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圣贤之道对创作天才之帮助[转贴]
远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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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3 12:4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圣贤之道对创作天才之帮助[转贴]

                       人生之体验续编
                    (唐君毅《全集》卷3)
                        
目    次
自序
第一篇:俗情世间中之毁誉及形上世间
(一)作为日常生活中之经验事实的毁誉
(二)作为社会政治现象之毁誉
(三)作为主观心理现象之毁誉
(四)在精神现象中之毁誉
(五)求名心之形而上的根原,与超流俗毁誊之自信心
(六)为俗情世间立毁誉标准所在之重要
第二篇:心灵之凝聚与开发
(一)心灵之凝聚与开发之轮转相
(二)自然世界中之凝聚与开发
(三)心灵与自然世界之关系
(四)人文世界中之凝聚与开发
(五)人性人格与人文之关系
(六)心灵之闭塞相与流荡相之因与缘
(七)心灵之开发与凝聚之易与难
(八)吾人今日在社会文化上之处境
(九)心灵之凝聚与开发之道路
(十)真理为心灵之凝聚与开发之所依,及师友之义
第三篇:人生之艰难与哀乐相生
(一)人生之寂寞苍茫的氛围
(二)生存之严肃感,与人为乞丐之可能
(三)在自然生命之流中与岸上之两面难
(四)社会的精神生命之树,及飘零之果,与名位世间
(五)价值世界与人间天路
(六)天路历程与现实世界之裂痕
(七)「我在这里」与学圣贤者之泥泞路
(八)人生路滑与哀乐相生之情怀
第四篇: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
(一)志之意义
(二)志之种类,与志之诚伪,及其转化历程
(三)青年之向上心与其堕落之关键
(四)宗教、艺术、文学,与志之兴发
(五)人与其所有物,及大公之志愿所由立
(六)拔乎流俗之心量
(七)把我放在世界内看之涵义
(八)把世界放在我以内看之意义
(九)逃避与承担,及公的志业所自生起之根原
第五篇:死生之说与幽明之际
(一)引言
(二)人死问题与人之「生」之意义
(三)死者与后死者之相互关系,及幽明之彻通
(四)鬼神之状与情
(五)心之直接相感与古今旦暮
(六)尽己心、尽他心、与天心天理
第六篇:人生之虚妄与真实
(一)思想上之错误之根原   
(二)谎言之根原与绝此根原之道
(三)行为之合理与人生之真实化
(四)成物与成己
(五)「死」在目前之义,与人生遗憾之化除如何可能
(六)对反面者之开朗之意义
(七)内在的真实存在之自觉
(八)所接之事物之唯一无二性之确认
第七篇:人生之颠倒与复位
(一)引言
(二)人之倒影及其他之比喻
(三)谁颠倒及颠倒如何形成
(四)常人之好利好色及嗣续贪中之颠倒相
(五)常人之好名心中之颠倒相
(六)常人之求客观价值之心中之颠倒相
(七)常人之宇宙观人生观中之颠倒相
(八)非常心态中之颠倒相
(九)人生之复位
(十)复位之难与易,及天堂与地狱之结婚
   

                第三篇:人生之艰难与哀乐相生
                        
                (一)人生之寂寞苍茫的氛围
    人生的艰难,与人生之原始的茫昧俱始。庄子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又说「人之生也,固若是茫乎?其我独茫,而人亦有不茫者乎?」这话中实包涵无穷的慨叹。我们且不要说佛家的无明,基督教之原始罪恶一套大道理。记得我在中学读书时,看见一首诗。第一句是引鲍照「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下面一句是「父母生我时,是并未得我之同意的。」实则世间一切人、一切英雄豪杰、文士哲人亦同样是未得同意而生。一切人当其初生,同是赤条条的来,同是堕地一声啼。世间的婴儿之环境,千差万别,却无一婴儿曾自己选择他的环境。婴儿或生于富贵之家,或生于贫贱之屋;或生而父母早亡,或生而兄弟成行。真如范缜所谓一树花,任风吹,而或坠茵席之上,或坠粪溷之中。婴儿堕地一声啼,乃由外面的冷风吹他,他不曾相识;其啼,表示其对于此世界之原始的生疏。但是他一被携抱入母怀,便会乐被抚摩,进而知吮吸母乳,张目看世界。此又表示他对此世界有一内在的亲密与先天的熟习。而当其一天一天的长大,即一天一天的增加其对环境之亲密与熟习,而要执取环境中之物为其所有,并同时负荷着其内在之无穷愿欲,在环境中挣扎奋斗;亦必然要承担一切环境与他的愿欲间,所发生之一切冲激、震荡,忍受着由此内在愿欲与外在环境而来之一切压迫、威胁、苦痛、艰难。这是一切个体的人生同无可逃避的命运。
    一切个体人生,如是如是地负荷了,承担了,忍受了。由青年、而壮年、中年、老了、死了。  
    一切人的死,同是孤独的死。世界不与他同往,其他一切的人,亦不与他同往。他死了,日月照常贞明,一年照常有春夏秋冬,其他的人们照常游嬉。人只能各人死各人的。各人只能携带其绝对的孤独,各自走入寂寞的不可知之世界。此之谓一切人由生至死的历程中之根本的茫昧。
    对于这种个体人生,由生至死的历程中之根本茫味,我在此文不想多说什么。生前,我不知自何来;死後,我不知将何往。何以造化或上帝,不得我同意而使我生,亦不必即得我同意而使我死?这是一最深的谜。此在宗教家可以有解答,哲学家亦可以有解答。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此一切解答,一方似销除了此谜,同时亦加深了此谜。而我所信的最高的哲学宗教上之解答,正当是能解答此谜,同时能真正加深地呈露此谜于人之前。所以我们亦可暂不求解答,而只纯现象的承认此一事实。此事实就是人生原是生于一无限的茫味之上。生前之万古与死後之万世之不可知,构成人生周围之一无限的寂寞苍茫之氛围。以此氛围为背景,而後把我们此有限的人生,烘托凸显出来。人生如在雾中行,只有眼前的一片才是看得见的,远望是茫茫大雾。人生如一人到高高山顶立,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四围是寂静无声。人生又若黑夜居大海中灯塔内,除此灯光所照的海面外,是无边的黑暗,无边的大海。人生是「无穷的生前死後的不可知,而对我为一无穷的虚无」之上之一点「有」。何以此无穷的虚无之上,出现此一点有?这是人生之谜,这是人生之神秘。诗人常能立于此有之边沿,直面此神秘而叹惜。宗教家修道者,由此「有」向无穷的虚无远航,而或不知归路,亦无信息回来。而常人则在灯塔中,造一帐幕,把通向黑暗大海的窗关上,而视此神秘与谜若不存在,而暂居住于此灯塔内部之光明中,以只着眼在此一点「有」之上,亦暂可使这些问题都莫有了。而此一点「有」之自身,亦确可展现为一无穷的世界,其中有无数的人生之道路。而我们今天所能讲的,亦只是此一点「有」中之人生之路上的一些艰难。
                 
            (二)生存之严肃感,与人为乞丐之可能
    我所要说的人生之艰难,是要说人生之路,步步难。这难处实是说不尽的。我在十五六年前便曾写一书,初名人生之路。後分为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及心物与人生之上卷,分别出版。我当时想人生之所求,不外七项事,即求生存、求爱情、求名位、求真、求善、求美,与求神圣。到现在,我还可姑如此说。人生实际上总是为这些要求所主宰的。而这些要求之去掉与达到,都毕竟一一同有无限的艰难,此艰难总无法根绝。我现在即顺此线索,一一加以略说。
    前三种要求,是俗情世间最大的动力。因其太平凡,哲学家恒不屑讨论。然而这亦是哲学家的错。实际上这些要求,都有其平凡的一面,亦有其深远的一面。对此二面,有大愿深情的人们,同不应当忽略。
    人之求生存,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步的事。而世界上确确实实有无数的人,其一生盘旋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上生存。人为生存而辛苦劳动,为生存而走遍天涯,谋求职业。当我听见凤阳花鼓词中「奴家莫有儿郎卖,背起花鼓走四方」时,我了解人生无职业的真正艰难,知此中有无限悲哀。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职业,亦都是人互求解决其衣食住等生存问题的职业。人为什么要求生存?这实与上文所说人生之茫昧俱始。我之生,确不是父母、上帝、或造化,得我同意而生的。如我之前生曾表同意,我亦记不得。而我生了,我会有继续生存的要求,此要求之何以会出现,这本身亦并非出自我之要求。然而此要求,就如是如是的出现了。人都怕饥饿与寒冷,人有空虚的胃与在冰雪中会战栗的皮肤。都不是我先要求此怕、此胃、此皮肤,而後他们才存在。人生百年中,每日吃了又饿,饿了再吃;破衣换新衣,新衣还要破。如此循环不息,毕竟有何意义?我们说只求食求衣的人生,是衣架饭袋的人生,这人生是可笑的。但是说其可笑,是穿暖了吃饱了以後的话。在人饥寒交迫时,人仍不能不求衣求食。这中间莫或使之,而若或使之。此中有无限的严肃,亦有无限的悲凉。人不能笑。此无限的悲凉之最深处,不只是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而是人为什么会饥会寒,会要求生存?此求生存之愿欲,亦是天所赋于我之性。但是我为什么有此性,却非我之自由意志或自觉心所决定。此只是一顽梗的事实。然而我之自由意志与自觉心,则不能不承担此事实。不承担可以吗?可以。如我可自杀,宗教家亦可发愿要断绝求生之意志。但是人在实际上除非逼到山穷水尽,很难安然的自杀,亦很难自动的断绝求生意志。这须大工夫、大修持。然而人不自杀,不断绝此求生意志,人即须承担此不知所自来的求生存之愿欲,照顾此空虚的胃与怕冷的皮肤。人之自杀难,断绝求生意志更难,而求继续生存亦难。此是一切人同有的艰难。
    能读我之文章的人,大概是已吃饱了的人。但是世界上确确实实有无数未吃饱的人,为生活之担子所重压;而吃饱了的人,又有其他的求物质生活舒适的欲望。这些欲望,必然掩盖了未吃饱的人所感的此问题之严肃性,亦必然掩盖了对未吃饱的人之同情。这是非常可怕的事。但是我极易说明,此问题之不能掩盖。此问题实永在任何人任何时的眼前。因为我无论如何富有,我今天吃饱,并不能绝对保证明天之必能吃饱。而我之求进一步的物质生活舒适的欲望,亦不能保证其必能逐渐满足。当然,我们可本自己当前的处境来推测,我们之饿饭的可能性极少。或者还有种种徵兆与凭藉,以多少保证我之物质生活可逐渐舒适,以及财产之逐渐积累。但是一切之保证,永不能成绝对的。而穷饿之可能性,即终不是莫有。如果你真赤贫如洗,以至沦为街头之乞丐时,你怎么办?在文明社会的人,用各种社会救济、保险制度、银行制度、经济政策、国际安全组织,来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其用心可谓至矣。但是这些真能绝对的保证人们的生命财产之不丧失吗?你能保证战争之不消灭人类吗?能保证地震之不震毁世界吗?就是莫有这些,你又能保证你自己之必受到此各种社会救济与制度等之恩泽与利益吗?你的才能、学问、知识,可因你忽然神经错乱,而全忘失;而你之一切地位名誉,亦即被社会上的人忘了。你有什么把柄,到那时不为乞丐?现在,实际上有街头的乞丐,则你即可能沦为街头之乞丐。此可能是你无论用多少力量,都不能根绝的。到为乞丐时,你将知生存问题的严肃。
    此问题的严肃性,人常不能真切认识,因为真感此问题的人,他已无暇对此问题作思索,而能思索此问题的人,通常生活在此问题的外面。对此文的读者,我说他可能沦为乞丐,他或想此是不敬;或以为当不至此,此是一极少的可能性,可不在考虑之列;或想到那时再说,现在还是只享受我现在的生活,我亦不须对未来的我之遭遇负责,那是未来的我的事。但是这些想法,同依于人之未能面对真实人生。这些想法,都由于人自龟缩于暂时的安全,而想掩盖人生的真实。因为这些想法,并不能掩盖我们沦为乞丐之恐惧,而且正依于此恐惧,才有这些想法。然而此恐惧之存在,即同时展露此沦为乞丐之可能为一真实的可能。从一切人之恐惧沦为乞丐,而要尽量求保护他的财产,增加他的财产,即证明沦为乞丐的阴影,在一切人之旁,或在一切人心之下蠕动。人总是在向此阴影搏斗,又一手压住它,而不敢正视此阴影。能承担程伊川先生所讲「今日万锺,明日饿死,惟义所在」,是不客易的,能如孟子所讲「不忘在沟壑」的志士,是不容易的。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物质生活,实际上是在中人以上。我总时时在试想,我如只在荒山旷野的三家村,教教几个小小蒙童,食淡衣粗又如何。我想像莫有什么难。而在实际上,仍当远较想像为难。至于我自问:如我真在饥寒交迫,以致我母亲弟妹皆病之际,又如何,则这些煎熬,便在想像中,亦承担不下。从这些地方,便证明了生存问题的严肃,证明人生之路之最简单最粗浅的第一步的艰难。
                    
          (三)在自然生命之流中与岸上之两面难
   「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生之路之第二步的艰难,是男女之爱情:这亦是家家户户中最平常的事。但是这亦有其最深远奥秘而不可测的一面。人之需要爱情与人之要求生存,都是人之天性。而此天性的要求,都同不是先得我之同意,而赋与于我。人生下地,便带着这些要求来了,它们驱迫人生前进,使人自觉似有满足之的责任。但是人真有必须满足之的责任吗?亦真非满足之不可吗?这亦似不然。因为人可不结婚,或自动的断绝一切绮障。此亦如人之可自杀,皆见人之异于禽兽处。因而世间亦确有不要爱情亦不结婚的人。然而这事分明是艰难的。捱过青年,壮年怎样?捱过壮年,中年老年又怎样?临老入花丛,是可叹息,亦可同情的。这些要求,都从生命之深处涌出,不知自何处来。但它来了,就来了。人由父母男女之合而有生命,则人之生命之根柢,即是男女性。父母还有他的父母,直上去是无穷的父母,即无穷的男女性。我们每一人的生命之结胎,即是无穷的男女性之凝结。是谓天地之乾坤之道合而人出生。然而此乾坤道,才合又分。此凝结成的东西,只能具有其所由凝结成之男性或女性之一。所以人只能或为男或为女。而其为男或为女,则反乎其生命之结胎时,所根之男女性之凝结。生命之根柢为无穷男女性之凝结,而我们每一人又只能为男或女。此中,有我之性别,与我生命之根柢之先天的矛盾。此矛盾自然解消的道路,便是男索女,女索男。男女得其所索,人所生活之现实,与其生命根柢中之无限的男女性,有一遥相照映,人欢喜了。而宇宙之无限的生命之流,亦通过男女之得其所索,与他们自身生命之凝结所成之子孙,一直流下去了。人中除千万人之一二,天生而具神圣的品质,其心灵原与其自然生命有一疏离者外;人如决定不结婚,断绝一切男女关系,他即须与他之男女之欲作战,同时即与他生命根柢之无限的男女性作战,与天地的乾坤之道作战。否则即须与他之为男之性或为女之性作战。人在此,又如要想从无限的自然生命之流中,抽出身来而退居岸上。然而退不到岸上,便只有带着生命之流水,旁行歧出,成绝港枯潢。人此时便又如从自然生命之大树飘落的花果,须另觅国土,自植灵根,否则便只有乾枯憔悴。我们不能说断绝男女关系是不应当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人生最伟大庄严的事业之一。因为人于此敢与天地乾坤之道作战。此处见人之为一超自然的存在。凡人之自由意志自觉心所能真想的关于他自己的事,皆是应当而亦真实可能的。人能自拔于无限的自然生命之流之外,而退居岸上,或使从自然生命之大树飘落的花果,另觅国土,自植灵根。这不能不说是最伟大庄严的事业。宗教家、大哲人,及乡里中的无知识的人,同有对此人生之绝对贞洁的爱慕。但是这事真要作到家,须把自然生命之流之浩浩狂澜翻到底,直到伏羲画卦前。这当然是艰难的。
    顺自然生命之流行的方向走,是比较容易。但是其中亦有无限的艰难。人们都知道失恋离婚的苦恼、男女暖昧关系、情杀及奸淫的罪恶。这些事,我们总是日日有所闻。这些事之所以有,其最深的根据,是每一人皆有与任何异性发生男女关系的可能,亦有失去其关系的可能。这一可能,都是直生根于人之存在之自身,故人之存在之自身,即涵具了此无穷苦恼与罪恶之根。又常言道,世间的怨偶比佳偶多,又据说怨偶之苦,「床第间的悲剧,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托尔斯泰语)。这些苦恼、罪恶、悲剧,当我们幸居事外时,我们不求了解,亦不能真了解。而当其不幸居事内时,则只有忍泪承担,亦无法完全说出,使人了解。此中最关心的人,最亲切的同情安慰,亦透不到此中苦恼罪恶悲剧的核心。因为这是与唯一无二之个体生命不可分离的事。这是直接浸润个体生命之全体的苦酒,只有各人自咽自醉。而一切幸居事外的人,亦不过适逢居事外,他并不必能根绝忽居事内的可能。一切爱情之後,皆有失恋之可能。一切结婚之後,皆有离婚之可能。一切佳偶,皆有成怨偶之可能。只是可能性或大或小,但人总很难绝对根绝此可能。诚然一绝对互信之佳偶,赖无限之互信的精神力,可构成一永恒的心之环抱,而将上述之可能完全根绝。但是佳偶,或异地而长别离,或同心同居而不能百年偕老。纵得同心同居,百年偕老,亦很难同年同月同日死。则恩情似海的夫妇,到头来,终当撒手。在「昔日戏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时,「同穴杳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时,这中间的人生之悲痛寂寞艰难,还是只有人在身当其境,才能真正了解,而独自忍受的。怨偶,人或求离而不得,而佳偶则逝水流年,终有一日要被迫分离。你尽可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仍是一最後的真实。
              
