治学大家都持这样的意见。但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对历史有了认同,对一直存在的问题有了共识,但还是可能有两种值得忧虑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既然大家有立场、观念的分歧,那么就应该坚持己见。这种反应忽视了政治评论,就像自由主义者将异议转移出政治环境之外一样。另一种则是尊重持反对意见的反应,不是去逃避而是去面对不同的见解,与之争论,听取不同观点,然后取长补短,增进共识。第二种才是我所理解的真正的深层次的社群主义。在实践中,社会把公共领域架空,但是人们不能活在一个没有道德宗教意义的公共生活领域里。
   
    杜维明: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一个美国公司研究意识形态,认为存在新保守主义者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联盟。我想我们都很担心市场,尤其当它和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知道市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产生财富的力量,会用很多我们不同意的方式运作。据说全球化就像水,水涨船高,所以富的人可能更富,但是穷的应该不会更穷。这也是好的。问题是,面对市场的力量,政府和知识分子,还有整个社会,应该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政治问题?
   
    桑德尔:在美国,真正的危险来自市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这个工具的危险不能被人们所认识的时候,才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已从市场经济转型为市场社会,市场意识形态影响主导了社会关系,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这种趋势在美国甚至一些欧洲国家中正发生着。所以我主张在某些领域限制市场化,当然并非完全禁止,而是要让市场处于它们该在的位置,防止商品货物的市场化观念向其他领域渗透。我认为这是美国和欧洲所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我来中国前就听说了中国的巨大经济改革,市场的改革开放,这被视为一项巨大成就。我也注意到伴随经济增长一同到来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杜维明教授所提到的水涨船高,这也是形容市场的一种说法。但事实上有人指出水涨船不一定高,有赢者也总有输者,美国社会如此,全球经济也是如此。我不认为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与民主社会间有必然、肯定、不可避免的关联,但为什么美国如此肯定?因为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间有一种压力,我们总觉得他们一起到来,自由经济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它们就是很自然地捆绑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国家在欧洲事实上,市场价值与民主价值间存在压力,民主价值与让市场处于它们该在位置间总是有冲突,由于这种压力,我觉得不能保证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间的必然关联。
   
    杜维明:我同意您的公民道德的理论,我们必须要培养公民道德,上升到一种公民身份的认同感,使之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同时人们也实践着,组成一个健康的团体,确认公民身份以及公民参与。但是一个作为经济人,这种理性的动物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总在试图利益最大化。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市场里竞争,当然前提是遵守法律,这就是经济人的定义。这很重要,且与您的关于公民道德、集体团结一致的概念相背。
   
    桑德尔:是的,公民身份必须要通过实践来培养。我认为公民道德的构成有两种必要的成分或者说条件。第一公民必须要有某种归属感,对一个团体的认同、参与、忠诚、团结一致;第二个构成公民道德的条件是话语权,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说是一种参与。在美国,各类挑战质疑是铺天盖地的。由于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很难召唤集体感,或者让组织成员团结一致,所以美国是个人主义盛行的非传统国家。美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个人主义与围绕自身利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培养大众对于公共利益的关切。相比美国,我试验性地做出如下比较,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所面临的通向社会道德的阻碍,是关于第二个条件话语权的问题。由于集体感,对组织的认同与忠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话语权的缺失,这不同于在美国的问题。不同的社会要面对解决不同的问题。
   
    杜维明:也许集体感这个概念在和谐社会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古典传统里,和谐的反面是千篇一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和谐的一个条件是对于多样性的认同,如果你不理解多样性,那么你就不理解和谐。中国人甚至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对于和谐的经典认识体现,那就是中餐。中国字“和”源于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艺术很发达,特别是一些中国乐器,像钟、磬、瑟等各种完全不同的乐器按照一定的节奏韵律奏出动听的音乐,但如果只有一种乐器就会非常单调。所以我认为和谐并非唯一,差异是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差异,就没有和谐,差异丰富了社会。
   
    桑德尔:我非常欣赏杜教授对于和谐的解释,和谐的反面是唯一,和谐其实是多元。我想起了法国政治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他最早提出现代政治理论。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但是他并没有提倡人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应该彻底追逐个人利益。他说社会契约目标应该实现“公意”与社会的共同价值。我非常敬佩卢梭,正是因为他推崇社会共同价值,这是对个人主义过分关注自身利益的一种思想上的纠正。我自己也在类似地评判和分析美国社会。但是当卢梭发展自己的“公意”理论的时候,他说人民集会的最理想状态应是寂静无声。因为如果寂静无声,没有争吵,那么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公共意志的层面上达成共识,没有不同的意见,多元消失。
   
    杜维明:我个人非常同意您关于卢梭的公意的论述,当少数人操控你的意见与话语权的时候,“公意”是一种有效的改变途径,但是另一方面,争议在社会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已经多为实践所证明。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另一种情况,对话不是为了改变,甚至不是为了仅留下一种意见,甚至不是为了通过纠正误解来帮助他人理解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对话?对话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倾听。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怎么喜欢倾听。但是对话的时候,你必须留心倾听来自其他方面的意见。这里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高自己的见识。因为如果你不听取其他一些的意见,你自己的视野就会变得很狭隘,如果你想要扩大自己的见识,就要让自己接触那些完全不同的观念。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话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提升自己的灵活性,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在不同场合下都能灵活应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个由对话导致的充满活力、灵活的社会?
   
