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之道对创作天才之帮助[转贴]
第十五章 中国文化之创造（上）
（一）中国百年来之文化问题与中国文化之价值
（二）中国数十年新文化运动，提倡西方文化之科学民主自由之精神于中国，所以失败之故及其态度上之错误
（一）中国百年来之文化问题与中国文化之价值
如吾人以上对于中国文化精神之解释为不误，则吾人可以进而讨论：中国现在之文化问题，中国文化将来应发展之趋向。
中国近百年来之文化问题，皆表现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冲击。此可谓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时代起。因太平天国所假藉者，乃西方宗教中之上帝信仰。太平天国之乱平，表示曾、左、李、胡所代表之中国文化精神之胜利。然曾、左、李、胡，已知中国文化中，缺乏西洋之坚甲利兵，与其他富强之术，须加以补救，而知学习西洋富强之术之重要。清末国人又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而有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之连动。康、梁之君主立宪运动，因不能满足中国民族推翻满清之要求，孙中山、章太炎诸先生之民主立宪运动胜利，遂有民国之建立。此是中国政治受西方文化之冲击而生之大改变。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民国初年，学日本军国民教育。新文化运动时，学者倡英美式之个性教育，鼓吹语体文代文言，以科举与民主之口号，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提倡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劳工神圣与自由思想，皆若为革中国传统文化之命者。国民党所领导北伐之成功，主要由于以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为号召。其所宗之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亦与中国自清末至新文化运动以来所要求之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之愿望相符，故北洋军阀，迅速崩溃。平心而论，三民主义之思想，原为力求包括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潮流，亦力求应合于中国文化精神者。然三民主义乃一政治上主义，其所承于中国文化者，只限于传统社会、政治、伦理精神之一方面，故即在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文化思想之暗流，仍是一面鄙弃中国学术文化精神，一面崇拜西方最新之思潮。马列主义者因自命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之文化之批判与否定者，而被青年视为最新之西方思潮。此思潮又适合于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对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侵略之反感，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均贫富之意识相应，再济以八年抗战之后民族元气之亏伤、国民政府中官僚之腐化，于是中国大陆，终为*党所支配，而中国大陆之文化教育乃改而纯以俄为师，以求马列主义化。*党之革命不只为政治的，乃彻底之社会文化之革命。*党视中国过去文化为封建文化，近百年中国文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文化，此皆依其历史哲学，不得不加以扬弃者。由此以观，则中国近百年之文化，至少在表面上可谓之为西方文化次第征服中国传统文化之历史，或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之冲击前，一步一步退却，而至于全然崩溃之历史可也。