       (四)社会的精神生命之树,及飘零之果,与名位世间
    人之求名位,与人之求生存,及求男女夫妇之爱,同是一最平凡而又极深奥的事。此可称为人生之路上第三步的艰难。在儿童时期,人所最感兴趣的事,是饮食。在青年时期,是男女爱情。在壮年以後,是名位。但人之好名位,只是人之望人赞美之心的推扩与延长。人之望人赞美之心,则当小孩在知道有他人时,便有了。当小孩喜欢人说他乖,怕看大人之怒目与厌恶之面色时,已是有一求人赞美心之流露了。一切希望名高一代、流芳千古,位居万人上的好名好位之心,不过是此小孩心理之推扩延长。我记得当我十四岁的时候,在中学读书。同学们都穿线袜,但是我父亲要我穿布袜,而我即怕人笑。此怕人笑之念,由何而生,即成了我当时最大的苦恼与疑惑。我当时并不觉线袜舒适,我相信父亲的话,穿布袜更经久。我已知佩服一特立独行的人。我责问我自己,难道对此极小的事,还不能特立独行?我记得一次从家中穿了布袜走到学校,有一点钟的路程。在此一点钟,我全部的思想,都在想人当特立独行的理由,目的就在尅服我之穿布袜而怕人笑一念。但是到了学校,全部失败了。这事与我当时之下棋怕输之事,即引起我对此种心理之毕竟由何而来的反省。至少有一二年间,都时有此问题在心中。当时我的答案,其大意同後来所想的在原则上并无分别。即人恒要求人承认我之所为是好的,或要求我之所为为他人承认是好的。这中间见一人与我之不可分的精神系带。但是我後来同时知道,此中尚有种种复杂的人心问题与价值问题。我之一些意见,已另见于上论人生中之毁誉现象一文中。而我现在特要说的,则是人之「要求他人之承认其所为是好的」之心理,虽亦是出自人之天性,但是此天性之赋于我,仍不是我所先要求,我亦不是必然须服从此天性的。因为在当我是而人非时,我可自觉应当特立独行,而不必顾他人之赞否与毁誉的。顺此下去,我之一切思想行为人格之本身价值,是不受他人之毁誉而增损的。因而一个人之在社会上,是否有名有位,纯为我外在的事。人当行其心之所安,遁世不见知而无悔,这才见我之为我之无上的尊严。这个道理,我後来全了解了。然而真要做到这一步,却又是一人生的极大的艰难。因为真要作到此事,我们必需假想,在世间一切人以至最亲近的人,都骂你,诋毁你,侮辱你,咒咀你的时候,怎么办?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总不至一切人都如此待我,即总有些人拿正常的面色对我,或多多少少还有人赞美我,承认我的。但是如在***的审判之下,我为千夫所指,儿子清算我,父母妻子朋友亦清算我,这时我试设身处地一想,毕竟怎么办?这就难了。这难处是,在这时一个人的精神,同一切人的精神都分离了,成了一绝对孤独寂寞,而又自觉其绝对孤独寂寞,兼自觉为无数他人精神的压迫下之被舍弃者。独身不婚的人,如从自然生命之树上脱离的果子。如此之被舍弃的人,则是从社会的精神生命之树上,被抛掷而脱离的果子。***知此为人生最大的苦痛,故以之虐待他们不喜欢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如身当其境,又将如何?这是耶稣被徒弟出卖、被徒弟所不认识,而上十字架前的心境。这是人之精神之失去一切人的精神之滋养,而绝对飘零之时。然而精神之果,必须得滋养。因为精神的周围,不能是只有无限的冷酷与荒漠。这时除了上帝降临说,你是我的爱子,人生毕竟无路可走。人之精神,只有在飘零中死亡。然而人真要特立独行,便必须预备承担此一考验。这事之艰难,是不必多说的。
    在我们一般人,可以自勉于使名位之心渐淡,但是在实际上,仍免不掉要多多少少赖他人之赞美,高高低低之社会名位,来滋养其精神。而顺此心以求大名高位,则是一最自然最滑熟的人生道路。然而此滑熟的路,同时亦是一最陡峭的路。其中亦有无限艰难。这艰难,是人所较易知的。
    人之所以乐得名位,依于人之欲被人承认为好,为有价值,此即依于人之欲被人认识,亦即欲存在于他人之精神之内。但名位二概念,又有不同。名之大,由于认识之者之多。名之大小,是一数量的概念。位之高低,初则纯是一价值秩序的概念。人依于其内心之某一种价值秩序之格度,遂把能多少实现某一种价值的他人,排列于此秩序之格度之中。于是有的人对我而言,其地位较高,有的较低。此便成纯内在的主观的位之秩序。由许多人之内在主观的位之秩序之客观化,而有公认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学术地位、人格地位。此是位之第二义。其形成较复杂,今暂不多说。一个人之所以通常都多多少少有其名位,依于总有认识他的人,亦即总有认识他的价值的人,人亦总可比另一些人能多实现某一种之价值。如一群小孩在此,年长的比年小的,气力较大。气力大,亦是一生命的价值,他亦即在小孩群中有一较高之位。而人求大名高位之所以难,则因一人之价值,要为无数的人所认识,并在人之价值秩序之格度中居最高位,是极难的。此一方依于人自己所表现之价值之为有限,亦依于他人之认识力之同为有限。如果人能表现无限之价值,一切人皆有无限的认识力,则一切人皆可同名垂宇宙,一切人之位,皆上与天齐。此而不可能,则无人配得至大之名与至高之位。除了我们在人生之毁誉现象第一节所说,人之毁誉之标准之无定,而人皆可斥责外;即使毁誉标准全定,一切人仍皆是在原则上可斥责的。名愈大而位愈高的人,当其所实现的价值愈彰著于人心之前,其未能实现而人望其实现的价值亦愈彰著于人心之前,因而责望必然愈多。由责望多而斥责随之,是之谓名位之「危」。而人之名乃或扬而或抑,或荣而或辱,人之位或升而复沉,或尊而或卑。又以各人所认为有价值者不同,而一人之价值,亦可根本不为他人所认识。由是而世间永有无数有才而无名,有德而无位的人。有才有德而见知于人,必系于遇合。遇合为偶然而不必,其得之为天恩,而失之不能无怨于天。由是见名位之世间,必然有无穷寃屈。此寃屈或有伸于死後,然其人已不知;而大多数则亘千秋万世而永不伸。再则由人之记忆力有限,人为节省记忆力,而有以一人之名之记忆,代替一群人之名字之记忆之倾向。由是而一群人之工作之价值,或为一人之名之所代表,而被归功于某一人:如在一政府与一社会经济文化团体中之一群人之工作,与其对社会之贡献之价值,恒被归功于其领导者。又人之认识,恒有种种错误,而恒将此人之功,误归诸彼人。此皆使人有无意之盗名。此外又有蓄意之盗名,与贪天功以为己力之事。人如对此数者,有透辟之认识,便知名位之世间,乃一最奇妙而又艰难之世间。芸芸众生之求名求位,既表示人之精神之须存于他人精神中,而欲他人之认识其价值;亦鞭策人之认识他人所求之价值,认识他人所视为有较高价值者为何,而自勉于实现此价值,冀其名之大、位之高;名位心遂亦成使人向上之一动力。然而人所能实现之价值,永不能完全,以副一切人之责望,而名大位尊者必危。又人之能实现某价值者,又不必被认识,以得名而得位;其被认识而得名位也,有偶然之遇合在,亦永有无意或有意被盗之可能在。由此见名位世间,乃一缰绳之世间,乃一浮沉之世间,乃一偶然遇合之世间亦名实恒相违而相盗之世间。然世人之生也,即生于此中,明知其为如是之世间,而奋力以求自固其名位,徼幸于遇合,苟免于被盗,而或冀盗人之名。则人之艰难之感,必愈入此世间,愈有大名高位,而入愈深。然愚者慕之,智者笑之,唯贤者哀之,非圣者其孰能拔之。而吾人则皆愚者也,悲夫。
                     
             (五)价值世界与人间天路
    更高的人生,是在俗情世间名位财色之世间之外,看见真善美神圣的世界。这是一永恒普遍纯洁而贞定的世界。这些道理,说来话长。最粗浅的说法是,这世界乃真正人所能共同享有的世界,同时是人可能赖自力以升入的世界。财物我享,则你不能同享,爱情有独占性,名位则我高而你必低。名位待他人之赋与,爱情与婚姻是双方的事,人之得财富,赖于各种外在的机缘。人之得这些,说好一点,是人之福命。但是这些福,都可与祸相倚。祸之可能,就站在福之後,背靠背,是谓相倚。因福祸相倚,故安而有危。知危而有惧,故安而未尝无不安者存。此中福祸安危,常在波荡中,以呈于人之意识之前。故知「道」者,知此中之福无可恃,安无可居,而自忘其福与安;于祸与危,亦知其无原则上之不可转,而自忘其祸与危。
    故诸知道者,或处安、或处危、或载福、或载祸,其心乃毕竟平等,其位亦同齐于道。在一切真理美善神圣之价值之体验与实践之前,一切人之心与人之位,亦实为一毕竟平等。我们说,这个价值世界乃真正人所能共同享有,而互不相碍的世界,其自身亦贞常不变。如一个人生的真理,一人了解它是这样;千百人分别了解,它仍是这样。一张佳山水的画,一人看是如此美;千万人分别看它还是如此美。一家有孝子贤孙,亦不碍家家同有孝子贤孙。一人向上帝祈祷,不碍一切人同声祈祷,共沐灵恩。真善美神圣之世间,是一真真实实可为一切人所共同享有而永贞常不变的世间。他们分见于千万人之心,有如月之映万川,而一一皆为满月。他们如耶稣的饼,让人人都能吃饱。又如观音的瓶中之露,滴滴遍洒人间并蒂莲。亦如今日的广播,凡有收音机的地方,都听见声音;若莫有人去听此声音,此声音自在太空中旅行,如天下万川皆乾涸,而中宵明月依旧圆。故对于真善美神圣之世界之自身言,千万人知之,它不增;无人知之,它亦不减。它是天荒地老而万古恒贞。而就此世界之表现于人心言,则它似能永远的分化为无尽的多,而仍未尝不一。自人之共同享有此世界言,则不仅每人之享有,不碍他人之享有,而且此世界中的每一东西,每一条被发现的真理,每一被表现的美的境界,每一被实现的善德,每一真呈现的神圣的徵兆,都是一人之心通往他人之心的桥梁与道路。这世界中之一切,全是纵横贯通世界人心,使人之心心相照,而交光互映的桥梁与道路。这些事,说神圣深远,其神圣深远,无穷无尽;说平凡,亦平凡。这亦只是眼前我们朝朝暮暮遇见的事实。君不见一次学术讲演,使多少听众聚精会神?一处之名胜山水,引起多少诗人在壁上题诗?一场电影,使多少观众鸦雀无声的看?谁能不承认,此中有若干心灵由讲演中所启示的真理而交会,由名胜山水与电影而交会?然则谁又能不承认此真与美,是人心与心相交会相接触相贯通之桥梁与道路?这是天桥与天路,同时是眼前的。人之每一报导事实的话,都是说一真理。每一不使人讨厌的表情或事物,都有一种美。每一我所不反对的人之行为中,都有一善。这些东西,朝朝暮暮接于我们之眼前,成为我心与人心间之天桥与天路。而一切人与人之眉目传情,人与人之相互谈话与讨论,人与人间之点头握手,则都是人与人之心心相照,而交光互映。须知凡有人情往来之处,即有人心之往来。凡有人心之往来之处,亦即有心灵之统一,亦即有天心之呈露。而一切人心之往来,即天心之往来升降。这是朝朝暮暮,不待入教堂,不待入庙宇,而时时处处显在我们面前的神圣。在此种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人要赞美就有可赞美,要崇敬就有可崇敬,要生悱恻就有悱侧,要生喜悦就有喜悦。随处可使人流泪,亦可使人微笑。随处有孔子所谓「哀乐相生」。然「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这是眼前的天桥天路,这是人间的天国,这是洋溢的神圣之遍地流行,这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当下境界。然而真到此境界又至易而实至难。此至难不在欲仁而仁不至,而在我之可不欲仁;则一切眼前的天桥天路天国,都迢迢地向天边退却了。
              (六)天路历程与现实世界之裂痕
    据我的经验,一些真实的真理、美境、善德与神圣庄严之宗教感情之呈露于我,确实有时觉得这些东西,是从天而降。忽而觉自己之心扉开了,这世界原是如此永恒而坚贞之世界。但是这些经验,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刹那间或一点钟不违仁的境界,我亦有过。于孟子所谓恻隐之心,我亦有一点真实的体证。但是我之此境界,距「日月至焉」还远,更莫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了。而此处之工夫如何用,我觉真是难上难。我自己实际上亦莫有工夫。如有工夫,只在求见理。而此中见理之大难处,则在要说此真美善神圣之世界,全是超越于现实世间,固有语病;说其即在此眼前之世间,亦有语病。此中必须兼超越于现实世界与内在于现实世界之二义,即:不即俗世,亦不离俗世之二义,出世间,而又不舍世间之二义,以得其中道。但此中道又如一无厚之刀锋,一不当心,便落入边见。因而对此中道之真正相应的体验,亦一滑开,便不是。但在此二边见间,人第一步理当落入前一边。即人首须肯定此世界在眼前的现实世间之上,而首先的体验,亦是体验其洋洋乎在现实世间之上。这步作到,则下一步之落下而圆成,便似难而又不难。而此第一步之难,则在人之真见得此世界之为一永恒、普遍、纯洁、贞定之世界而心好之之难。凡人之世俗情识之见之所向,无不与之相反。因而依世俗之情识之见,而生之哲学思想,莫不欲泯没或毁灭此世界之存在。此中人要剥落此情识之见,即须大费工夫。而此情识之见,即已剥落,如未有真工夫,去超化此情识之见所自生之根,则人亦不能安住于此世界。更莫说落下而圆成之一步了。
    关于真美善神圣之世界,在现实世间之上的证据,并不难找。在世间第一流的哲人、诗人、道德性宗教性人物,同有其亲身经验的敍述。当柏拉图说他望见理念世界的庄严的秩序,当牛顿在晚年自觉为真理的大海边拾蚌壳的小孩时,当耶稣说有天国在上,宋明儒标出一天理流行的境界,及一切诗人音乐家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或听见天音时;他们必然同有一不与现实界之万物为侣的心境呈现。在此心境中,视现实界若无物,而上开天门,另呈现一超越的世界。这世界又不真是孤悬外在,而只是从人心深处所现出之万宝楼台。这些事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忽而豁然贯通一道理,忽而想好一文章之结构,及忽而有一道德上之觉悟,并无本质上之不同。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这些事,常来不及反省其涵义,我们的心又闭了。于是其再回头来所作的哲学上与心理学上的解释,便都是些情识之见,而不能与之相应,更不能由之以透识大哲人大诗人真正之宗教性道德性人物之心灵境界,是怎么一回事。此之谓人之上升至真美善神圣的世界而觉悟之的艰难。
    至于真向上以求升到真美善神圣的世界的人,又决不能把其中的境界,一眼望透。此中的开悟,实际上常一时只开悟一方面。万宝楼台一时看不尽。一切真理,皆可隐藏另一真理。一切美的境界之外,还有其他美的境界。善德是无穷的。宗教上的与神圣境界之交通,亦有各种不同的亲密之度。人在此世界中行,直向上看,又总是前路悠悠,随时可觉日暮途远。而此中的甘苦,亦犹如世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甘苦,常是无法为外人道的。人把他于此世界之所得者,表露出来,而流落人间,供後人享受,後人崇敬;但在当时,他的精神却常是极端寂寞而不被了解的。所谓「历史上的诗人是诗人,隔壁的诗人则只是一笑话」。可见此世界与现实世间,有永远不能弥补的裂痕与深渊存在。
    上述之裂痕,亦常为真正求真美善等向天路上行的天才人物在生活上之所感受,并表现于其生活之自身。从最深处说,在俗情世间的人,对于这种人之出现于世,恒有一种厌恶与畏怖。因为这种人将世俗之人所居住之俗情世间,另开出一裂口,而将其表面的完满性,加以戳破。这种人常看不起或破坏此俗情世间之原有的真美善之标准。这就使俗情世间的人,厌恶而恐布,至少加以冷淡的待遇。此即耶稣之所以上十字架,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判死刑,布鲁诺之所以被焚,杜甫之所以说李白为「世人皆欲杀」,及无数天才的文学家、艺术家、哲人,所以皆遭当时时代的压迫与忽视。这些人与俗情世间裂开,而俗情世间的人,即要其感受此裂开之苦,使此裂开之苦,为其所感受担负,以为报复。而此正是一人生最难的担负。
    其次,一切求真美善神圣的天才人物之本身,在另一方面,亦仍是一有血肉之躯的人。上面的真美善等,是一绝对的普遍者,此血肉之躯则形成为一唯一无二之个体。此唯一无二之个体,以其具自然生命,他亦必须生长于自然世界与俗情世间的特殊环境中。在此特殊的环境中,绝对的贫苦、无侣与孤独,仍是难于忍受的。此特殊的环境,要那个体之上升的精神,下降而牵就现实;而那要一往上升求普遍者的精神,则要此个体自此等特殊的环境中超越,以成就其自身之远游。而其远游,亦尚不能只在普遍者中之生活。它还要寻求其唯一无二之个体之唯一无二之交代处。这就可构成天才人物之内在的精神中,所感受之“个体性”、“普遍性”、“特殊性”之三面分裂。人依此分裂而作的事,可不全合于真美善神圣之标准,亦不合世俗之标准,更不合其个人自己之标准,此中有各种复杂的精神之错杂现象产生。在宗教家称为魔障;在心理学家,称为精神变态;在郎布罗梭,则举出无数西方天才的生活,来证明天才与疯狂同根。而今之存在主义者所说之怖栗感、虚无之面对感等,我想均从人精神之种种分裂中生出来。这些深刻的人生之存在性相之体验,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完全了解的,这亦可不必多说。
                       