    桑德尔:我认为这完全可以想象。但我也有一个小小的保留。如果对话只是为了了解对方的立场,那在理想情况下仍是可能的。可是由于以下原因,这种对话只能是一种宗教社会学,所有的对话都只是宣传。真正的对话不同,是意见的交流,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对于参与其中的人并非没有危险,我认为真正的对话不可能排除危险,危险之处在于你可能会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意味着观念的交流事实上会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时刻,哪一方都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为了进入一场真正的关于文化传统甚至一种宗教信仰的对话,我觉得里面肯定有危险性存在,哪一方都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真诚的话,你可能会在对话后丧失自己的信仰。
   
    杜维明:对话是一种文化,确实有你所说的危险。也许你在对话后依然一成不变,那这就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一场真正的对话你要么更加认定自己的观点,要么你就承担了风险,如你说的,放弃自己的观点。
   
    桑德尔:我认为要在我们时代进行文明间的对话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人们不愿意见面或者对话,而是我们面对其他文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对自己的文化也知之甚少。所以我们必须更多地更充分地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然后再去面对其他的文化对话。这是两项相互关联的工作,都是要进行不同文化与传统间的对话所必要的。
   
    杜维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过经济发展与精神道德的作用关系,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对于韦伯问题的理解是,如果经济问题可以被简单地用汇率等经济原则解释,那么你就不需要诉求机构组织、政治等原因。但是如果你想尽办法也无法从经济学解释的话,那才需要从机构、政治、甚至社会角度去研究。如果你依然无法理解,那么最终再从文化角度去解释吧。我自己并非文化决定论者,如果你单是从文化角度寻找原因,常常会得出非常错误的结论,因为没有这种因果关系,甚至马克斯·韦伯对此也非常谨慎。这个现象发生,那个现象也发生,往往是通过一种复杂的联系。我喜欢佛教概念,“业报因果”,许多关系都是独立发生,每个都很重要,如果你不理解这个,你就无法充分理解这个现象。所以除了经济、政治、社会角度,你还应该考虑文化。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而言,不懂政治等,他依然可以很成功,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哲学家,就必须要懂得文化,否则就无法生存。社会学家不仅要懂得社会,还要懂经济、政治,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对政治哲学或者哲学感兴趣的人而言,我们都很认真地对待经济,但是我们不想简单地把复杂的现象归因于一种政治或者经济原因,我们也想诉求其他的文化准则,这里往往有更深层的理解原因。
   
    桑德尔: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看到了鲜活的政治参与。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他到处游历,然后写下了一本非常厚的书,书名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民主的来源”。他的确注意到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但是他同时也注意到了生机勃勃的重要的市民参与。他是这样解释的,他从法国来,由于法国大革命,法国非常强盛,国家和每个公民间的联系都是非常直接的,中间没有隔阂。法国没有庞大的政治机构,也没有市民社会。而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的他所认为的民主关键是,除了个人主义以外,人们也参与政治。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他们在自己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镇区事务。首先是在本地的小范围内参与,然后是核心居住地,然后是较远距离的城市位置。小村庄等小的团体最先召唤这种广泛的参与,然后衍生到本地以外的更远范围。所以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是市民慢慢建立起民主社会的过程。市民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在市民与国家间的多重组织机构,包括城市机构、当地政府等,许多不同层次的小型的公共空间都慢慢教会人们成为一个市民所应具备的能力,而这个过程非常有力。美国能走到这一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市民社会的传统。社会生活的组织机构并不为政府所掌控,但却能让人们摆脱对于自身利益的狭隘关注,教会人们如何承担公共责任。
   
    (本文由梁轶雯、常屾根据录音整理,梁捷校订,发表时有删节。韦森教授主持本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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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0 01:4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转帖]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关怀

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关怀, 下面自由主义的思想讲的多了些。前者是后者之本,1986年以前,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人文主义的风潮席卷思想界,其实就是为后者做思想准备,也促成了胡耀邦的辞职。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些当年思想界的弄潮儿有的已经仙去,活着的在国内的噤声不言,流亡海外的也已经垂垂老矣,基本上都过的是隐居的生活。
倒是最近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篇田纪云纪念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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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1 21:1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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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紀雲?找來看看。
炎黄春秋膽子蠻大的,曾載文呼吁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本雜誌不是黨内人士辦的麽?不大清楚它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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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2 13:1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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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杂志是挂在炎黄文化研究会(大概是这个名字)下面的,会长是个人大副委员长。
杂志社社长是前新闻出版署第一任署长杜导正,八九年七月份离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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