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于今年10月8日因病去世。这位74岁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哲学家，临终前面对疾病，愈加紧张地继续他的思想里程。在巴黎郊区的家中，他向《世界报》讲述他的事业，他走过的路线和留下的踪迹。《世界报》8月19日全文发表了这篇谈话。这是公开发表的德里达最后的谈话。
   生命，就是幸存
   世界报：2003年夏天以来，您从来没有如此显著露面。您不仅为几本新著签名，而且足迹遍及世界，多次参加围绕您的研究的国际会议——途经巴黎，从伦敦到科英布拉（巴西），前些天，又到过里约热内卢。马上又将会有一部关于您的影片问世（是2000年的《另外德里达》之后由Amy Kofman和Kirby Dick拍的《德里达》），还会有几期杂志专号，主要是《文学杂志》，《欧洲》杂志，以及特别收入许多未发表过文字的《Cahier Herne》汇编集，将在秋天出版。在一年里做这么多，而您又……
   德里达：说出来吧：病情危重，这是真的，而且经历了可怕的治疗。但是，我们不说这些吧，如果可以，我们在此不发布健康公告——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世界报：那好。在开始这次访谈时，让我们特别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幽灵们》（伽利略出版社，1993）。这是一部至关重要的著作，具有阶段性意义，整部著作都针对未来的正义的问题，书是从这样神秘的开场白打开的：某个人，您或者我，进了一步，并且说：“终于，我要学会生活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您的“懂得生活”的欲望何在？
   德里达：关键是“新国际主义”，这是书的副标题和中心论题。这本书超出了“世界主义”，超出了作为新世界联合国的“世界公民”，把我所相信的“第二世界主义者”的所有急迫性都提前了，而且现在显现得更加清楚。我在1993年说，我称之为“新国际主义”的东西，迫使我们在国际法和规范世界秩序的组织中发生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国际贸易组织OMC，西方八国首脑会议G8，特别是联合国，至少要改变其公约，组成，而首先应该改变地点——尽可能地离纽约远些……）
   至于您提到的那句话，是我在书写完时想到的。首先，它是在通常意义上——但是严肃地——使用的。学会生活，就是成熟，也是教育。责备某人以告诉他“我要教你生活”，这意味着——有时是以威胁的声调——我要造就你，甚至是管教你。其次，而且这种游戏的歧义带给我更多，这种感叹也面对一种更加困难的质疑：生活，能够学会吗？能够教吗？人能够通过规训或通过实习，通过经验或实验学会接受、或更准确地说是肯定生活吗？这种对继承和死亡的忧虑贯穿全书，也折磨着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你何时能够变得有责任感？你最终如何对你的生活和声名负责？
   那么，好，我为了不拐弯抹角地回答您的问题，我要说：不，我从没学会过生活。但是，那就是说，完全不！学会生活，这应该意味着学会死亡，为接受死亡而重视绝对的死亡性（没有拯救，没有再生，也没有救赎），对自我和他人都一样。从柏拉图以来，哲学的古老论题就是：哲思，就是学会死亡。
   我相信这个真理，但不依从。越来越不。死亡，我不曾学会接受它。我们所有人都是延期的苟活者（根据《马克思的幽灵们》的政治地理观点，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社会中，特别是针对亿万生者——被当人或不当人对待的，即针对那些遭到社会排斥的人，除了两个世纪以来延续的、并且不断丰富发展的各种基本“人权”，但首先是值得活着的生活的权利）。但是，我对于懂得死亡的智慧始终没有开化。我仍然对这个主题一无所知或一无所获。延缓的时间以加速的方式缩短。不仅仅因为我和他人一起继承了那么多好的或可怕的东西：越来越经常的是，由于与我相关联的思想家大多已经死亡，人们把我当作幸存者：一代人的最后代表，概括说来就是1960年代的那一代人。这——严格说来并不是真的——并不仅仅引起我的反感，而且还使我产生有点忧伤的逆反情绪。再加上某些健康问题迫在眉睫，总是实实在在、在我生活的每时每刻都缠绕我的幸存和延缓的问题，在今天变了颜色。
   我永远对幸存这个题目感兴趣，幸存并不为生活和死亡补充意义。它是始源的：生命，就是幸存。幸存的表面意义是继续活着，但也是在死后活着。关于翻译，本雅明强调ubrleben（如一本书能够在作者死后还活着，或一个孩子在父母死后还活着），和fortleben（继续生活）之间的区分。能够有助我研究的所有概念，特别是踪迹或幽灵的概念，都是和作为结构维度的“幸存”相关联的。它既不源于生活，也不源于死亡。也不超出我所谓的“始源的葬礼”。后者并不期待所谓“真正”（真实）的死亡。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世界报：您用了“代”这个词。一个用法微妙的概念，常常在您的笔下出现：您如何定位从您那一代被传下来的东西？
   德里达：在此，我比较随意地使用这个词。人们可能在时间上与过去或将来的一代人同时。忠于人们归于我的“一代”的那些人，做一个被分化而又是共同的遗产的卫士，这就是要说两件事情：首先，坚持——可能会反对一切或一切人——共同的要求，从拉康到阿尔都塞，中间有勒维纳斯，福柯，巴尔特，德勒兹，布朗肖，利奥塔，考夫曼，等等，这还不算与我有关的那么多还在世的作家思想家，哲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无疑还有国外的其他一些人，可能人数更多，有时还更加接近。
   因此我通过换喻确定文字和不妥协、甚至不可腐蚀（西克苏斯戏称我们是“不可腐蚀者”）的思想的一种ethos（品性、气质等），不对哲学妥协，不害怕公众舆论和媒体可能强迫我们简单化或克制。对精密、悖论和难题的偏好由此而来。
   这种偏好也还是一种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把我在前面有些武断、也就是不太准确地列举的男人和女人联系在一起，而且联系起支持他们的整个一个群体。这说的是一种临时变化的时代，不单单是这个或那个人的时代。应该不惜代价拯救之或使之再生。而今天，急需解决责任性问题：它呼唤对意见，对人们从此称作“媒体知识分子”的人，对媒体权力制造的普遍话语发起战争，这些权力掌握在政治——经济集团手中。当然，永远是欧洲的和世界的。反抗并不意味着应该避开媒体。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发展并帮助媒体多样化，让媒体负起这同样的责任。