         (七)「我在这里」与学圣贤者之泥泞路
    天才人物的道路,首表现为超越俗情世间的精神。这个精神须与自然世界俗情世间裂开。裂不开,其天才不能露出,不能向上面世界远游。既裂开,则须与俗情世间的人作战,而在现实上失败,承担此裂开的罪过与苦恼者,一定是他们自己。他们又须与自己之自然生命之要求及俗情之要求作战。这是随时可胜利,亦随时可失败的。因为此两头的力量,都在一义上是无限。上之天道是无限,下之地道亦无限。而人自己则成天玄地黄血战之地。这种人之最後的抚慰,是在其死後升天时,来自宇宙的真宰。在绝对的悲剧之外,另有一神圣的喜剧。但人看不见,人即不能无悲。而宇宙真宰之在此世间挽救天才之道,则在其化身为孔子,以示人以圣贤之道,要人之个体在特殊者中见普遍者,于自然世界俗情世间中,见真美善神圣之洋溢流行,立人道以顺引地道,而上承天道。此是一极高明而道中庸,至简至易的圆成天地之教。但是其中亦不是莫有更大的艰难。人生的行程,精神的步履,无论什么地方,总是莫有便宜可贪。此义我们须随处认取。
    圣贤之道之所以为圆成之教,在其与自然世界俗情世间协调,因而他对人精神所向之真美善神圣,及自然的生存爱情婚姻之要求,一切世俗伦理与名誉地位之价值,可以全幅加以肯定,而一无遗漏。因而无论在什么处境中,人总有一条向上之路可发见,而不必去逃遁其自然生命在俗情世间中所遭遇之一切。对此一切,依此「道』,人都可加以同意。无论我发现我在那裏,我都可说:「是,我在这裏。」是,是,是,之一无限的肯定,可把一切天赋于我的,一切现实的,可能的遭遇,都加以承担,负载,而呈现之于我之自觉心与自由意志之前。我之何时生,何时死,生为男或女,生于富贵之家,或贫贱之家,父母兄弟配偶子孙之如何,与一切穷通得失,吉凶祸福,荣辱毁誉等一切遭遇,都是未必经我之同意而後如此如此:其如此如此,都有偶然的因素在,即都有命存焉。然而依此圣贤之道,则此一切的一切,只要呈于我,我即知命,而承认之,全幅加以同意。于是此中无所谓偶然,皆是如其所如,而定然。我们说一切都是偶然,因为我们可不受一切,而拒绝一切。但是我现在不不受,不拒绝一切,则更无偶然。而我之全幅人生所遭遇之自然世界俗情世间,即一律有了交代,有了归宿地。第二步的事,则为本我之自觉心自由意志,面向真美善之世界,直道而行,或使真美善之本性,自我之心扉开处,一一流露展现出来,这条人生之路,当然是最广大而最平实的。
    但是此中之问题是,这些话说来易,初行亦易,而行到家最难。因为人在此之所承担负载者,实无限的重。人依此道行,一方处处都是上升的路,另一方亦处处都是使人陷溺的路。因这条道路,是一平铺于自然世界与俗情世间之上的路。人在此,如不是先经历一求超越飞升而与自然世界俗情世间隔离的精神,则此道路,便可会是一使人随处陷溺的泥泞路,人一天行不了几步,人之一切向上精神之表现,也都不免是拖泥带水。而孔子之最恶乡愿,亦正因依孔子所倡之圣贤之道而行,最难免沦于乡愿。
    学圣贤之道,所以反易使人陷溺而沦为乡愿之最深刻的原因,尚不是人之自然的食色之欲之满足,恒须顺应世俗;亦不在人之一定要向他人讨好以得美名,这些问题,还比较容易解决。最重要的是在俗情世间的人,对走这条路的人有一期望。对于离尘绝俗的天才人物, 一般人对之无所期望。因为一般人知道他要远游。但对走这条路的人,一般人却觉其可亲而可近,其精神亦恒最能衣被人间,温暖世界,人们亦恒期望得其精神上的衣被。然而俗情世间的人之存心与行为,则处处有夹杂与不纯洁之处。因而要求走这条路的人,对其一切夹杂与不纯洁之处,亦恒势须亦加以衣被;于是把走这条路的人之精神,自然拖下,使之亦贴切于污垢。湼而不缁,谈何容易?于是他亦将被污垢祈感染。这是这种精神之下坠,而可沦为乡愿之最深刻而最难尅服的魔障。
    在另一方。则走这条路的儒者之言行,同时最易为一切人所假借貌袭。此理较易懂。天才人物之超越飞升的精神,人不易貌袭。因为能说者必须能作,而离尘绝俗之事不易作。儒者之教,只要人庸言庸行,则人人皆可同其迹,而实不同其心。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这决非偶然之事。伪君子并不幸福。因人当成为伪君子时,其精神只是照顾润饰其外面的言行。于是其精神之内核,日益乾枯而空掉。内愈空而愈在外面照顾润饰,而其用心亦日苦而日艰。然当真君子因亲近世间的理由,或其他理由,不忍与伪君子破裂,而不免相与周旋时,则真君子亦终将受感染,而多少成伪君子。由是而此整个社会文化中之一切人之精神,即可互相牵挂拉扯,而同归于瘫痪麻木。其病之难医,实更过于天才人物之疯狂。
                       
           (八)人生路滑与哀乐相生之情怀
    对于走孔子所倡的圣贤之路,所生之病痛与艰难,不是绝莫有法子医治与挽救。因知病在即有药在,人可自求而得之。我整个之文章,只是说明人生的行程,人精神的步履,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莫有便宜可贪,道高一尺,魔不必高一丈,但亦是高一尺。然而这些话,并不鼓励一般在俗情世间的人,安于他的现在。因为向上走的悠悠前路,固然艰险,但是只停于现在,亦无立足处。读者如真了解前文全部的话,便知人生的行程,是一绝对的滑路。不上升便只有沉沦,而沉沦下去亦处处仍有艰难,直沉下去亦莫有底。至于说任性而动,任运而转,则偏偏倒倒,到处碰见的仍是铁壁铜墙,可使人肝脑俱裂。如果你不信,再试把本文所说,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试设身处地想想,你纵然安心向下堕落,又在何处立得定脚跟?须知一切艰难,都是人生的荆棘,但人终须赤足走过去。而人亦不到黄河心不甘。黄河在何处?在我们前文所说哀乐相生之处。
    此哀乐相生之处之涵义,是人必须知道人生的行程中之病痛与艰难。这些病痛与艰难,不是外在的,而在我之存在之自身。依此便知人生在世莫有可仗恃,莫有可骄矜。当我们真肯定一切病痛与艰难之必然存在时,则人之心灵即把一切病痛与艰难放平了,而一切人亦都在我们之前放平了。放平了的心灵,应当能悲悯他人,亦悲悯他自己。而在人能互相悲悯而相援以手时,或互相赞叹他人之克服艰难的努力,庆贺他人之病痛的逐渐免除时,天门开了,天国现前了。此中处处,都有一人心深处之内在的愉悦——是谓哀乐相生。人真懂得此哀乐相生之智慧时,可于一刹那间,超越一切人生之哀乐,此本身是一人生之大乐,但是由此智慧再回到实际生活时,人仍不能不伤于哀乐。这是一如环的永恒的哀乐相生。人生之归宿处,不能是快乐。因一切快乐使心灵凸出,而一切快乐终是可消逝的。亦不能只是悲哀,因长久的悲哀,是心灵全部凹进,而悲哀是不能长忍的。从内部看人生,它如永远有向上的理想,而永不能在现实上完全达到,这是悲剧。他如只有某有限的理想,而再不能了解体验更高的理想,更是可怜悯的悲剧。而从外部看人生,则他在现实上所达到者既如此少,而他偏要如此夸张他的至高理想。你可笑他,这是喜剧。而他如只有卑下的理想,而竟视之为至高无上。你更可笑他。这更是喜剧。但只视人生为悲剧与喜剧者,还是浅的人生观。须知人生如说是悲剧,则悲剧之泪中,自有愉悦。人生如说是喜剧,则最高的喜剧,笑中带泪。人生在世之最高感情,见于久别重逢而悲喜交集之际;而人生之最後归宿,则为一哀乐相生的情怀。由此情怀之无限的洋溢,我想,将可生出一种智慧,以照彻本文篇首所说人生的生前死後的茫味。但是这些,可留俟我们大家未来的参悟。
                        
    我之此文从整个看,将不免使人有沉重悲凉的感觉,因其本偏重于说人生的艰难。从艰难处再说,我想还有更多的艰难可说。这将更增人之沉重悲凉的感觉。但是世间仍有一道理颠扑不破,即人能知道艰难,人心便能承载艰难。人心能承载艰难,即能克服艰难。只要「昨夜江边春水生」,即「艨艟巨舰一毛轻」。人生一切事,皆无绝对的难易。只要人真正精进自强, 一切难皆成易。反之,只要懈怠懒散,则一切易皆成难。这话是我们之永远的安慰,亦足资我们永远的栗惧。
                                        四十四年十二月八日

    [注]唐君毅先生(1909-1978),四川宜宾人,中岁赴香港直至辞世,“海外新儒学”创始人之一。目前大陆正式出版的唐先生著作有《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一本(《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全集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唐先生乃于余精神跋涉之途有大恩德、施大援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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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俗情世间中之毁誉及形上世间
                        
     毁誉现象,一般的说,直接属于形下的俗情世间,而不属于形上的真实世间。但它又是二者间交界的现象,同时亦是人生之内界——即己界——与外界中之人界之交界的现象。这现象,是人生中随处会遇见,而内蕴则甚深远,然常人恒不能知之,哲人恒不曾论之。实则人如能参透毁誉现象的内蕴,即可了解由形下的俗情世间,至形上的真实世间之通路,亦渐能超俗情世间之毁誉,而能回头来在形下的俗情世间,求树立是非毁誉之真正标准。这些话要完全明白,须逐渐由俗说到真,由浅说到深。此下分六段说明。此六段又分两部:前三段是说「俗」,其文字本身亦是俗套的;後三段则希望逐渐转俗成真。
               