吾人若承认，中国近百年来，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文化乃以西方文化之袭入，而一步一步退却，为西方文化所征服。于是可使吾人生数问题：一、中国文化精神，究竟是否有其永久不磨的价值？如其无永久不磨之价值，中国文化历史何以有数千年之久？二、中国文化究竟有何缺点？如无缺点，何以近百年来，至少自表面观之，中国社会之变革，乃由西方传来之文化思想为领导？又何以中国现在沦至如此悲惨之国际地位，人民遭遇如此深之苦难？三、中国近百年对于西方文化之一切接受，是否皆是必须且应当？西方文化真有价值之处何在？究竟哪些方面是中国人所当接受，而当进一步尽量接受者？当接受之理由何在？接受之态度当如何？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之接受，是否必须先破坏中国文化之传统？或只须以其所长补吾人之所短？如吾人须接受西方文化，以补吾人所短，是否即是将二种原来不同之文化精神重新加以综合，以创造中国之新文化？抑依中国文化精神之自身之发展，亦本当发展至一如是之综合之阶段？五、中国当有新文化之面目，大体是如何？中国近百年之变乱的历史，是否表示中国民族活力之衰弱？中国民族是否真有能力创造新文化？如何证明其有此能力？又中国近百年之变乱历史中，中国社会文化是否有真正之进步，其进步之处何在？
上列诸问题，可谓为中国近百年，关心中国文化前途者，所一直思索的。吾自开始能自动读书用心之日起，亦一直有此问题在心，及今已近三十年。此诸问题，每一问题，皆有各种可能答案，每一答案，如欲为之觅一理由，皆似极容易。然人对此不同之问题，如各取一答案，而细加考察，即见其中有种种矛盾冲突，而逼人至其他答案。百年来之文化思潮，亦即在此各种可能的答案中轮转，循环往复，如在漩流。而中国近百年文化思想之无出路，亦即使建国大业终无出路者。然吾人在经此*党之全盘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并否认中国近百年所接受之欧美文化之后，吾人确已到一一切从混沌中立根基，纯依理性上、理想上之当然与定然，以思维一切之时代。中国文化生命，已到一可自漩流中拔出，而真正向前伸展的时代。而此诸问题，已有比较和谐融贯之答案，逐渐显出，为中国人所见。以下只将吾所见者，提出结论，然后再择要加以说明。
吾所见者是：中国文化精神确有其永久不磨的价值。然其发展至今，与西方文化对照而论，亦确显出其有种种缺点。中国近百年对西方文化中科学民主自由精神之接受与摄收，亦为一不自觉的择善而从之理性所支配。唯中国近百年来，人接受西方文化之意识态度，恒出于一欲望之动机，而显一卑屈羡慕之态度。同时西方文化之长，又常不能真正皆为中国人所倾心接受。人恒一方以为要接受西方文化之科学与民主自由等精神，必须打倒否定传统文化；然又终为传统文化之精神所牵挂。于是今之中国文化思潮，乃陷于种种矛盾，而无出路。故中国以后之接受西方文化，必须彻底改变以往之卑屈羡慕态度，而改持一刚健高明之态度。仍在自己文化精神本原上，建立根基。自内心之深处，自觉中国人当接受西方文化之理由；吾人如真能以一刚健高明之态度，从内心深处自觉中国人当接受西方文化之理由，吾人即将发现。今日接受西方文化之长，将不限于科学与民主自由。而吾人接受西方文化，亦并非只是左右采获，截长补短，以为综合；而即是完成中国文化精神之发展，以形成中国中国文化前所未有之新阶段。以此新阶段之中国文化，不仅可超过过去之中国文化，亦可在理念上，超越现在以前之西方文化。吾人自中国文化精神将有之新发展，再回头看中国近百年来，文化思潮之冲突，与社会所历之变化，仍可发现有一中国民族精神之潜力在生长，有种种社会文化之进步事实可指出。因而亦可在一超越的眼光下，肯定中国近百年之变乱之价值。此即吾人本书之结论。将错综加以说明于下文者：