   同时，不要忘记，在这个过去的“幸福”时代，没有什么是协调的。在这个时代，各种差异和纠纷跌宕起伏，除了协调之外，这个时代完全类似于可能——比方在对“六八年思想”类型的称谓中——重组的东西，六八年思想的口号和控诉今天仍然经常统治着新闻和大学。然而，即使这种忠实有时仍然表现出不忠实和偏离的形式，应该忠实于这些差异，也就是说，应该继续讨论。我，我继续争论——布尔迪厄，拉康，德勒兹，福柯，他们继续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胜过那些在今天被媒体追逐的那些人（当然也有例外）。我保留着生动的争论，让它不要趋于平庸，也不要堕入诽谤。
   我有关我的一代的说法，也同样对过去有价值，从《圣经》到柏拉图，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我不希望否定任何什么东西，我不能。您知道，学会生活，那永远是自恋：人们要尽可能地生活，被拯救，坚持并且培植所有无限比自己更重要、更强大的东西，这些东西成为它们从各个方面脱离的这个小“我”的一部分。要我和造就我的、我深爱的东西决裂，就是要求我死亡。在这种忠实中，有一种保留的本能。比如因为这不能被理解，或不如说因为这样一个不懂得读、甚至不懂得读一本书的题目的记者，认为自己已经知道读者或听者不会懂得更多，而放弃一种陈述的困难、一种皱折、一种悖论、一种补充的矛盾，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亵渎。就如同要我屈服，要我顺从——或忍受“愚蠢”一样。

   我的读者可能只有几十个
   世界报：您创建了一种幸存的形式和文字，适合这种忠实的耐心。被继承下来的“应许”的文字，被保护的踪迹的文字，被赋予的责任的文字。
   德里达：如果说，我创建了我的文字，我会把它变成一种无尽的革命。在每一种处境中，都必须创立一种展示的模式，发明特殊事件的法则，关注被设定或被欲求的方向。同时，必须说明，这种文字会限定读者，读者将学会阅读（经历）文字，懂得此外，这在习惯上是不容易被接受的。人们希望它能再生，被别样地规定：比如，这些没有融合的诗歌在哲学上面的嫁接，或某些语言的换喻、不定和技巧的用法——很多人在模糊阅读，而对纯粹逻辑必然性一无所知。
   每一本书都是旨在造就读者的教育。充斥新闻和出版的大量产品并不造就读者，这些产品以魔幻的方式设定了一个已经列入节目单的读者。这些产品最终形成的是它们事先已经设定的平庸的接受者。然而，由于你所说的对忠实的关心，我在留下踪迹的时刻，只能让它适用于随便什么人：我甚至不能单独地把踪迹致以某个人。
   每当人们如此想成为忠实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背叛他们与之对话的他人的个别性。更不用说，当人们写一部有关重要的普遍性的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对谁说话，他们发明和创造的是侧影，但归根结底，这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所有这些口头的或书面的行为都离开了我们，它们开始独立于我们而活动。就像机器，或更像木偶——我在《纸机器》（伽利略出版社，2001）中对此有更清楚的解释。在我留下（发表）“我的”书（没有人强迫我）的时候，我像这个不可还原的、永远学不会生活的幽灵变化，显现——消失着。我留下的踪迹对我同时意味着我的死亡——将来临的或已经变成的——和能够在我之后存在的希望。这并不是奢望不死，这是结构的。我留下一块纸头，我出发，我正在死亡，不可能脱离这个结构，这是我的生活的经常形式。每当我让某种东西“走掉”时，我都在文字中经历了我的死亡。极端的例证：人们在不知道所留之物托付给谁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继承权。谁将继承？如何继承？还会有继承人吗？这是一个在今天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地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不断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技术——文化时代在这方面彻底发生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更不用说更老的一代，已经习惯某种历史节奏：我们相信自己根据其各种特点而能够知道这样一部著作是否能够在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像柏拉图在25个世纪——内继续存在。但是，今天，各种资料模式、还有磨损和破坏的加速，改变了遗产的结构和时间性。而对于思想，幸存的问题从此要采取的形式绝对不可预料。
   在我这个年龄，我准备面对有关这个主题的最矛盾的假设：我请您相信，我同时有双重感情：一方面，微笑而不沉重地说，人们没有开始读我的书，诚然，如果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读者（可能，在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实际上，这将在不久后有机会出现；但另一方面，在我死后十五天或一个月，什么都不复留下，除了在图书馆的正规收藏。我向你发誓，我由衷而同时相信这两种假设。
   ……
   幸存，这是生活之外的生活，比生活更生活，而我的话相反不是致命的，而是对宁愿要生活的一个生者的肯定，即死后的幸存。因为，幸存，这不仅仅是留下的东西，这是最可能激烈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在幸福和快乐的时刻这样被死亡的必然性所缠绕。享受和哭泣面临的死亡，对于我来说是同一件事情。当我回忆起我的一生，我倾向于认为我曾经有甚至热爱我生活中的不幸时刻的机遇，并且赞美这些时刻。当我回忆那些幸福时刻，我也赞美它们，当然同时也促使我想到死亡，走向死亡，因为这已过去，结束……
   （原载法国《世界报》2004年8月19日，杜小真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