               (一)作为日常生活中之经验事实的毁誉
     我所谓作为日常生活中之经验事实的毁誉,每人都可以从他的日常生活中去体会。在一般人相聚谈话的时候,通常总是谈学问谈事业的时间少,而批评人议论人的时间多。批评人议论人,便非毁则誉。西方有一文学家说,人最有兴趣的是人。此应再下一转语,即人最有兴趣的,是对人作毁誉。毁誉本于是非之判断。人有是非之判断,则不能对人无毁誉。我们可暂不对此人间有是非毁誉之事实本身,先作一是非毁誉之判断。我们可暂不誉「世间之有毁誉」,亦可暂不毁「世间之有毁誉」,而只将其纯当作为一事实看。中国过去民间普遍流传一讲世故的书,名增广贤文。其中有二句话:「谁人背後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此二句话之语气中,包含一讽刺与感叹。但这是一个事实。人通常是依他自己的是非标准,而撒下他的毁誉之网,去囊括他人;而每一人,又为无数他人之毁誉之网所囊括。一人在台上演讲,台下有一百听众,即可有一百个毁誉之网,将套在此讲演者之头上。一本书出版,有一千读者,即可有一千个毁誉之网,套在此书作者之头上。一人名满天下,他即存在于天下一切人之是非毁誉之中。而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即永远存在于後代无限的人之是非毁誉之中。这些都是此俗情世间中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个事实,有其极端的复杂性。其所以复杂,主要是由人之任何的言行,都有被毁与被誉的可能。这亦不是从当然上说,而是从实然上说。其所以总有此二可能,大概有四种原因。一是人之实际表出的言行,只能是一决定的言行。每一决定的言行,必有所是。人们在发一言行时,亦总可暂自以为是,他人便可是其所是而誉之。但是人之言行,是此则非彼。故每一决定的言行,又只能实现某一种特定的价值。因而在想实现其他特定价值的人,便可觉此特定言行之无可誉,而复可转而以其他特定价值之未被实现,为毁谤之根据。最能表达此种毁誉现象的,即伊索寓言中之一老人与小孩赶驴子的寓言。小孩在驴背,则人要说为什么让衰老的人步行?老人在驴背,人要说为什么让稚弱的小孩步行?老人小人都在驴背,人要说何以如此虐待驴子?老人小孩都步行,人要说何以如此优待畜牲?此寓言是把老人小孩与驴之四种可能的关系,全都尽举,但无一能逃他人之毁。因为人采取四种中之任何一种可能,都不能实现其他可能中所实现之价值。这是人之任一决定的言行,都不能免于毁谤之一原因。二是人之实际表出的言行,依于人之内心的动机。但是人之内心的动机,是不可见的。因其不可见,故人总可作任意的揣测,人亦总有对之作任意揣测之绝对的自由,即人总有孔子所谓「逆诈亿不信」之自由。故孔子耶稣之言行,他人亦可不信,在此,孔子耶稣要作任何辩白,皆可是无用的。因辩白是言,言一说出,则他人仍可疑此言所以说之动机。荀子说:「君子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这句话加重说,是君子必不能使人必信己。第二是任何表出的言行,必有其社会的影响。而此影响可好亦可坏。这好坏之影响,恒系于此言行与其动机之配合,本不当只归功或归罪于此言行本身。但是人通常是依结果之价值,以判断原因之价值,因而总可依于对一言行之影响结果之好坏,以判断此言行本身之好坏,而生一不适切的毁誉;因而好者皆有被毁之可能,而坏者亦有被誉之可能。第四,是人作毁誉,总可兼采取公私二种标准。此即在贤者亦在所难免。公的标准依于良心上之是非判断,私的标准是以他人对自己好与不好或利害为标准。武三思说,吾不知天下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对我好者即谓之善,不好者即谓之恶耳。此亦是人作毁誉时之常情。中国民间有一笑话,说一老太婆夸他女儿好,因其将其夫家物,带回娘家,真孝顺;但媳妇不好,因将其家之物,亦带回娘家去了。这种将公私二标准,互相轮用以兴毁誉,亦是人之常情。此外人实际上是依私的标准兴毁誉,却以公的标准作理由,而将公私二标准,互相夹杂起来,更是人之常情。此不再举证。人之毁誉,兼有公私二标准,世间一切是非毁誉,便无不可颠倒。
     此上四者,皆使人之言行无不兼有被誉及被毁之可能。读者可以随处去勘验一番,便见一切人皆可受求全之毁,一切人皆可有不虞之誉;由此而使人间之毁誉,与人之言行之自身价值,永无一定的互相对应的关系,而有各种可能的配合。总而言之,人间世界一切毁誉,在本性上实为无定。这是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毁誉现象之复杂性所系之第一点。日常生活中所经验之毁誉现象之复杂性所系之第二点,是缘于上述之毁誉之无定性,与人之心灵之交互反映,而使人间世界,对某一人言行之毁誉之流行,可成一永无止息而无穷的漩流。对某一人同一之言行,人可依此原因而施誉,亦可依彼原因而兴毁。谤誉不同,而有谤谤者,谤誉者。如谤誉相同,则又有誉谤者,誉誉者。复有谤谤谤者,谤谤誉者,誉誉谤者,誉誉誉者。此谤誉之相加减乘除,以环绕于一人之言行而流行,原则上遂可为一永无止息之漩流。此漩流之存在,更使人间毁誉现象,显一无尽之复杂性。这亦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可以勘验的事实。
                        
              (二)作为社会政治现象之毁誉
     上文说日常生活中所经验之毁誉现象,是只把它作为个人对个人现象来看。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把毁誉现象作为客观的社会政治现象来看。毁誉是个人的活动,但是此活动中,恒包含望他人亦作同一毁誉之要求;而人亦本有模仿、同情他人之毁誉,或受他人之暗示以作毁誉之一种社会性。由是而有所谓众口共誉,众口交毁,或众好众恶之社会现象。
     一人群社会,恒有其公共的宗教信仰、道德标准、以及礼仪风俗、政治制度、法律习惯。于是其中之人,恒对于能遵守之者,则共誉之;对于违背之者,则共毁之。毁之无效,而以刑罚继之;口誉无效,而以权利赏之。一人群社会之人之共同的毁誉,与共同议定的刑赏之价值,则在维持此一人群社会之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礼仪风俗、法律习惯之存在,连带亦即维持此社会人群之存在。因而此毁誉、刑赏,即被称为一种社会对个人之制裁,或社会大多数人,本于他们之要保此社会人群之存在与其宗教信仰等的动机,而对少数个人所施之制裁。从西方近代之思想看,自边沁及今之社会学家,盖无不重此社会制裁或社会控制之现象之说明。说毁誉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这亦可兼由个人之恒畏社会毁誉,而不敢放言任行,以得证明。人之作违背一社会之公认标准之言行者,其畏社会之制裁,并不必同于畏社会中特定的某几个人之制裁,而恒是畏一切其他人合起来,对自己之可能有的制裁。此其他人合起来之可能有的制裁,凝聚成一整一的社会制裁之观念,而使「社会」宛如成为一有十手十目千手千目,在监视我们自己之言行的实体。社会学家如涂尔干等所谓社会的实体之观念,盖亦依此义而立。
     毁誉可说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毁誉亦复是人之所以有政权之得失,政治地位之得失之所本。除了世袭的政权外,人之所以能得政权得政治地位,或由于大众之推举,或由于旁人之推荐,或由在上位者之选拔——凡此等等,无不以赏誉为先行之条件。当社会上对政治上在位之人物的毁谤之言,塞于道路时,则迟早必造成政府内部之改革,或暴发为革命。于是任何人之高官厚爵,以至世袭的政权,在此亦无一能永远保持。至一般政党的竞争与政治上的门争,亦几无不以集团的自誉与集团的毁他为工具,这都是极浅易的常识。
                        
                (三)作为主观心理现象之毁誉
     要真了解作为个人日常生活中之经验事实看的毁誉,与作为社会政治现象看的毁誉,须先了解作为主观心理现象看的毁誉。因毁誉之为一经验事实,最初只是人心理上的经验事实;而一切社会制裁之所以对个人为有效,社会之毁誉之所以能致一政权之兴亡与个人政治地位之得失,最後无不根于诸个人心理的要求或活动。然则作为主观心理现象看的毁誉,毕竟是什么?作为心理现象看的毁誉,首为我们内心所体验的他人对我之毁誉。我体验了他人对我之毁誉,此毁誉即存于我之内心,而为一内心中之现象。但是此内心中之现象,通常皆与一好誉而恶毁之心理要求相俱。次为我们内心所体验的,我之誉人或毁人之心理活动。而此活动,则恒与对他人之言行之价值判断相俱,或即是此对他人言行之价值判断本身。由是而我们当前的问题即在:此好誉而恶毁之心理要求,与对他人之言行之价值判断,在人心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着?
     人之有好誉而恶毁之心理,是毁誉成为有效的社会制裁之真正根据。如果人不先好誉而恶毁,将尽可放言任行,而不畏任何他人之批评与社会上之舆论。故深一层言之,人之怕此社会制裁,并非怕他人以外的社会,实际上只是要满足其好誉而恶毁之心理要求,亦实即只是人之好誉而恶毁之心理要求,在制裁他自己之其他欲望,与其他心理要求。此处实只有内在的自己制裁,而并无外在的社会制裁。这个意思,现代西方心理学家亦多了解。如詹姆士称之为社会的我,弗洛特称之为超我(Super  Ego)。亚德勒Adler之心理学,则谓好誉而恶毁之权力要求,为人一切心理中之最根本之要求,人之一切心理病态,及各种自夸与自卑之情绪之产生,皆由此要求之不得正常的满足而来者。
     人之好誉而恶毁之心理要求,实甚强烈,恒可胜过人之其他一般心理要求。此亦可由人对其日常经验之反省,以随处得证明。粗浅点说,商人是好利的,但你只要能为他铸一铜像,他即可捐出一二百万。政治家是好权的,但孟子说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一般人是好色的,为了名誉,亦可抛弃他的外室。都市中人,自己可以吃得很坏,但衣冠必须讲求;何以故?因怕人轻视,喜人之称美其衣冠故。孟子说,「今闻广誉施於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又何以故?衣冠于此不必要故。美国有一经济学家韦布伦Veblen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有闲阶级之一切奢侈的消费,多不是为自己之享受,而主要是眩耀或表出其有闲的身份。其实这亦只是要俗人艳羡称誉而已。施耐庵著水浒传序说,求名心既淡,便懒于著书。亦可反证人之著作之事,常是为名。好名之心,一切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同难加以根绝。所以弥尔顿尝说:「一切伟大人物之最後的缺点,即好名」。人之好色好货好利及其他一切物质欲望,都绝完了,而此心仍未必能绝。一宗教徒可不婚不宦,茹苦衣单,但仍恒不免望他人之称誉恭敬。而最奇怪的现象是,人之不好名,亦可成为得名求名之具。隐逸是依于不好名,但汉代皇帝徵辟隐逸之士,隐逸者反而得了高名。唐代之隐逸之士,隐于距长安最近之终南山,以便随时奉召。唐代考试,又另有所谓不求闻达科。以不求闻达而求闻达,是最矛盾的现象。但这亦曾订为制度。据说有一笑话,说一学生出门多年,再来见老师,说他学会恭维人之本领,专贩高帽子与人戴,于是无往不利。老师说,此对一般人有用,对我却无用。学生说,像老师者,天下能有几人?老师微有高兴意。于是学生说他的高帽子,又贩出一顶了。这虽是一笑话,但却指出了人之好名之心之最深的一面。此之谓名缰,其力胜于利锁。惟赖此名缰,而後一切社会政治之名位能诱人,而後人与人间之是非毁誉,可以摇荡人之心志,而播弄颠倒俗情世间的一切人生。
     把毁誉现象作为心理现象看,我们说人有好誉恶毁而求美名的心理。但是人不只有此心理。如人只有此心理,则无一人能得名。只顺人之好誉恶毁求美名之心理发展下去,人将只愿他人誉我,而不愿誉他人。如人人皆是只求他人之誉我,而不愿誉他人,则亦无一人能得他人之称誉。故人之所以能得称誉之事实,即根据于人亦有愿称誉他人之心理。而人之好誉恶毁之心理本身,亦包含有他人对我必可有誉或毁的肯定。故人之有誉人与毁人之心理活动,亦同样不能否认。
     人何以有誉人与毁人之心理活动?他人之是非长短,何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千卿底事?人如果只是顾自己生存的动物,人将不管他人之是非而无毁誉。人如果是神,将只有对人之爱与悲悯,或本于正义之赏罚,而无暇于作对人不必有实效之毁誉。毁誉是人间世界的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现象,关于毁的方面,似乎可以上段所说好人誉己之心来解释。因毁人即压低他人,压低他人,即间接抬高自己,而使人可转而誉我。至于我之誉人,亦可说是为的使人转来亦誉我,此即所谓互相标榜。但是人之毁人誉人,尽有不出自压低他人,亦不出自互相标榜之动机者。如我们称誉古人与远方之贤哲,即明知其间无互相标榜之可能者;我们由对一所佩服之人生失望之情後,发贬毁之言,亦明非先存压低他人之心者。诚然,人之毁人,固或由觉人对自己有害;人之誉人,亦恒由于觉人对已有利。我之当面誉某人,而毁其他之人,亦有为取悦于某人,望某人对我有好感,而使我得一利益者。此固皆是由自己个人利害出发而兴之毁誉。此外,人尚有不为自己个人利害而兴毁誉之心理动机,亦无容得而否认。
     人何以有不为自己之利害而誉人毁人之心理动机?这当说是因人本会对他人之言行,作客观的价值判断。人对自己之言行,皆可有一好坏之价值判断而有自责,此即人之良知。人可将此良知之判断推扩出去,及于他人,以责望人,即有毁誉。此种毁誉,是直接以我良知所认定之普遍的当然之理为标准,而看人之言行本身之是否合此标准,遂对其价值,作一判断。此种毁誉,是无私的,亦是从他人之人格本身作想的。由此种毁誉,恒可发展为对人之纯好意的劝导与鼓励。此为毁人誉人之心理动机中最好之一种。
     但是人之誉人毁人之心理,尚有一种既非为己,亦非从他人之人格本身着想的。此可说是属于广义的美感者。譬如有人一事作得好,我们即誉之,或我想作的,我作不到,或未作完。而他人作得好,帮我作完,我们亦誉之。这时我之誉人,是因觉他人之能完成我所原期望达到的一目的或要求。目的要求在我,而完成之者为他人。此二者配合成一和谐,即属于一广义的美感。此时,他人之言行活动,使此和谐实现,而成就此美感。我们即依此美感而生称誉。反之,则可生贬责之言。
     这一种缘于广义之美感之毁誉,细察起来,有一种不稳定性。譬如在此中,我之誉人,如注重其本身之能战胜困难,以作好某事一面,即可发展为上述之对从他人人格本身着想之一种称誉。如只注重其适能达我个人所期望之目的一面,则我之誉人,实际上只是肯定人之言行,对我目的之实现的一工具价值,因而可说是不自觉的为己的。而一切此种不自觉的为己之誉与毁,都是随自己之一时之目的所决定之好恶而变。我喜欢什么,而你能作,我即称誉你;不喜欢,则责备你。但此时我又不必自觉的想到我得了什么好处,或受了什么损失,故又异于纯以自己之利害为毁誉标准者。而文学家艺术家在其心灵为审美性所主宰时,其对人毁誉之变化无常,亦复如此。所谓依于口味之毁誉是也。
                        
