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特别谈到他与刚去世的中国文学巨匠巴金的交往，以及巴金对他的推举和保护。以下是高行健关于他与巴金关系的描述：
二十七年前的一九七八年，你首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翻译访问巴黎后，回到北京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巴金在巴黎》，请为我们谈谈这段因缘。
《巴金在巴黎》是我第一篇被印刷刊登发表出来的作品，在这之前我写过几百万字的手稿，不是烧掉了就是没办法发表。一九七八年我陪巴金到巴黎做翻译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七岁了，那是我第一次到访巴黎，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服务，所以我是这么认识巴金先生的；但是在更早以前我对于巴老的作品早已很熟悉了。当然，与巴老的这次巴黎之访，令我感动得直至现在巴老离开为止从未休止过。
巴老作为中国文学的泰斗被邀请到巴黎访问交流，然而当时他在接受访谈结束以后，却出乎意料的对大家说：「我身边的这个高行健不只是一个翻译，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是中国文学年轻一辈的代表，你们要想了解中国年轻一辈的文学就得访他。」可是当时对于巴老的这段话，我连一句也没能翻译，因为一翻译出来，人家会觉得，你算是什么东西？我当时觉得很为难，但是巴老是知道这事的。
当时巴老从上海转到北京要出访巴黎之前，出于对他老人家的敬重，我特别将我的退稿带去饭店给巴老过目，巴老留在饭店的几天内，竟然把我所有带去的稿子全看了，所以他才会在巴黎为我说了一番话。回到北京以后，巴老的女儿、文学杂志《收获》编辑李小林还特别来信向我邀一篇中篇小说，我当时写了十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给《收获》寄了去，发表了。因此可以说，是巴老（巴金当时也是《收获》的主编）给我促成的因缘。
然而就在不多久后，我的另一本纯粹谈论小说的论文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却受到了作协党组发动的批判，于是我第一时间写信向巴老告急，没想到巴老在接受一位西方记者的访问时，特别说到，「现代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有一些年轻作家特别关心，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巴老虽然没有点名，但我知道他是为我说话；这篇访谈后来刊在《上海文学》。之后一期的《上海文学》又发表了夏公（夏衍）的长文，说鲁迅也是现代派。那么，还批什么呢？
从我和中国老作家的关系，包括第一位推荐我的小说的巴金先生、第一位推荐我的新诗的艾青先生、夏衍先生以及北京人艺剧院院长曹禺先生等等，可以说明一点：我和很多中国年轻一辈的作家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他们以反对前辈而出名，这是很荒谬的事情！而相反的，在中国既特殊又复杂的环境下，我深深地得到中国老一辈作家们的关照、赏识和爱护。因此，我承认我是中国文学的后继者，而不是反叛者。

“可以说明一点：我和很多中国年轻一辈的作家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他们以反对前辈而出名，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这段话很有意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