关于中国文化之价值，本书全部皆在发挥，此处本不拟再加覆述。吾人皆知世界上唯中国文化有四五千年之历史，此四五千年之中国历史文化，复有一贯之统绪。此历史之长久，固不必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有至高价值之客观证明。因人可谓价值之高下，不与存在时间之长久相应（如黑格尔之历史哲学，即持此论）。然吾人如肯定存在本身即一价值，则一文化能使其自身长久存在，必有其所以能使其自身存在之理由。此理由只能在此文化之能满足长久时期之人之精神要求，而有其不容磨灭之精神价值。则文化存在长久，虽不必为其文化精神有至高无上之价值之客观证明；然断然可为其有不容磨灭之价值之客观证明。吾人如自内部探索中国文化精神之价值，吾人实可发现：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一点上，实有其至高无上之价值。此即依于人者仁也之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吾似不能谓：唯中国文化能知重人、重仁，因西方基督教之爱与佛教之慈悲，亦是重仁。基督教以上帝必命其子化生为人，以救人同入天国，并教人以在地若天之道，佛教以佛法主要为人而说，皆“重人”之精神。然中国思想之不以仁只为超越而外在于上帝之心或佛心，而以人性即仁，以至以一切善德，皆直接内在于人性；则特为数千年来之中国思想，万变而不离其宗者。此种人性即仁之思想，始发于孔子欲仁仁至，仁不外求之思想，而由孟子加以发挥。而自学术文化史观之，则实导源于中国古代宗教中，对天帝之信仰，早即重其德性。犹太人尚力，其上帝以权能显。希腊人尚智，柏拉图之造物主（Timeaus对话中之Dimiuge）以能知一切理念之智慧胜。故耶稣之上帝，虽以爱之德性为主，而后来基督教之上帝，仍特以全知全能之理智、意志见尊（此可看中古神学论上帝之德性，或谓以智为主，或谓以意志为主，相争至烈）。而中国古代宗教之天帝，则自始以宽大无私之德性显。孔、孟之大慧，即在直接体承人所信天帝之无私之德，以见人当遵行之仁道。由是而尽心行仁道以知人之仁性，即可知天之所以为天，而存心养性即事天。人成圣即与天合德。故孔、孟之思想，乃即就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以为其“哲学之智慧及道德之实践”所凭依。此古代宗教之信仰，亦即全融摄于彼等之哲学智慧、道德实践之中，而若超化于无形。此皆吾人之前所已论。吾人若真扣紧此处，以观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吾人即可谓中国思想，真为本质上之一天人合一之思想。孔、孟之精神，为一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仁于人伦、人文之精神。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此意，依宋明理学言之，即依太极以立人极，而于人极中见太极。依西方理想主义思潮之术语言之，即为直接依绝对之生命精神，以成就主观生命精神，而使绝对精神生命，内在于主观生命精神，而再通过主观生命精神，以表现于客观生命精神，即表现于人之各种对人对物之感应关系（人伦）及精神文化之活动（人文）上。夫然，故中国文化，实在本源上最为清净，而以一极高明之对于性与天道合一之智慧，极敦厚笃实之“立地上以承天年，承天道以隆人”之德性为基础之文化。吾人如以譬喻之语言之，吾人可谓中国文化精神在本原上，为一直上直下，不使天与任何人，或任何人生文化活动，或地上之万物受委屈者。因其不使一切天、人、物与人生文化活动受委屈，故中国文化精神，又有致广大而极宽平舒展一面。吾之全书，实皆不外将此诸义，自各方面烘托出。吾人欲知中国之性与天道合一之智慧，吾人必须深切反省，吾人之心之虚灵明觉，可无所不涵盖，吾人之德性可无所不贯通，吾人又不可私吾人之德性，而当视此人之德性即天地之德性。此在本书论自然、论心、论宗教三章，吾人已有所论。吾人如再由此三章之义，触类引申，以论中国先哲对于心性与天道之智慧，并与世界之其他文化思想中，对于心性与天道之智慧比观；即可见在细密分疏方面，中国学术文化，虽不如西方与印度，然在洁净精微与高明一面，确有对人类文化永远不磨之价值。
吾人欲知中国人之“立地上以承天，承天以隆人道”敦厚笃实之德性一面，吾人必须注意中国文化之始于夏禹之重朴实劳动、尚忠敬之精神，由夏至孔子一段，逐步开出人文世界之历史；与孔子继天而体仁之教，及其在汉以后之次第实现于民族之凝结，中国政制之改造，土地之开发，文化区域之逐步扩大之历史。此在本书，甚为忽略。然单就敦厚笃实之德性而论，吾人直接自中国今日之农民，与中国之人格世界中，朴实的经学家、史学家，重践履之儒者、理学家，方正贤良之名臣，忠君爱国之儒将，以身殉道之气节之士，仁厚之君主，如汉光武、宋太祖，古典的文人，如屈原、杜甫，与独行人物，皆可以想见。此可阅本书人格世界一章，已足知此种人格之德性直接使人敬爱，而有其永远不磨之价值也。
