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的审美焦虑与知识焦虑
    ■宣炳善
    最近我给中文系学生开了一门不合时宜的课程，叫做《文艺心理学》，因为很多研究文艺学的人已经不关注这门太复杂的学科了。有一次我分析电影《沉默的羔羊》中宗教与心理学的冲突，课后一位学生理不直而气壮地质问我：“为什么只分析宗教心理与变态心理，而不分析审美心理？”
    开学初，我把《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旗歌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版）这本书推荐给学生阅读。一名学生看完后，忧心忡忡地问我：“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那么审美怎么办？难道让我们中文系学生去研究社会吗？我们怎么比得过社会学系的学生？”这就是典型的当代中文系的审美焦虑和知识焦虑。
    审美是我们的老传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我们一直习惯了这种传统的文人才子式的审美方式。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这一年，他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念，可见审美传统的强大。不过长期以来中文系的审美教育有点问题。首先它只讨论精英文艺的审美，不重视民间文艺的审美。只讨论卡夫卡、巴尔扎克、李白、曹雪芹，而对四大民间故事、民间说唱艺术如绍兴莲花落、东北二人转是不关心的，据说是不够审美，不够纯粹。这种精英审美对民间审美的霸权一直不为人所察觉。更为致命的是它只探讨虚构世界中的文艺审美，而不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比方说女性选衣服时的服饰美讲究，谈恋爱时身体审美观的变化，这些以前都是没人研究的。据说一旦研究生活中的美的问题就是对美学的污辱，是庸俗美学云云，于是没人敢背这个骂名去研究这些生活中的审美问题。这种只重视文本的结果使得中文系的审美霸权代代传承，而对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则麻木不仁，最终丧失了分析的能力。
    由于电影《手机》的放映，“审美疲劳”这个台词成为2003年年末的社会流行语。一名学生在看了电影后，十分严肃地跑来问我“审美疲劳”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是不是一个商业炒作，因为康德没有提出这个概念。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文系的审美焦虑。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无意中给那些文艺美学研究的学者们上了一堂当代美学课。因为以往我们只重视审美形态，如优美、壮美、悲剧美等审美范畴，根本不讨论审美状态问题。而审美疲劳就是审美感觉丧失的无效审美状态。审美状态是对审美存在本体论的关注，而不是传统审美形态的认识论关注。它在生活中实际存在，并首先在一部电影中经由费墨的口说出来，而且它首先是社会成功人士的审美疲劳，这就是审美状态的群体差异。农民就是有这样的审美感觉，他也说不出这么高度学术的词语。其实，审美问题不只是一个纯粹独立的审美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以往中文系的教育传统不考虑这一问题，我们以前要的是一个像古董一样供人把玩的纯粹的审美。可惜的是审美有群体差异，农民和成功人士的审美对象、审美方式、审美状态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审美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旗与歌》这本书是北大中文系的六次讲座的结集，讲座请了国内的人文知识分子如黄纪苏、余华、汪晖、张旭东、南帆等人就文艺审美、文化历史问题与学生进行交流。书中讨论的内容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如张旭东先生的全球化时期应具有相应的文化政治意识的论述就特别值得注意。张旭东认为文化的存在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只有内部政治民主，其文化才有可能得以发展。在讲座中，张旭东主要讨论德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尤其是韦伯的学者价值中立背后的政治焦虑及其更为潜在的文化焦虑。而当民族国家走向全球化的时候，民族文化如何有效地表述自己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文化政治问题。实际上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就是中西文化竞争，全球化过程也就是全球竞争的过程。于是正如审美问题一样，原来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其实也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文化政治的概念就这样产生了。在我看来，文化政治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化发展的实践环境，它不再使文化只成为一个审美对象。审美具有其自身无法摆脱的反历史的平面化特征，正是这种丧失历史纵深感的平面化使得许多中文系的学生的知识视野缩小了。对中文系学生的知识结构来说，了解文化已属不易，而要讲政治就更是勉为其难。出身于中文系的张旭东强调文化的政治性，出身于中文系的汪晖强调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对中文系的学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实践的示范。
    这六次讲座都是先请这些人文知识分子给学生演讲，接着学生提问，而正是这些学生的提问最值得我们回味。六次讲座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强调审美、文化的实践品格，把过去形而上的东西拉回到形而下，如汪晖揭示欧洲形而上学与制度霸权的内在关联。现在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睁眼瞎式的漠视生活而只会围绕文本抽象地坐而论道了，关键是要学会思考的另一种可能性。大学的老师们纷纷学术转型了，开始从事更为复杂的文化研究了，而我们的学生还在焦虑和迷茫。这本书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并不全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说了些什么，而是北大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如北大的学生有一种纯文学的审美焦虑，觉得大众文化审美层次太低了，为什么要去研究它？南帆称之为纯文学焦虑。还有就是北大学生对中文系原有单一知识结构的焦虑。在这本书中，许多学生对原有中文系的知识结构能否胜任复杂的社会分析与文化研究表示了另一种知识焦虑与担忧。正如审美焦虑是对审美本身的焦虑一样，知识焦虑也是对知识本身的焦虑。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只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的问题，而是国内中文系学生的普遍心理焦虑。西方学有所成的学者们大都是在求学阶段就接受了好几门学科的训练，学习文学的，往往也受过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教育，因而具有复杂的知识结构与复杂的学术体验。在这一点上，国内中文系的学生已经感觉到了，可惜的是大多数还在文学审美的牢笼里徘徊。
    文化实践的旗帜已经高高扬起，而动人的歌声却还有些渺茫。看了这本书，中文系的学生也许可以走出审美焦虑与知识焦虑，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从而大大方方地分析结婚后中年审美状态中的审美疲劳现象了。谁说中文系的学生只能分析虚构的文艺审美现象，而不能分析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我们不是不要审美，我们只是扩大了审美的对象。我们也不是不要文学，我们只是将文学内在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仅此而已。  

“审美疲劳”，这个有趣。。。
我就喜欢文学审美。。。清蓉的师兄阿。。照样打倒。横。。

切。。。看您的词就知道是当代文艺青年标准像

抗议。。。是古典文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