                 (四)在精神现象中之毁誉
     我们以上所讲的毁誉现象,都可说是属于俗情世间。俗情世间即毁誉与财色主宰的世间,而毁誉之力尤大。马克思能知财主宰世间,弗洛特能知色主宰世间,皆不知毁誉亦主宰世间。尼釆罗素能知权力欲主宰世间,而不知人对人之权力欲乃由人之欲他人承认我、称誉我、顺从我而产生;而毁誉流行之范围,更有大于一般所谓与权力有关之范围者。然毁誉之有效的流行,仍在俗情世间,而不在超俗情之真实世间。真实世间不展露于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社会现象与心理现象,而展露于人之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只是俗情世间中之少数人所常有,或一般人之在少数时间之所偶有者。
     精神现象亦可说是一种心理现象,但不是一般人的心理现象。一般心理现象是随感而自然发生的,精神现象则是为一自觉的有价值的理想所引导的。一般的心理现象,使人对于外面的世界,作各种主观的反应,并时求直接改变环境。精神现象则初是人对他自己之心理现象自身的一种反应,而先求改变主宰他自己之心理以及行为,以使其生活之全体为理想所引导,而由此以间接改变环境。故精神现象可称为一自作主宰的心理现象,或专心致志于一自觉有价值之理想的实现之心理现象。
     我们的日常生活,多是顺习惯走。顺习惯走时,我能觉得。但这是心理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人看见一人一物,便发生许多自由联想,由甲至乙,由乙至丙;闲居无事,许多念头在心中,更迭而起。此我亦觉得。这是心理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与人谈话,听人一句话,我生一观念;我说一句话,他生一观念;他再说一句,我再生一观念。群居终日,任兴而谈,言不及义。这是心理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以至听人讲书,看人文章,欣赏美术,到教堂作礼拜,到难民所去送寒衣,如只是随所闻言语,所见文字,所感境相,而动念动情,都恒只是自然心理,而未必见精神。再如一个人,学问有成,随问随答,登台讲演,口若悬河,听者动容;字写好了,任笔所挥,皆意趣无穷。这赖于此人过去之努力中,曾有一段精神;但此人之现在之能如此如此表现,却可能只是凭恃已养成之习惯,而无新的精神。由此以观人观己,则知人之自然发生的心理现象,无时或断。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都恒只是心理现象。至于精神现象,则惟待人自作主宰,而专心致志,于其自觉有价值的理想之实现时而後有。亦即在人之有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与道德活动时而後有。
     什么是创造性的活动?不是说所创造的东西,以前未有过,模仿亦可是一种创造。创造性活动之所以为创造性活动,必达于一内在的标准。即此活动,乃由我们自觉为一有价值之理想所引导,而专心致志自作主宰的求实现之而生;同时在此专心致志自作主宰之心境中,包含:对于一切不相干者之排除,及对心中与外面世界中一切成阻碍者之克服或超化,由是以持续此心境自身而无间断,是谓精神。故写杂感,不须甚么精神;写长文章或千锤百炼之短文,横说竖说,归宗一旨,对不相干之观念,一一排除,错误之见,一一驳斥,便要精神。准时办公,或不须甚么精神,成就一事业,于一切困难,水来土掩,兵至将迎,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便要精神。随地写生画漫画,不须甚么精神;作一数年乃能完成之壁画,贫病交迫,手不停挥,便要精神。偶然本好心作好事,不要精神;而发心希圣希贤,成佛作祖,使天理流行不断,私欲习气之念,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便要精神。精神之特性,在能自持续一自作主宰、专心致志的心境,而无间断。此心境亦恒在其排除不相干者,克服超化其阻碍者中进行。精神生活永远如一逆水行舟,而直溯水源之航行。而此亦即创造性的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之本性。我们知道了精神现象精神生活之异于一般日常生活心理现象,便知在精神现象、精神生活中的毁誉,迥异于作为一般心理现象社会现象经验现象的毁誉。简单说,即在人之精神现象精神生活中,人必然多多少少视俗情世间之毁誉如无物。人亦惟能多多少少视俗情世间之毁誉如无物,而後创造性的文化生活道德生活才可能。真正的学者,何以敢提倡一反流俗之见之思想?以先视俗情世间之毁誉若无物故。真正的艺术家文学家,何以能开创一艺术文学之新风格,或反当今之时文而倡古文,反当今之时代艺术而倡古典艺术?以视俗情世间之毁誉若无物故。圣贤人物英雄豪杰,何以能特立独行,尚友千古?以视俗情世间之毁誉若无物故。「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一切有精神生活有创造性之文化生活道德生活的人,多多少少必须具备的心灵条件。
     俗情世间之毁誉,所以不足为凭,其理由在我们第一第二节所说:俗情世间之一切言行,皆有被毁与被誉之二种可能。毁人誉人之心理动机,有各色各种,动机不同而为毁为誉,亦因而不同。此即使俗情世间之毁誉,总是在那儿流荡不定,此盖即流俗一名所以立之一故。而俗情世间中之毁誉,所以得流行于社会,而成为对个人发生制裁作用者,其根据则恒只在个人与个人间之会互相暗示、互相模仿、同情之自然的社会心理。然人与人之互相暗示模仿、同情之言行,恒只是一未经思索的自然言行。人可以未经思索的受任何暗示,而模仿同情任何言行。一切真有价值或无价值或反价值的言行,同可暗示他人,使人加以同情模仿。而利用此人心的弱点,凭标榜与宣传,聚蚊成雷,积非成是,我们即可在一时一地,暂时造成一种毁誉之标准,而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因为在无论甚么地方甚么时候,都是有真知灼见的人少,而随人是非的人多;人类好誉恶毁之自然心理,或好名心理,亦总是要投此社会之所誉,避社会之所毁,不敢加以违抗的。由此而见俗情世间之毁誉之流行,经常包涵某一种的虚伪性。而人之精神生活或创造性的文化道德生活之开始点,即在知此中恒涵虚伪性,而先视之若无物。我们亦可说,在人之精神生活、创造性的文化道德生活中,人须要自毁此重流俗之毁誉之念,而自誉其超流俗之毁誉之心境。在流俗的毁誉中,视此种自誉,为孤芳自赏。但说之为孤芳自赏,含有贬毁之意。实则一切精神生活、创造性的文化生活道德生活,在原始一点,恒只是孤芳,恒只是自赏。流俗之所以贬孤芳自赏,表示流俗之毁誉,与超流俗之毁誉之心情,二者间有某一种根本的冲突。
                        
         (五)求名心之形而上的根原,与超流俗毁誉之自信心
     但是人要超流俗之毁誉,是不容易的。从一方面看,孤芳自赏,或人之自誉其能超流俗之心情本身,亦尚不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之最高的心情。因此中包含一单寒孤独之感。人类思想中,特着重超人间世是非毁誉之情者,盖莫如庄子。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之心境,亦即古今之至芳。但庄子心情中,仍有某一单寒孤独之感。此外一切纯属个人之精神生活、创造性的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之发展,其直拔乎流俗以上升,到此心悬于天壤,而无人能了解时,人皆不能无一单寒孤独之感。因人心深处,另有一难言之隐。此「隐」是原于感鸟兽不可以同群,人毕竟要与人通情。人的心恒需要他人的心来加以了解,加以同情。故逃于空虚者,必然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人一自觉的要人了解,要人同情,人便可仍免不掉求誉而惧毁,以至重新坠入争名夺誉之场。
     有人说,人需要别人的了解同情是不错的。但人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则人仍可拔乎流俗毁誉之外,更何至坠入争名夺誉之场?但是此间题,实不如是简单。如一知己而可得,何不求第二、第三知己……以至无穷?如只有一知己,其余之人与我全不相知,则悠悠天地,依然荒漠。单寒孤独之感,仍不能去也。而对彼与我全不相知之人,我即仍不免于隐微之中,望其能知我。而有此求人知我一念,则求誉畏毁之心,仍不能根绝,由是仍有坠入争名夺誉之场之可能。故超流俗之毁誉,未易言也。
     读者如真知上文所说,则可见人之于流俗之毁誉,实处于两难之境。人如欲有真正个人之精神生活、创造性之文化生活与道德生活,必须视流俗之毁誉若无物,而求超拔于一切毁誉之外;然人果超拔于流俗之毁誉,孤行独往,又不能绝单寒孤独之感,仍不能绝好誉恶毁之根。故吾人观古今人物,当其少年气盛,一往直前,能不顾当世之非笑者,恒至老而嫁婴取容,与时俯仰,或贪位估权,以要名声。其离世异俗,独行其是者,至老则又不胜怆凉寂寞之感。此人生之大可悲者也。人处此两难之间,或转而生玩世感,幽默感,与承担悲剧感,以冀逃出两难之外。然此皆各为一种心理精神之现象,实无一真能解决此中问题,今姑不论。
     但是我们如果能真知此两难之所自生之原因,亦可知如何逃出此两难之道。此两难所自生之原因,是人既要求有拔乎流俗之精神,而又不能离世而孤往,人必求与世人通情。由是我们可逐渐了解人最难根绝之好誉恶毁之心理,实是人之要「通人我而为一」之道德感情的一种虚映的倒影。人之求名求誉,只是为了使人心灵中有我,所以一个人可杀身以成其名节。一个自愿杀身以成名的人,其临死之际,除了知道在後人心灵中,将有他以外,还有什么?桓温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无美名,臭名亦好。这更表示一纯粹的只望百世万年之後,人之心灵中知有我的心理。是见人之好名求誉之心之所以生,只是因我知道我的心以外,还有他心,而要他心中包含有我,以形成一统一而已。充量发展的好名心,所以可成为求无尽之名者,则因我知有无数他心,故望此无数他心中皆有我也。如果我根本不知有他心,或我心中先莫有他心之观念,则我亦无处去求名,而我若不求他心中有我,亦无所谓求名。然我心既非他心,我何以必求他心中有我,而後我心得满足?吾人于此问题,可思之又重思之,然而答案唯一:即我与他人间,有一心灵上的相依为命,或我与他人有一形而上的统一。直接呈露此通人我而为一形而上之统一者,为人之道德感情。而人之求名心,则可说为此道德感情或我与人之形而上的统一本身之虚映的倒影。
     何以说求名心为道德感情或我与人之形而上的统一本身之虚映的倒影?因在道德感情中,我自觉的要了解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扶持他人,将我所知真美善告人教人。此时,我心中即包涵了他人,而求我自己对他人有所助益。这是人在我心之情爱所润泽之中之下,而我心之情爱,则自内流行以及于外。我是施者,而人是受者。这便是我之直接体现呈露此人我之形而上的统一。而在我们求名誉时,我求人心中有我,则我成为一被了解者,被同情称赞者,我望有一个一个的他心,来施称赞于我,则我落在此自上而下的称赞我的他心之下,而成一纯受者。又因此中我之心,是一在下的纯受者,故视能施称赞给我之他心,在我之外。他的心既在我外,而我又欲内在于此他心之称赞中,以造成一统一。于是此统一亦即成一为我内部之所求,而又在其外之统一。而此所求之统一,即可名之为直接体现呈露人我之形而上的统一之道德感情的一虚映的倒影。
     以上所说之一段话,对一般读者,恐只有细细体验一番,才能明白。如果真明白了,便知人之好誉恶毁之心,乃一深入人心之骨髓者。人在幼年少年青年以至壮年,只是一往发展他自己之兴趣、才情,可以不知毁誉为何物。一个天才型人物,亦可终生只是任天而动,无人无我,任其兴趣与才情之所极,以发挥其生命精神,成就其精神生活,而可一生不知毁誉为何物。这种人是天地灵气所锺,其一生亦只是表现发泄其所赋自天之灵气,表现完了,即洒手而去。但是这种人太少。而这种人与一般之少年壮年人,不知毁誉为何物者,都可谓其精神尚在一人我浑然,未真正划分的境界。而当他一朝真觉到人我之划分,我外有人,人们各有其心在我心外时,他亦即可感到人我间如有一深渊。而此深渊,同时造成他自我内部一种难以为怀的分裂。这时人便必然会求贯通人我心的道路。其中一条,是直承形而上之人我之统一,从我发出一道德心情,而求自己之情爱有所流注,自己之力量有所贡献,使我之心能通向他人与社会;而另一道路,则是望他人之心来称誉我、赞美我,使人的心通到我这裏来,由此以使我得客观化而存在于他人之心,以获得一我与人之统一。後者虽为前者之虚映的倒影,然其本源是前者,故三代以下惟恐不为人知。三代以上,是人我未分之世界。三代以下,是人我既分之世界。人我既分,人便总要走一条贯通人我之道。功名心与道德心情之所由生,同表示人与我之有一心灵上的相依为命,人与我之有一形而上的统一。但是人顺功名心下去,因他人先已被置定为在外,则此人我之统一,永为我所求的,而非为直接呈露于我的。我永在求一外在于我之他心,使我得投入其中,此中有永不能完全满足之渴望,永不可完全弥补治疗之人心我心之分裂,而我与他人或社会,复同时落入一以力量互相对峙较量之关系中。因一方面,许多人之同要争名夺誉,是一力量较量的关系,此中有成有败,有得有失,使人心志不宁。而尤其重要的一方面是:人之求名,乃求他人或社会承认我,但此实依于我之先承认他人与社会之毁誉对我的重要性。而我既然承认他人与社会所发之毁誉对我的重要性,则他人与社会之毁誉标准,即有力量转而主宰我自己,而我必不免于去求合他人与社会之毁誉标准以言行。而俗情世间的毁誉标准,又必然是无定的。由此而人最初之一切天赋的兴趣才情、自觉的理想、自定的价值标准,便都会在要随时顺应他人的标准以言行之一念下,而日渐销磨断丧。人如愈好名,与缘好名心而好位好权,则此销磨断丧之事进行愈速,此中竟尔毫厘不爽。任何强作气之奋斗,都丝毫无用。此是必然的真理。而回头的路,则只有把一切向外求功名的心,全部抽回来。然抽回来,只是离世异俗,以忘毁誉超毁誉,又不能免于上述单寒孤独之感,这便逼人只有转而走发展道德心情,以通人我的一条路。
     对于人生之毁誉问题,在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中,实十分重视。当时最热中的功名之士,是所谓纵横家法家之人物。这些人想各种方法,以求时君世主之赏誉。但是韩非子之说难一篇,却同时把人无论如何亦不能必然得誉而避毁之道理说出了。墨家以贪伐胜之名为无用而重实利。道家的人物,则看清了徇名者必失己,而求超毁誉,又不免走到一离世异俗之路,而难逃空虚者之哀。只有儒家在此斩钉截铁,分辨出一个君子求诸己,古之学者为己之学。求诸己或为己之学,一方是要视世间毁誉若无物,而拔乎流俗;但同时要人尽己之心,以发展其道德心情,以通人之心。後来宋明儒者,无不在讲明此为己尽己之学。刘蕺山著圣学吃紧三关,其第一关即人己关。此关是不易过的。过得此关,方见为己尽己之学之实义。这是一旋天转地的枢纽。古往今来,莫有多少人真完全过得去。过不去,不是一定对他人有甚么不好,但过不去,则个人之一切天赋精神力量,必然在他人与社会前销磨断丧,个人总在不断失去其自己,而永远在一有人我对峙之世界中生活;乃永不能直接体现呈露人心深处之人我的形而上的统一,而永不能上达天德。
     我们如从一方面去看,则社会上尽多本道德心情,以为社会或家庭或一团体服务,而不求名声之人,他只希望对人作点有益的事。这种人在智识分子中少,而在一般社会中确多。自此说,求诸己尽己之言,亦易作到。但是我说,这是属于一般人之天赋性情的,这不真见工夫。真工夫,要碰着困难才算得。譬如说一个人可以本其天赋的性情,而乐善好施,此尚容易。然一人乐善好施,至倾家荡产,虽他人无不报之以同情赞赏,而犹望有日再得家产千万以施舍贫苦则难。若他人不仅不同情赞赏,乃转而反对其所作之事,视为毫无价值,或以为存心叵测,以至加以埋怨毁谤,而他犹能冒天下之怨谤,以行其素,此又难上加难。此外,任何绝对不计毁誉,一往只求诸己尽己之事,亦实是莫不在原则上有同样之困难。故知真正要过此一关,此中必有一番大工夫在。此大工夫所在,决不在意气。意气至老而衰,历久而弱,与他人意气相抗而驰,终济不得事。然则此工夫,在何处求之?答:此工夫唯在真正之自信求之。只有真正自信,可以弥补不见信于他人时之心灵上的空虚,庶可冒天下人之轻忽怨谤,以行其素。何以人有真正之自信,即可冒天下之怨谤而行其素?答曰:怨谤者乃他人之判断。然真自信者,自知其言行之真是之处何在,即能自判断其言行之为是,因而即能判断他人之疑惑怨谤之为非。既知其为非矣,则吾又能知「我之判断其为非」之本身为是。此之谓自信。有自信,则一切无根之疑惑怨谤,无不一一萎落销沈于此真能自信之心前,而若未尝存在。「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此无待于强作气也。自信心之足以超临于流俗之上,能以「一是」非「众非」而已矣。
     或问:我是一人,彼是千万人,何以一人之自信心,可以胜千万人?答:如实言之,真自信心者,能无限的自判断其心之是之心,亦能知一切非之者之非之心也。无限一切,非数之所能尽,岂只超越流俗之千万心而已哉。此非玄学,乃实事也。何以言之?譬如,我写此文,如我确知不是为名为利。则无论有千万人说我是为名为利,此千万人总是错的。再有千万人说,仍是错的。于是我在现在即可以断定,古往今来,横遍十方,一切无量众生,说我是为名为利,一律无一是处;而于我之谓其无一是处,则可自知为绝对之是。人能于此切实参究一番,便知当下一念之真自信心,即一能「无限的自判断其心之是,亦能知一切非之者之非」之无限心体之当下呈露。而自信者之自信中,所包含之自己对自己之此种内在的无限了解,与其中之自慊,即可代替人于求名心中所求之外在的无限的他人对己之了解赏誉,而与之为等值。由此便知千万人非多,一人非少。道之所在,德之所存,天下人知之誉之而未尝增;我行我素,举世莫我知或横加谤议,而我一人自知之,「知我其天乎」,而未尝减。此皆非玄学而为实事也。圣人所以能自信其心之「建诸天地而不悖,考诸三王而不谬,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正以此当下之心之自信,即已能穷天地、亘万古,而知其莫之能违也。人能于此向上一着之参悟上立根,然後真能拔乎流俗毁誉之场,游于人世是非之外,而有独体生活之形成。庄生之学,抑尚不足以语此也。
                        