至于观中国文化精神之致广大而极宽平舒展一面，则吾人必须一方自中国儒者，对于天地万物之有情而不傲视；对于一切人之平等的礼敬仁爱，对于一切人伦关系、一切文化活动、一切人生之富贵、贫贱、死生、祸福之遭遇，均一一肯定其价值；而使此心之仁无所不运，不有丝毫之缺漏，而又能安仁而乐等见之。一方亦可自中国社会之大体而言，无阶级之对峙；社会之政治系统、家庭宗法系统、文教系统，与宗教系统，不相凌驾，而并行不悖；朋友尚和而不同等见之。而中国艺术文学精神之重游心于物，尚自然流露，重表虚实相涵之意境；中国民间日常生活中，宽闲自得之情趣；与中国人格世界中，侠义之士之宅心公平，豪杰之士之宏纳众流，风流文人之倜傥不羁，与僧道隐者高士之游世而超世忘世，皆见一广大而宽平舒展之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广大而宽平舒展之精神，即中国所以能成一广土众民国家，常能以太平、大和之世为理想，而亦真能乐天以安居于世界者。今日诚欲停息人类之相争，而达天下一家之境，则中国过去人之致广大之心量与胸襟，与宽平舒展之气度，终将当普及于今之世界而后可。“政治、家庭与文教、宗教不相凌驾”、“泯除阶级，而只承认人间社会之人各有位分着差别”诸理念，亦正为今日人类所亟须以一新形态实现于地上者。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与重情趣之日常生活态度，亦终将为消除人间戾气，使人各于其位分有以自乐之所资藉，则中国文化有其永远之价值亦明矣。
（二）中国数十年新文化运动，提倡西方文化之科学民主自由之精神于中国，所以失败之故及其态度上之错误
吾以上论中国文化精神之有积极之价值一面，此积极之价值，诚如中庸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考诸三王而不谬，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人类存在，吾决不信此价值将可被磨灭，而为人所抹杀。然吾人今日目睹中国国运之颠连，身经数十年之变乱，吾人亦不能不深自反省，中国文化缺点，毕竟在何处。当鸦片战争之起，吾人以为中国文化缺点，只在无坚甲利兵，少富强之术者；俄而以为在政治法制矣，俄而以为在教育学术文化缺科学精神、民主自由精神矣。俄而欲打倒孔家店非孝矣。至今，而以俄为师之马列主义者，以为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文化与其所形成之民族性，若皆为罪恶，而欲彻底翻天覆地，加以改造矣。吾不信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在本源上，有何不足。吾亦不信彼一切弃祖宗之教者，竟无痛哭前非，废然思反之一日。然吾由近百年中国人一步一步自认其文化之有所不足，而不断自己否定其文化之价值，吾必须深探其理由所在。吾人不能独断数十年之人心，皆中风狂走，而吾人独清。依中国儒家言人性善之教义,则吾不能不虚怀肯定，近百年来，中国人之自认其文化有所不足，而自否定其文化之价值，亦有不自觉之向上、向善要求，潜驱暗率于其中。抑且此否定中国文化价值之表面之意识，既为中国人之所发出，中国人又为素受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所陶养，则此表面意识，亦应有所根据于中国文化之精神之潜流（下文可参考拙著中国之乱与中国文化之潜力，华国出版社。及论接受西方文化之态度，民主评论第三卷十五、六期）。吾于是发见中国文化无锢蔽之宗教信仰与狭隘之国家民族观念，中国传统仁者无敌对之精神，求充心灵之所涵盖之量，而虚怀以致广大之精神等，藏于中国人心者，正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更无阻拦之真因。吾人诚虚怀以观西方文化中，致富强之物质文明、科学及民主政治，与西方之宗教，吾人亦不能不肯定其有一种价值，而又为百年前中国之所缺。顾中国近百年来之人，对于西方文化价值之肯定，实太偏于专从功利观点著眼。太平天国之崇上帝，乃洪、杨藉宗教以排满与为王。曾、左、李、胡，讲富强之术，则由感西方之坚甲利兵，将威胁吾民族之生存。故此时人之虚心学声光化电等格致之学，实与一畏怖，并求利用夷人之术以制夷之心相夹杂。而清末倡法制政治之改革，以建立民主国家之运动，又起于推翻满清之民族意识。民国之成立，乃藉民主之要求，以达民族之独立。故民国以前，人倡科学与民主，尚非真正正面承担、肯定西方之科学与民主之精神。民国以后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提倡科学与民主，初仍是以为舍此不能致富强，此可于其新青年早期之文章见之。而中国儒家之理想，又不以富强为最高义。故清末梁任公、康有为之提倡富强，即只得援墨家功利之教以入儒。陈独秀倡富强之道，而尊科学与民主时，即同时非孔。至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胡适之等，倡科学与民主，已不复纯视为富强之手段，而渐肯定科学精神、民主自由精神本身之文化价值。由科学、民主、自由精神，而从事批判、怀疑传统文化，并尊重个性，而求解放妇女与儿童，尊劳工，革文学，亦未尝不显露一社会活气。然胡适之所倡实验主义之哲学，亦不免使人看一切学术文化价值，偏自效用上看。中国一般人民最急切问题，亦仍为军阀之压迫，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侵略与威胁。国民党以代表此人民之要求而建立国民政府，然三民主义对于科学看法，仍偏重其实用价值。训政廿年，人民民主精神，亦未真伸展。至共党起，其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又以一切科学，为解决人之实际生活需要而有。而其政治实验，亦固非如西方民主自由主义之尊重个人，而纯为尊重集体之组织，与组织之领袖者。由此以观，则中国近百年之接受西方文化，固可谓极其虚心。然因始终不免主要由功利之动机出发，而未能真正直接肯定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宗教之本身之价值，正面承担西方科学、民主、自由，或宗教之精神。人恒只自功利之动机出发，而只想利用科学与民主，以为达实际民族国家之富强、政治之稳定、政权之维持等目标之工具，故科学与自由民主，在此只成为一欲望之对象。而凡吾人对于一欲望之对象，吾人皆是在动欲望时，自处于一卑下而向外攀取之态度。因而吾人之精神恒为卑屈的，同时对于他人之获得此欲望之对象者，则取一羡慕之态度。凡以卑屈羡慕之态度学习他人之文化精神，皆不能真曲尽其诚。因而内心对之，恒缺真正亲切感。又以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异于西方，吾人尚可发现，中国数十年知识分子之深心，对科学与民主自由，亦实未能以不容己之真心爱好之，尊敬之，以至吾人常可说其在内心深处，常潜存一加以轻鄙之心理。吾人试观彼西方十七、八世纪科学家、民主自由运动之思想家，对于科学与民主自由之政治社会，盖皆有极端之爱好尊崇，而以一极度热忱提倡之。然中国人则不能。何以不能，此实因中西文化学术思想之传统之不同。盖西方自希腊即尚智、尚客观概念式的思维，如辟萨格拉斯、柏拉图，皆肯定一超越的数理世界，中世纪基督教重上帝之全知，亦因尚智而来。故近代科学家初起时，如牛顿、盖律雷、凯蒲勒，皆自觉为一了解“上帝之所知”之自然秘密而生之伟大要求所鼓舞。近代作民主自由运动之思想家，亦依于天赋人权、个人权利之独立性，与个人人格之绝对的尊严，及由基督教所传下，人类始祖亚当之异于他物，即在有“自由意志”观念，以鼓吹民主自由之神圣。故民主自由之精神，乃与其一套社会文化相配合（详见后）。此即西洋近代科学文化，与民主自由之政治社会运动，皆有一段真生命、真精神加以推进之故。然依中国文化精神，则首以人心之虚灵明觉，为超概念式之思维者，心之仁性则主要表现于与一切人物，在精神上之感通。因此概念式之思维不被先哲重视，今人亦恒不知其价值。于藉科学研究，以改造征服自然，以满足欲望者，深心恒若有一不屑之感。至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个人权利不容放弃为根据者，尤为深受中国人文教养者，视为卑下之功利观点。至其以人格平等说民主政治者，固与中国思想相通。然纯从人民安乐上说，民主政治是否必好于君主政治，以此数十年之历史与以前比较，实亦看不出。