             (六)为俗情世间立毁誉标准所在之重要
     为己之学,到家是自信。但自信到家,则必须再求为世间树立毁誉之标准,此即孔子之所以必作春秋。此尤为一切学问中之最大学问。何以真自信者,尚须为世间立毁誉标准?曰:此非真自信者为己之事,乃真自信者本其道德心情,以为世间之人之事。盖流俗世间之人,势不能直下一一皆成自信之人也。流俗之所以为流俗,乃在其一切毁誉标准,总在那儿流荡。流荡不已,是非淆乱,而人生道丧。人之名与实乖,人之德与位违,智者寂寞而愚者喧,贤者沉沦,不肖者升,人间乃有无穷愤懑,无限寃屈,无端哀怨,此之可悲,亦可不亚人世之饥寒之苦,与鳏寡孤独之无告。故知流俗世间,必有为之定是非毁誉之标准,止其流荡之无已,而为之主,足以慰人情之求名实之相应者。此则非有真知灼见,能念念本良知之判断,以为是非,对人不为求全之责备、不逆诈、不亿不信,不由果罪因,不以私乱公,而由人之本身设想(参考本文第一、三段),以施毁誉之真自信者,将不敢于一时流俗之标准外,另定标准,以冒流俗之毁也。真自信者,求为世间立是非毁誉之标准,又必本此上所言之大不忍之心行之。此心之愿,除欲正是非,一平人间之愤懑寃屈哀怨之气外,更无他求。非欲暴其矜持之气,以与世相抗也。夫然,故论道宜严,取人宜恕。激切之直言,固所以自绝于乡愿,亦以不直则道不见也。然除此以外,亦恒须寓毁誉之言于隐约之褒贬,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兴感发而自戒。斯毁誉之为用,乃日同于教化,是孔子春秋之志,名教之所由立也。至于圣人之存心,或理想之人间世界,则当期于一切人之直接相与之誉,皆化为人之互欣赏其善之事,而毁皆化为人之过失相规之事。对远方与古代之人之毁誉,则化为恨吾之未得见,叹息其过之未改之情。人之互欣赏其善,与人之过失相规者,师友间之事,其中固可无人己毁誉之见,存乎其中。而俗情世间之毁誉,至此乃真超升而入一真实之世间,遂若存而实亡。庄子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与其誉尧舜而非桀也,不若两忘而化道。」有毁誉,则人与我不能相忘。人与我不能相忘之世间、破裂之世间,乃未尝体现呈露人我之形而上的统一之世间也。故有毁誉之世间,惟是俗情世间,非真实世间。
     然此上所言,人互欣赏其善而过失相规,是视人之善若己善,视人之过若己过,此即人我相忘之世间也。然此人与我相忘之世间,非逃空虚之境,亦非人我随缘遇合之境,而是人之心光,相慰相勉,相照相温,见无限光明,无限情怀之世间。此即儒家之理想的人间世,所以胜于道家也。至于在今日真能自信,而关心世道人心者,所以为世间树是非毁誉褒贬之标准之道,又当自视其在社会所处之地位,所当之时势,所对之人物,而不一其术。然要皆可各有随时随地随机,足以自尽其责,以为流俗世间,定是非毁誉之标准之事在。凡此等等,皆各有一番大学问存乎其中,而一一存乎自信之仁者之心。是则有待于读者之深思自得者也。
                               四十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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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之道对创作天才之帮助[转贴]

倒,忘了转序了

                           自    序
                              一
    本书七篇,乃余七年来之所作,为廿余年前拙著人生之体验之续篇。其与前书所陈者,在思想之核心上,并无改变。其不同之处,要在如本书第七篇引言所说,即人生之体验一书,唯基于对人生之向上性之肯定,以求超拔于吾之现实烦恼之外。而十余年来则吾对人生之艰难罪恶悲剧方面之体验较深,故相较而论,前书乃偏在说人生之正面,而思想较单纯,多意在自勉,而无心于说教,行文之情趣,亦较清新活泼。虽时露人生之感叹,亦如诗人之怀感于暮春,仍与人之青年心境互相应合。此书则更能正视人生之反面之艰难罪恶悲剧等方面,而凡所为言,皆意在转化此诸为人生之上达之阻碍之反面事物,以归于人生之正道,而思想亦皆曲折盘桓而出,既以自励,亦兼励人,而说教之意味较重。行文之情趣,亦不免于纡郁沉重,如秋来风雨,其气固不同于暮春。然此书能面对彼反面之事物,更无躲闪逃避,困心衡虑,以斩伐彼人生前路之葛藤。荆榛既辟,而山川如画。是春秋佳日之得失,固末易论也。然人必历春而至秋,此书与人之青年之心境,多不相应,而唯与历人生之忧患,而不失其向上之志者相应;人之读此书者,亦宜以前书为先,此书遂只能居于续篇之列矣。
    此上所言,乃以前後之拙著,其写作时所依之心境,相较而言。至于置此书于著作之林,其价值何在,即甚难言。而予之写此书,亦如写前书,于写时初实无与任何古今中外之人生思想,比较异同,计较胜劣之见,而事先亦无一系统之计划。初固未尝见有所谓著述之林,亦未尝期必成一著述;而唯直就吾之生此时代,住此人间之所实感实见者而为言,即次第成此七篇。乃依写作先後,编为一集。唯今既编之为一集,重加反省,见此诸文之宗趣,虽未尝有异,然亦各有一论题,而其先後写成,亦约有一秩序行乎其间。又就此七篇之主要义理而观,各篇之所陈,亦有进于昔贤之所言,而可为开拓一思想之新境界之所资者。兹分别述之于下。唯皆凌空而述,亦不必与此七篇之文句,皆相贴切。盖须读者遍观诸文之後,泯其文句,以会其实义,方能与此所述者相契也。
                            二
    关于此七篇之宗趣,不外如上所谓转化为人生之上达之阻碍之反面事物,以归于人生正道。此所谓人生之上达,要在对已成之现实人生,不断求超升一步。而此超升,对外而言,亦即将自己之人生,由平日所周旋应对之流俗中拔出。此拔出,乃一与流俗之隔离。此隔离非人生之上达之终点,然为其必不可少之始点。此亦为贯注本书七篇之宗趣,而随处加以提撕者。而人之不能拔乎流俗,则首在不能拔乎流俗之毁誉,故吾人亦当于毁誉之现象,有一如实知,方能转俗以成真,由流俗之世间以上达于真实世界,而成就吾个人主体人格之上升,此即本书第一篇之论题。至于第二篇,则转而论此个人之心灵之凝聚与开发,及其与世间相接之道。此则意在使此心灵既不随世间而流荡,亦不闭塞于其自己,而得与师友相共切磋于通达而贞定之真理之途。第三篇论人生之艰难与哀乐相生,则既无世间,亦无师友,唯见一孤独之个人为求其人生之向上,而遍历其人生之艰难,以上达于“哀乐相生之情怀”。此中之言及世间者,皆融入个人所遭遇之艰难与哀乐相生之情怀而论,而真理即在此情怀中,故与前二文之旨趣又略异。在本书诸文中,此文亦为较能相应于一悱恻之情怀而写成者。第四篇论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则以志愿摄情怀。而此志之立,则要在既拔乎流俗之世间,而又置自己于世间,兼摄世间于自己。第五篇死生之说与幽明之际,则由生说死,由明说幽,而意在由彻通死生与幽明,而以此一心,贯天下古今之人心者。此乃本书各篇中义蕴最为弘深,亦最难为当世所深信不疑者。此盖必人先信真理之万古长存,兼明哀乐相生之情怀,与通天下古今人心之志愿者,乃能真实契入。第六篇人生之虚妄与真实,则为尅就人生之如何去除其存在中之虚妄成份——此诸虚妄成份,盖皆由人之所以为人之尊严处之误用而生者——以论必有个人之知行情志之对己对人,应世接物,及其所以善生而善死者,皆全幅真实化;人之整个人格之存在,乃得成一真实存在。此为遥契于中庸之立诚之教者。第七篇人生之颠倒与复位,则广说人生之一切堕落、偏执、染污、罪恶之颠倒相,皆缘于人之超越无限量之心灵生命之自体之颠倒性而生,而此性又非其本性。此乃意在由对此颠倒性相之体悟,以反显人生之正位居体之直道者。依此,而观人生之堕落而下降,亦所以助其超升而上达,而宗教家之穷人生之染污与罪恶之相者,亦与儒言相资而不二矣。
    循上所说,是见此七篇,虽同一宗趣,而各篇亦各有一论题,然其前後相连,亦略有一秩序,要不外拔乎流俗之世间,以成就个人之心灵情怀志愿之超升,而通于天下古今之人心,以使人生之存在成为居正位之真实存在而已。而此秩序,则唯是吾将此诸文编为一集之後,无意中所发现。夫我以七年之期,成此七文,平均相隔一载,乃成一篇;而一文之成,例不过三数日,一年之中,三百六十余日,皆有他事间之。
    据生理学家言,人生七年,形骸更易,而细胞换尽。然此七文之间,乃似竟有一秩序,存乎其中,是见人心底层,自有潜流,虽重岩叠石,未尝阻其自循其道,以默移而前运,此皆不可思议,使我喟然兴叹者吁。
                         三
    至于尅就此七篇之文之主要义理而观,吾今日加以反省,亦可试总括而言之。即此诸文,皆唯是意在指明:一般之求人生之向上者,其所向往之理想环境,及其向上之行程,与其向上所依之心性,皆处处与一向下而沉坠之机,相与伴随,亦常不免于似是而非者之相幻惑;因而人真欲求人生之向上者,必当求对此沉坠之机与似是而非者,有一如实知与真正之警觉;人亦恒须经历之,以沉重之心情负担之,而後能透过之,以成就人生之向上而超升。此则吾写人生之体验时,所未能真知灼见及者,而昔之儒者与西方之理想主义者,及当世之贤者,亦未必能于此殷勤加意者也。
    自昔儒者言仁,言人我心之感通,由此仁与感通以见天心;西方理想主义者,言人心之形而上的统一,由此以见上帝之心。此乃中西思想之究竟义,吾所夙信受奉持,并乐为之引申发挥者。此七篇之究竟义,亦在乎是。然世罕能知:人之求名求誉以及好权好位之心,亦原于人与我之心之求相感通,其根源亦在人之欲成就人我之心之统一。唯依仁以行,乃希贤希圣之道,而徇逐名位,则沉沦流俗之途。一念而上下易位,其危微之机,似是而非之际,人亦罕能察及。此即本书随处谆谆致意之一端,而其要旨,则陈于本书之第一篇者也。
    自昔儒者,言天地阴阳翕辟及人心开阖动静之义,此皆属于宇宙人生之大理,所以彰彼太极而立此人极之所资。西方理想主义者,亦言正反及消极积极之相互为用,合以显宇宙之绝对真理,顾又不知于人心之开阖动静之际,自用工夫,以立人极之义,遂与中国圣学之传之切切于此者异。然中国圣学之传,虽切切于此,而言多简要,对今日世态之日繁,复难资针砭之用。昔贤之偏在正面立言,于此开阖动静之机,可被阻滞而旁行歧出以导人生入于陷阱与漩流之义,亦引而末申。此亦吾于写人生之体验等书时之所忽。
    本书第二篇,论心灵之凝聚与开发,而处处以心灵之闭塞于陷阱,及流荡为漩流,以为照应;实即所以彰昔贤所言之人心之开阖动静,皆各有其旁行歧出,而成人心之病痛之原者在。夫人心之开阖动静,皆昔贤所谓生生化化,天理之流行之所摄,乌知人欲之根亦即在此流行中乎。而人欲之流行于陷阱,成漩流,亦似天理流行之一动一静,而实天渊迥隔。此即本书第二篇之微旨所存,而惜所论犹有末尽意者也。
    再如于人生之行程,吾昔于人生之体验中,尝以由求生存、求爱情、求名、求成就事业,以上达于真美善神圣之途说之;其所以必须有此步步之上达,乃由其每一步皆不能自足,此吾昔之所见及,亦西方之理想主义者,以及一切求人生之向上者所同见及者也。然先儒之论人生上达之道,则不喜分为斩截之项别、阶段、与步骤或层级而说之,恒直下通真美善神圣为一体,以主宰吾人之此生。孔子所谓志道、据德、依仁而游艺,固无斩截之层级之可言也。依孔子此言以观,西方所谓求真之科学哲学,求美之文学艺术,以及宗教中之礼仪、教育、政治、经济之术,及一切实用之技,皆艺也;人之修为之方,其要唯在自省其一一游艺之事是否依于仁,而其发于外,是否有据于己之内部之德,其志是否通于人生之大道而已。此修为之方,其工夫乃在人之时时处处之如此如此自省,以对一一之事,切问而近思,固亦不必分人生之事为项别,而系统的讨论人之修道之历程也。然当今之世,各种社会文化学术事业,皆已明显化为分门别类之领域,人心之次第着于此诸领域以历世务,即成一历程;而人应世接物时,其所依之仁、所据之德,亦原有高下之辨,则吾人亦未尝不可就其历世而历事之历程,以言其心境之转易升进之迹相,及所经之道路上之层级。此即吾人今日立言之方式,如吾昔之所为,未尝不可大异于往昔者也。
    然吾人今之分人生之事为项别而言人生之历程中之心境之转易升进之迹相与层级,其用意虽是,然徒将此诸层级,由下以次第及于高,加以论述,则可使人产生一幻觉,即以人生之历程,如能自然向上以转易而升进者。吾于人生之体验之第二三篇所论,及黑格尔于其精神现象学所论,同可使人发生此幻觉。此则皆由吾人之忽略:人生之行程与步履,实亦步步皆可停滞而不进。其每一步之上达,皆可再归于滑下沉落;即不停滞而前进,亦步步皆有其艰难。自此而观,则人生亦如永无进步之可言,其心境之高下不同者,实亦毕竟平等;而人生一世,乃永无可恃,而时时皆当自栗其将殒于深渊。此即徒就人生之历程,视如向上转易而升进之历程而论之者,其所不足之处,亦即本书第三篇论人生艰难之所以作。此篇于每一人生之行程与步履之升进,皆并举其艰难,亦即于其升进之中,见退降之机,而所以使人悟及一切升进之事,皆有其似是而实非者在也。
    复次,人生之道以立志为先。盖人生之本在心,而志则为心之所向,亦心之存主之所在。先儒固重立志,而佛教之发心,与耶教之归主,皆同为立志之事中一种。然昔圣贤之言立志,亦皆重在自正面说话。志之所在,即道之所存;志而能立,念念不离于道,及其充实而有光辉,则大化圣神之域,皆不难致。斯义也,吾亦深信而不敢违。然人之立志,如非一往超世之志,或只务个人成己之志,而真为由成己以兼成物之志,则此中并非全为一直上之历程,而实有一大曲存焉。而唯待致曲方能有诚。然此致曲以有诚之义,则昔贤所末伸,而有待于吾人深知其所以曲。此所以曲,在人之志欲成物者,人必于世间之物有所得,而此有所得,即阻其志之向上,而使人忘丧其初之成物之志。至人之转而求无所得,则只能归于超世以成己,而非复为儒者之志,遂使所谓成己成物之言,徒成一虚脱之大话。是皆理有必然,而见人之立志及求成其志业之事中,即有忘丧其志,使志业无成之机,存乎其中,以成一大曲者。而此中由致曲以有诚,而成就直上之道者,则在人之既拔乎流俗以存超世之意于内,而又须兼本于:置我于世界内及置世界于我内之二义,以观我与世界之关系,而更在对此二者之分裂之痛苦之感受,而求去此分裂时,立一向往志业之根基。
    以此观先儒之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言,则谓之为状圣贤之大化圣神之域之心境及道体之本然皆可,而以吾人之向往于此,即足以立志,则大不可。而一体之义,必先兼自三面分看,而感受分裂之痛苦,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之初基。宋儒之学,始于寻孔颜乐处,乃唯言人当先求超世,求有以自得之一义。然论及人之成其志业,亦同谓必担当艰苦。而吾人生于此道术分裂之时代,则正当由分裂之痛苦之感受处,以入于道。人能于分裂之痛苦之感受处,见人心所求之和一,及其本来之和一,则乐亦斯在。是见乐当由痛苦之感受入。若吾人生于当今之世,于一切分裂之痛苦,漠然无感,而徒学二程兄弟初学于周茂叔之吟风弄月以归,及朱子之傍花随柳过前川之乐,以此见天地与人之同此生意周流,道体斯在,遂止于是,则亦似是而非之儒学也。
    复次,世之论人生者,恒忽于人之有死。然吾人生于今日之时代,方更了然于人之时时可死。今之核子战,固随时可将吾人毁灭净尽也。故吾人之生于死之旁,亦至今日,乃更易切感其义。而人死之可悲,盖唯宗教家能深知之。吾尝参加佛教徒之超渡众生幽灵之法会,而感动不能自已,遂知通幽明之道,大有事在。西方之哲学家,则对人之死之问题,最为麻木,徒视为哲学问题,加以讨论而已。中国昔贤之重祭祀,亦纯为所以彻幽明之际,而自古及今,皆郑重其事者,今则罕知其义者矣。夫我对人之情,必慎终如始,事死如事生,然後能致乎其极。而我之情能溢于生者之世界之外,以及于死者之世界,通彻于幽;则生者之世界,亦皆为我之所怀,而我对生者之仁,亦当可更至乎极矣。唯宗教徒之病,在其情入于幽而或复沉于幽,乃不重对圣贤豪杰祖宗父母,致其诚敬,则死者之潜德幽光,未必能为我所摄,以还入于明。此即儒者之祭祀之义,所以为切挚。至于宗教徒中如基督教徒之普为死者作祷,佛教徒之普为幽灵求超渡,亦自有其不可思议之功效,非可以常情测。亦皆所以彰露人心之至情必彻于幽之一端,宜当与儒者之祭祀并存而不悖。唯此皆匪特为西方之哲学家之所忽之义,亦世俗之一切学者之所忽之义。而泥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言者,亦多撇开此间题于人生问题之外。然实则生死为人之两面,必合之乃见人之全。既为两面,则必可彻通。而吾书之第五文,则意在由人之原生于死之上,及死者与後死者之至情之交彻,以言可由祭祀以通幽明之理;故人生之真相,实死而无死,而鬼神之情,亦长在此世间,读者果有深会于此文之所言,则幽明之间,以及明与明之间,幽与幽之间,另有一纵横之天路,以使人心相往来,而人之心灵之自身,亦实无能使之死者,则核子战亦实不能杀人,而实无可畏,唯其造孽不可挽耳。然人欲有深会于此文之所言,又非深知人之生于死之上,并以其情先由明彻幽而入于幽不可。人之生于死之上者,即生机存于死机之上,无死机则无生机,不知死机者亦不知生机。人之情必由明彻幽而入幽者,即人唯由此乃能竭其仁、竭其仁而後人能真生也。则所谓徒知生而不知死者,不求其情之彻幽而入幽者,实亦不知生与生机,所谓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亦生而未成其为真生者也。此即人之只知生而不知死者之为害。而此不知死,既可使人生非真生,则此不知死,正为人之真死机,以使其生不成真生者。此人之不知死者,乃人生对其生之世界之另一面之大无明,而使人沉坠陷溺于其苟得之一生,亦使其生非真生,而成似是而非之生者。而世之重人生者,乃恒以不求知死为教,而常人亦不敢正对此死,与其生于死之上之事实而观之,又恒自拂除断丧其彻幽而入幽之至情,乃视祭祖为多事,以宗教家之为死者作祷,及求众生之幽灵超渡为无用。而不知此皆证其生而非真生者。茫茫人海,孰为真生?非彼大圣,其孰能知之?
    至于本书之第六篇,言人生之真实化,则其中之一要义,在指出人之内在的超越性等,亦可误用,而为使人之存在包函种种虚妄成份之一原。第七篇人生之颠倒与复位,则指出人之超越而无限量之生命心灵之自体之可颠倒,而表现于有限之中,或与之成虚脱,而无数之人生之染污罪恶皆由之而出。此人之超越性与无限性,皆原为人之无尽尊严之所系,乃我昔所常论,亦西方理想主义之哲学家之所同重视之义。然此文中则说明其亦为人生之虚妄之一原,及无数人生之染污罪恶所自出。斯所以见此为人之尊严所系之超越性、无限性,亦如不能自持其超越,自持其无限,而自具一沉坠向下而导致虚妄虚脱之机,而人之超越性及无限性之表现,亦咸有其似是而非之表现。此似是而非之表现,正为人之存在,其真实之程度或反不如其他自然物之存在者,亦见人之罪孽之深重,实远非禽兽之所及者。夫然,故此人之尊严之所系,亦即人之卑贱之所系;人之成为高于万物、灵于禽兽者之所在,即人之低于万物、罪逾禽兽者之所在。由此而一切赞颂,可归于人;一切咀咒,亦可归于人。人可上升天堂,亦可下沉地狱。人之生于宇宙,实为一切虚妄与真实交战之区,亦上帝与魔鬼互争之场;而人生之沉沦与超升,乃皆为偶然而不定。吾年来于此之所感触,未尝不与西方之存在主义之所感触,不期而遇合。盖皆同为此分裂之世界之反映,亦人类精神生活之行程,历数千年至今日,遭遇同一问题之所致。至其不同之处,则在彼存在主义者之言此,皆期在暴露人类之危机,亦更求穷哲学之理致以为言,其精彩之论,遂足惊心而动魄。吾此书所说,于此实自愧不如,亦无意相效。盖对此一切世界之分裂与人类之危机,亦可只求知其大体上如是如是;如若必穷形极相而论之,亦如图绘鬼魅以求快意,及至其栩栩如生,且将为鬼魅所食。不如略陈其貌,余皆默而存之。而人生向上之道,仍要在转妄归真,去魔存道,由沉沦以至超升,使分裂之世界,复保合而致太和。故于此一切入妄招魔之人类危机,唯当于此人生之行于其向上之道之途程中,加以指点而已矣。此即吾书之所以虽随处指出人之上达途程中,所遭遇之反面之事物,颇似有异于先儒及西方理想主义者及吾人生之体验等书,重在自正面立言者,实又更远于存在主义者以描述暴露为工;而仍是承先儒之重实践之精神而为言,以期在于人生之正面理想之昭陈与树立。而此书之只为吾之人生之体验一书之续编,其意亦在乎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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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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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14 02:3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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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己之学,到家是自信。但自信到家,则必须再求为世间树立毁誉之标准。这句话看了真悚然。。睡不着起来灌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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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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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勿悚然,他那其实是老实话,盖人生探索到最后如无结论便罢,若有结论,难免不是某种标准性的东西,不过旁人若无同感,大可不理睬它就是。释迦孔子耶稣,都是得到了某些确定认识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都对世间指出了某些认识问题的标准,但听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不是在世人自便。
还是接着把文章转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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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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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心灵之凝聚与开发
                        