吾人亦不能说：人人必需参加政治活动，方见人格之平等。如西方式竞选中之自我宣扬，亦与中国传统“谦谦君子”“怀忠信以待举”之德性相反。至于议会政治中，反对党对政府之攻击批判，及各种司法、行政、立法权之互相限制之政制，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人民对政府之信托，政府重立官分职，各专职责，在政府内部行监察制度之传统，亦不类。西方近代诸国家之人民，皆有坚强之国家意识。因一国与他国界限森严，故国内之政党之分立，皆统一于国家意识下。政党分立，有攻错之益，而无使国家分崩离析之害。然在中国自秦以后，国家意识即淡。今日，犹不免如是。政党分立而无加以统摄之国家意识，则一政党亦易自行分裂而成派，以至只有各个之政客。否则，政党之使命，即或逾越国家而成一只以天下或世界为一统摄原则之政党，如共党。至于与民主精神相连之西方尊重个人自由之精神，则一方由基督教之自由意志之观念所转化，一方由于西方商业精神，必然尊重个人之抉择所陶养。自由之崇尚所以有意义，则因西方社会，原有种种宗教束缚、阶级对峙、国家社团旧有之法律限制，复恒为个人自由之阻碍。故争自由有其特定对象与目的。而其争自由之不致为害者，亦以此争自由，原是在限制束缚中争取，有一定对象、特定目的，故所争之自由，亦受所自争取自由之对象（如教会、如上层阶级）之限制，亦受同向一对象争自由之“他人之意志”之限制。并因其有特定目的，而所争得之自由，遂有一定之内容，而可立为种种法律，加以保障。此法律所准许之自由，同时亦即与此自由以一客观理性形式，并与人之自由本身以一限制（此上并可参阅牟宗三先生平等与主体自由之三态）。然在中国，则传统人生思想中，唯言内部之自成、自求、自在、自得，而不重向客观之社会，或他人争自由，而社会亦确无各种宗教、阶级、国家对个人之限制。个人所享有自由原已甚多（见人间世界一章），由是而民国以来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之提倡，其效用反在使个人生摆脱各种个人之家庭责任、道德责任、文化责任之想，此即纯成为一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浪漫的自由主义恒未认定特定之争自由之对象，与自由之具体内容，而又不知真重法律，由法律以与吾人所争自由以客观的理性形式，故既未建立客观社会之自由精神，而唯有对传统文化道德之破坏而已。
吾人上文之目的，在说明中国此数十年之文化思潮，虽极表示一虚怀接受西方之科学文化与政治社会中民主自由之精神，然以中西文化精神之不同，中国人实未尝、亦未能真直接正面承担之。故中国人此数十年之科学文化运动，与政治社会之民主自由运动者，恒欲彻底推翻否定中国文化之传统，此未尝不由于彼等之感到中国文化精神陶养下之中国人，恒不能真如西方人之贡献其生命精神于科学与民主自由之运动。然彼等不知中国文化历史终不能截断，支持西方科学精神、民主自由精神之文化精神背景，吾人亦不能骤然具备，故近数十年，以民主自由科学号召之知识分子，欲彻底扬弃中国文化精神之结果，反开启欲彻底否定彼等所谓自由民主、以科学学术为政治工具之马列主义者之成功。一般提倡自由民主者更不知中国文化精神陶养下之中国人，所以不能真贡献其生命精神于科学与民主自由，乃由于中国人文精神，自一方言之，确较单纯之科学精神、民主自由之精神为高。纯出自功利动机与由欲望而生之卑屈羡慕之意识形态，以提倡此二者，尤为中国人深心之所不愿。吾人真欲接受西方文化中之科学、民主、自由之精神，亦须自整个西方文化所表现向上精神上著眼。故吾人今日必须一反此数十年以卑屈羡慕心与功利动机鼓吹西方科学与民主自由之态度，而直下返至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脚跟，然后反省今日中国文化根本缺点在何处，西方文化之精神异于中国者，毕竟有何本身之价值，而自一超功利之观点，对其价值加以肯定尊重，最后再看，中国文化精神自身之发展，是否能自补其不足，而哀兼具西方文化精神之长。而吾人亦将唯由此道，可以言真自动的接受西方文化之一切向上的科学、民主、自由等精神于中国文化精神未来之发展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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