             (一)心灵之凝聚与开发之轮转相
    人间万事由人而作。而人之作事,由于心灵为之主宰。心灵之大德,即在能开发他自己,亦能凝聚他自己。心灵的开发之反面,是心灵的闭塞;心灵的凝聚之反面,是心灵的流荡。闭塞似凝聚而非凝聚,流荡似开发而非开发。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恒不免本自己一套不自觉的情见私欲或习气,来作主张。这些情见私欲或习气,在我们的心灵的天地中,凭空添上许多墙壁,心露安得不闭塞?但是人在要把这些墙壁加以推倒时,又常连人带马,一齐都倒,整个的生命心灵,都向外流荡。此情见、私欲与习气,则如泥沙之与黄河水同时泛滥而出。人之心灵,昏浊如故,不过貌似流行有力而已。此时再筑堤堵塞,人之心灵又或再归于闭塞。大约人通常都是在此心灵之闭塞与流畅中轮转。流荡便不能凝聚;闭塞便不能开发。以流畅为开发,以闭塞为凝聚,则产生人生之一最大的颠倒见。
    而另一人生最大的颠倒见,则是在心灵正闭塞的时候,人因自甘闭塞,于是反而视心灵的开发为流荡,而不去求开发。而在心灵流荡的时候,他亦可因自甘流荡,于是反而视心灵的凝聚为闭塞,而不去求凝聚。此即自己关了能超越闭塞与流荡的智慧之门。
    这时须要开发智慧,亦须要凝聚智慧,去认识甚么是真正的心灵的凝聚与开发,其与心灵的闭塞与流荡之别,在何处。本文想多少帮助读者有此认识。我不希望说的太多,以免使读者之智慧流荡。如果读者觉得我说得太多,希望他本其智慧再加以凝聚。如果读者觉我说得太少,亦希望他自开发其智慧,以思惟本文之所未能说及者。
    欲认识心灵之凝聚与开发,无妨先从似在心灵之外的事物之凝聚与开发说起来。我们说心灵,不先说心灵自己,而先说它以外的东西,使人先想它以外的东西;此「想」,亦是心灵自身的一种开发。而由此再回头,说到心灵自己时,则又是心灵自身的一种凝聚。
                       
              (二)自然世界中之凝聚与开发
    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事物总是不断在那儿开发,在那儿凝聚。开发是一化为多,凝聚则多结为一。万物由开发而生,由凝聚而成。这是中国先民极早便认识的道理。从一般物理说,动是开发,静是凝聚;热是开发,冶是凝聚。从时间说,昼之阳光普照,是开发;夜之覆盖万物,是凝聚。春生夏长是开发,秋收冬藏是凝聚。从植物说,百花齐放是开发,绿叶成荫子满枝是凝聚。种子开花,花结种子,是一无尽相续的开发而凝聚;凝聚而开发之生命历程。而从整个之生命世界说,则你看植物之位于一定的空间,上承雨露,向日朝阳,下面根须四出,以吸养料,而成其自己枝干花叶,这便是一种以开发为凝聚。而动物之赖植物为生,必有休息睡眠,以反于混沌无知,然後醒来能巡行四方,游目四顾,便是一种以凝聚为开发。众生之孳生,大皆由雌雄牝牡,交接凝合而生,人间儿女言情,乃在山间水涯;夫妇欣合,恒于洞房静夜。亦以其他人缘既断,彼此之精神与生命,乃更得其凝结之道,而後能开心发情,生儿育女也。由此等等;是知在自然之世界,实无往而不见凝聚,无往而不见开发,而二者乃相依以成宇宙之日新而富有者也。
                       
              (三)心灵与自然世界之关系
    其次,从我们人与自然之关系上说,则人之异于其他自然万物者,在其有自觉的心灵。此自觉的心灵,亦即宇宙之心。人由此自觉的心灵,向外面之自然看,只见日往月来,云行雨施,草木茂盛,禽兽繁殖。此不断日新而富有之自然世界,从整个看,只是一大生广生,生生不已,不断开发化育之历程。其中间之节节段段凝结聚合之历程,若隐而不见。人于此遂唯知赞天地之化育。然而人如回头看人之此心,何以能认识体会此自然世界之森罗万象,与其开发化育之历程;便知此乃是以天下之至虚,容天下之至实;以天下之至简,御天下之至繁;以天下之至微至精,彰天下之至广与至大。只此心之一点灵光不昧,便能包涵万象,使日月于此见其明,山河于此呈其形,风云变态,花草精神,飞者飞而走者走,皆为此一点灵光之所彻,如一一收摄于此灵光之内,再卷而怀于其此心之无尽藏之中。则吾人心灵之在自然世界,即自然万象凝聚之所。而天地之所以有人,人之所以有心灵,盖即以若无人之此心灵,则整个自然万象,将只是分别并行的自凝自流,而无统一的凝聚之所也。
                       
              (四)人文世界中之凝聚与开发
     然我们自人对自然加以认识之活动本身,及人对自然世界所作之事业,所造之文化看,则又将见此一切皆依于人之自开蕴藏,而自发其心。混沌凿破而人工开物,天机泄露而人文化成。人之能造物质文明与社会文化,皆不外将自然与人心本有之能力,使之由隐而显,由幽而明,由寂天寞地而地动天惊。此若无所增,又大有所增。此所增者在形式,不在材质。形式者,文也。故曰人文,曰文化,曰文明。人文、文化、文明者,以人对自然之开发一面而言也。
    但是尅就人在自然所造之文化自身看,亦复由二面构成。一面是文化中已成之具体成绩,一面是运用此一具体成绩之人之精神。此已成之具体成绩,原为人创造文化之精神所凝聚而成。而运用此具体成绩之人之精神,则可对此具体成绩之意义与价值,加以新认识,新理解,新开发。已成之具体成绩,谓之过去之历史。而认识理解过去历史之意义与价值,加以新开发者,谓之生生不已之人类创造文化精神。唯此生生不已之人类创造文化之精神,能创造人类未来之历史。
    自历史以观文化,则人类全部文化,自今已往,皆是历史。而历史中之事, 一一既皆过去人精神之所凝聚而成,则一一如皆已决定,永不改移。人之历史意识,乃一一再加以认识考证。愈认识考证,而如愈决定,愈为永不可改移者。此之谓人生之历史意识本身之凝聚性。然而自人当下之创造文化精神,以观历史,则历史实存于人之历史意识之中。历史中之事之意义与价值,皆在现在与未来。如现在未来尚未决定,则历史中之事之意义与价值,亦不决定;而唯由人之创造文化的精神,以刻刻加以翻新。此之谓人之创造文化精神本身之开发性。
    其次,从人类文化中之各部份看,则一切社会政治经济之组织制度,为无数人之共同习惯、共同理想之聚积凝结所成,其性质遂比较固定而难变。而一切文学艺术之作品、学术思想,则更赖于个人精神之创造与开发,其内容遂复杂而多歧。故观人类文化生活之轨道,必观之于制度;论人类文化生活之生命,则必求之于文学艺术与学术思想。组织制度,当求其安定而可久,足以凝聚群众之人心;文学艺术与学术思想,则当求其能善化腐朽为神奇,足以开发个人之德慧。以文学艺术对学术思想而言,则文学艺术重在兴动人之情感,偏于开发;学术思想重在统整人之观念,偏于凝聚。在学术思想中,则由约至博是开发,由博返约是凝聚。故科学更重开发,哲学更重凝聚。凡此之分,皆相对而言,可说者甚多,而不必一一加以列举。
                       
              (五)人性人格与人文之关系
    然文化乃原于人精神之创造,表现于社会。唯人之人性自身,乃人一切精神之创造之本原。人之人性原于天。天心开发,天德流行,凝聚以成人心与人性。人心人性开发,而有个人之人格实现,社会之人文化成。然文化之内容,可分部门与领域,而个人之人格,则各为统一之独体。由个人之人格,分别发展开拓其各种心灵活动,而个人可有所贡献于社会文化之各方面;社会文化之各方面之发达兴盛,又聚合交凝,以陶养一人之人格。故又可谓人文由人格而生,此如繁枝茂叶之原于一一之种子。复可谓人格由人文而成,此如花叶相扶,还结为一一之果实。果实或种子为自然世界生机之所寄;而个人之人格,为人文世界人类历史世界生机之所寄。故由观人文世界之复杂丰富,至观个人人格之统一而各为一独体,而後吾人观此人间之智慧,乃由分散而集中凝聚于此人间之至实与至真。
    各种人格中,有由人性之自然的表现开发,及社会文化之自然的陶养铸造,而成之自然人格;亦有真正能自作主宰之精神人格。人之人性自然要表现开发,人所生息之社会文化,亦自然要去陶铸出与之适应之人格。由此而有上所谓自然人格。此自然人格,如为一自然之人性,经社会文化之风气之自然的吹拂,所成之果实。而此果实,却不必即能为开创未来文化之种子。唯真正自作主宰之精神人格,乃能既承天心之开发、天德之流行,以有其自然之人性,而又不只任此自然的人性自然的表现开发,而能自觉此人性之为我有,而自己决定其人格之如何形成;于是乃能一方承受其所生息之社会文化之陶铸,又能转而陶铸其所生息之社会文化。然後可为开创未来文化之种子,既能为果,亦能为因。自作主宰之精神人格,即其心灵或精神能自觉的自己凝聚于其自己,以自己开发其自己之人格。此宇宙间之开发凝聚之二大理,亦唯在自作主串之精神人格中,乃不复只相对而并立,分散于外在之万物,且显其真正之统一,以直接呈现于此精神人格之内部。
                       
             (六)心灵之闭塞相与流荡相之因与缘
    心灵之开发不易,心灵之凝聚尤难。大率质地朴厚者,心灵最待开发;而天资穎秀者,其心灵最须凝聚。否则质地之朴厚,或归于智慧之闭塞,而天资之颖秀,难免于聪明之浮露,而归于精神之流荡。闭塞为心灵开发之大敌,流荡为心灵凝聚之大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心灵之有大闭塞与大流荡之患者,亦不足以知心灵之凝聚与开发之要也。
    人之生也,形气限之,限于身躯之七尺,限于有生之百年。唯人此身躯之劳而必求息,则人心有白日之昭明,亦有睡眠之昏沉。唯此百年内,人不能长壮不老,则人有精力充沛之时,亦有神志衰退之期。欲养此身躯,人不能无饮食之事,欲续此生命,又不能免男女之欲。此皆人与生物之所同,乃自然所施于人之大限。然谓此为心灵之大患所在,或溯原此心灵之闭塞与流荡,于此人与生物所同有之大限,则又似是而实非。盖凡此人与生物所同受之限制,实依于天地间凝聚开发相依而有之公理。此观前文所论而自明。人依此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幼壮,而衰老,而有饮食男女之事,以与万物共此天地间之公理,以自凝聚自开发其自然生命,固不必足见人之德性之所存,然要亦非人真罪恶之所在。人心灵之闭塞与流荡,乃人之心灵内部之罪恶。若徒溯其原于人自然生命中所受之限制,此乃卸责归罪之方,是由吾人未尝凝聚此心以观此心所生之谬见也。
    如实言之,人心灵之闭塞与流荡,只有其如何如何之闭塞与流荡之相貌,可资描写。其外缘,亦可加叙述。然实无决定其必有此闭塞流荡之外在原因可追溯。无论追溯之于自然之限制,或人类祖先之亚当,或前生之业障,此皆出位之思,而无究竟之论可得。如谓此原于一魔,则此魔亦不在外,而非有实体,足决定人心之必有如是闭塞或如是流荡也。若果真有外在原因或实体之魔,足决定人心之必有如是闭塞或流荡,则此心灵如是闭塞或流荡之命运,即必然注定,决无可逃;而化闭塞为开发,以凝聚止流荡之事,亦终古无可能。人之自开发而自凝聚,以成自作主宰之人格,亦终古无可能矣。
    心灵流荡之相貌,为开发复开发,而无凝聚。心灵闭塞之相貌,为凝聚复凝聚,而无开发。开发复开发而无凝聚,如开发之离凝聚以远扬;凝聚复凝聚而无开发,如凝聚之舍开发而自镇。人心灵之开发与凝聚,乃相依相养以为命。而当其相离,则开发如远扬无归,遂成流荡;凝聚如自锁不出,遂成闭塞。流荡之心依于开发,而失开发之所依;闭塞之心依于凝聚,而失凝聚之所依。故在能自凝聚自开发之先天心体上,皆为无根,而只根于此心体之一端之用。一端之用,不与他端相辅为用,以周行不殆,遂还自竭。故流荡之行,闭塞之志,终难久持。持之既久,心灵之生命,乃归于自杀。
    心灵之闭塞与流荡,皆在先天心体上无根,而唯由于心灵之自陷于其凝聚或开发之一端,以使二者相离而生。至于此自陷之何以生,乃不能再问者。此是尽头处。若人再问,即是执此自陷,为一实在之对象,而视如有体。此执之本身,即为自陷之加深。须知此自陷,实只有相有用,亦可姑说依于一自陷性为根;然此性非心体之本性,而此性仍在心体上无根。故于此性,亦不能视如有体,而吾人之视自陷如有体之执,其本身亦只是另一自陷。此另一自陷,还复在心体无根。此义读者有疑,无妨暂存于心,以供参究,以待一朝之豁然,亦不必勉强求解。然由人心之自陷,而成闭塞与流荡,则有外缘可说。明其外缘,则亦可助人之释此惑。
    人之心灵之闭塞之外缘,即人过去生活所留于心灵之内在的累积习气(私欲意见均由习气成)。人之心灵流荡之外缘,即人之当前生活所遇之环境中,外在的不断刺激。然此过去生活之累积习气,并不必然的决定当前之我为此累积习气所缚,以致此心之闭塞;而此环境之不断刺激,亦不必然决定当前之我为此不断刺激所摇,而致此心之流荡。故皆只为当下此心之闭塞与流荡之外缘,而不能为其因。
    我们前由人心能认识自然世界之万象,而存记之于心,以见此心之为无尽藏。然人心匪特能认识自然世界之万象,而存记之于心;亦且能将其在人间世界之生活中,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之一切,一并存记之于此无尽藏中。此皆可见人心之凝聚一切,而加以保存之盛德。然人心之每有一存记,乃人心自己之自呈其凝聚之用之一结果,而此一结果复有一吸注人心,还就其中,加以执着以沉陷其中之另一用,而足致心灵闭塞之结果者。由此以观此心为无尽藏,即亦为内含无尽之幽暗,而暗中如有无尽之陷阱者。吾人平日生活中,每一观念之生,每一情欲之动,每一行事之成,当其保存于此无尽藏中时,皆可各从其类,凝为习惯。而此习惯既成,则无论为善为恶,皆为可吸引人之还就其中,加以执着而沉陷其中。则此时之恶习惯,固可导人为恶,善习惯亦可使人蔽于小善,而忘大善,以成不善。此习惯之可吸引人沉陷,如有一种不可见之气,故名之为习气。
    我们说人心之又一大用,在其能开发自然,创造文明文化,与形成历史。于是人之环境,即恒非一自然环境,而是一社会文化文明之环境。人今所处之自然环境,亦多早经人之改造,而非复自然之本相。由此而见人之精神能主宰自然,以开创出人文世界之盛德。然人所创造之文化之成绩,由物质器物,至文物。如艺术作品与书籍等,所表现者,皆依人某一目的而成,亦所以供人之达某一目的之用者。故当其接于人之耳目之时,人即恒同时思如何加以应用。于是一物质器物或文物,分别言之,固无不可为人之心灵之继起而有所开发之所凭藉;然当其纷至沓来于人之前,为人所目不暇接之时,则可互相牵连,以成为对人心灵之一引诱,而导致人心灵之流荡者。如吾人至都市街头,目迷五色,则恒不免导致一心灵之流荡,而自然界中之云霞灿烂,则不导致心灵之流荡者。正以都市街头之每一物,皆不自觉间引诱人对之作一要求。思凭藉之以达一目的。然欲此物之目的未达,而彼物之刺激已来;于是人之心灵,遂方欲住此,又复之彼,遂成流荡。夫心之欲得一物以达一目的,亦是一种心灵之开发,而当其既达一目的,则复归于凝聚。而在此流荡之心情中,其方欲住此,又复之彼,正是此心之尚未得凝聚之所,又复另求开发。後一开发之生,正承前一心灵之开发之用,其未完成处而起。故其先後一开发,未能直接依于先天之心体,而成浮游无根者。此种人文事物之足导致人心之流荡而浮游,不仅都市街头目所迷之五色为然。即对于人与人间交游聚会之事,一时代之社会文化风气之变动转移,学术思潮之动荡起伏,人若无贞定凝聚之心灵,与之相遇,而只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与时俯仰,随众是非,无不可导致心灵之流荡而浮游。人或于此冥然罔觉,遂由心灵之流荡浮游,进至生活上之放肆恣纵,对人态度之轻薄佻达,终于整个人格之堕落。是乃不知人造文化之成绩,社会文化之风习,亦可为人心灵之重重诱惑,人心灵没顶之漩流之义之过也。
                     
           (七)心灵之开发与凝聚之易与难
    我们如果了解此导致人心灵之闭塞与流荡之诸外缘,便知人心之能存记一切而为无尽藏,能开发自然,创造社会文化,固见人心之能「卷之以退藏于密,放之则弥六合」之盛德与大业;然此心所存记与社会文化之自身,同不足恃为我当下的心灵,自作主宰的任持其为一能开发又能凝聚的心灵之凭藉。匪特不足恃之为凭藉,而此亦正为吾人当下之心灵可能由之而致闭塞之陷阱之所在,与可能由之而致流荡之漩流之所在。吾人唯有知此当下的心灵,于此之一无足恃,内见处处如有陷阱,外见处处如有漩流,而生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战栗危惧之感,然後方足语于真正之自作主宰的精神人格之树立,及能自己凝聚亦能自己开发的心灵之树立。但是此树立,似难而又不难。因此上所说为内外之陷阱与漩流,其本身亦并非陷阱与漩流。因其本身皆依于心灵之能凝聚一切、开发一切之盛德而有。惟因吾人之有堕落之可能,而後反照出其为陷阱与漩流。
    而此所反照出之陷阱与漩流,又实未尝必然的决定吾人当下之心向之而堕落。故人于此一念超拔,内不为个人习气之俘虏,外不逐物而徇世俗,则个人已往之经验,皆开发我未来生活之种子,人类所造之社会文化,皆人铺陈于自然之锦绣,而足以衣被人生者,更何陷阱漩流之足言。然此义终不易为人所直下承担,而在吾人今日则尤难。则吾人仍当先知吾人心灵之闭塞与流荡之患,实不易除,而更当有一艰苦之感也。
                       
             (八)吾人今日在社会文化上之处境
    吾人今日之所以尤难免于心灵之流荡与闭塞之患,不特由于人类之通病,且由吾人今日社会文化上之处境。大率人在青年,其人生经验不多,知识不富,而人事关系亦少,故成见不多,私欲不杂,其精神恒能向上开发,朝气勃勃,少心灵闭塞之患;而其患则恒在易感易动,向外驰求,而心灵苦难凝聚。反之人当老年,则经验渐多,知识日积,精力内敛,更能凝聚;而世故渐深,成见日固,其患遂患在心灵之闭塞。一民族亦然。当其初兴,恒善表现其创造文化建制立法之天才。及其历史既久,则其过去之文化成绩,既为其未来文化之继续开发之根据,亦恒为其继续开发之桎梏。中华之民族,正为历史最久,过去文化之成绩积累最多之民族,而其文化之成就,愈至後期,亦愈偏重在用之于凝聚、搏合、和协此一大民族之人心方面(拙著人文精神之重建卷下「人类精神之行程」曾详论此义)。而今之西方文化,则原于诸较年轻之民族所创造。故精力充足而重在分途开展,以发挥表现其力量于世界。中国文化发展至满清,其大病正在民族精神之由凝固而胶结而闭塞。西方近代文化,自十九世纪至今,整个言之,明是由四面开拓发展其政治经济之力量,而使此力量到处流荡致沦为世界之侵略者。其学术思想主义,亦愈分愈歧,愈变愈奇;忽而民主,忽而独裁;忽而资本主义,忽而共产主义;忽而个人主义,忽而社会主义;似日新月异层出而不穷,实则日近于走马灯。其精神正日近于流荡。而以此分歧流荡之西方政治经济势力及学术思想主义,与中国之满清之闭塞相遇,于是中国之凝聚固被冲开,中国之社会文化亦日被破坏。各色各样之政治主义学术思想,流荡于中国之结果,乃使中国人心亦流荡不已,无一息之安。而终有***********此旷古生民所未有之奇祸,皆中国式之闭塞心灵与西方式之流荡心灵合作之产物,而在今日吾人自救之道,则惟赖吾人由心灵之凝聚,以从事心灵之内在之开发,而开发中国传统之文化,以凝聚西方之近代文化也。
    自吾人之先天心体言,彼实原具即凝聚而开发,即开发而凝聚之大用。此心体之大用,恒见于吾人心灵之自觉。心灵之自觉,是心灵之复归于自己,是谓凝聚。然人之心灵,不超升一步,即不能自觉。此超升之谓内在的开发。故人之自觉之事,乃念念凝聚,亦即念念超升,而念念开发者。但舍此心体之大用或自觉之本身不说,则此凝聚开发之二用,恒由所对治之心灵病患之不同而分别呈露。闭塞之病患见,则要在开发;流荡之病患见,则要在凝聚。由此看人格之形成,则其重在心灵之开发而去闭塞者谓之狂,而其重在由心灵之凝聚而制流荡者谓之狷。人能狂而後有风,人能狷而後有骨。风骨者,依心灵之开发凝聚而後有者也。由此以看中西历史文化之发展,则中国三代之敦厚,盖偏在表现民族心灵之凝聚。春秋战国之学术与社会,则偏在表现民族心灵之开发。及战国士人精神流荡、化为游士,而秦则继之以闭塞。漠高祖豁达大度,为一能开发秦之闭塞者,汉光武为一具凝聚精神之人格。大体说魏晋南北朝,乃为另一流荡之时代。而隋之集权专制,则为此流荡之反动。唐承隋而重文化与国家土地之开发。宋之立国与学术文化,则重凝聚,明法唐而功业不继,至清而政治文化精神,日益成为闭塞。清亡至今,社会政治之变动迭起,历新文化运动以来,民国之学术思想,大皆中无所主,人心又趋于流荡。故有**之欲由极权以拦塞人心。至于今日海外之自由人士,则以承新文化运动以来之学术思想,其病患则不在闭塞,而仍在流荡。则为今之计,必须兼开**之闭塞,并凝聚海外之人心,而後可挽回中国之国运。然**之闭塞,吾人不能自其内部开,而须由外部打进。而此时外部之人心之大患,既在流荡,故吾人不可不重由心灵之凝聚,以从事心灵之内在之开发。
    复次,自西方之文化言,希腊哲人时代以前,有一重精神凝聚之时代,表现于其宗教。自哲人时代起而希腊人之心灵,遂重在一般学术文化之开发。而当希腊文化之衰,怀疑思想起,人心乃流荡无依。马奇顿罗马起,而与希腊世界以一凝聚,而罗马之重法,亦闭塞希腊世界之自由思想。由罗马帝国之开发至极,而奢淫之风见,内部政争频仍,北方蛮人南下,而此时之西方人之精神,亦不免于流散动荡。基督教之传教与神圣罗马帝国及中古之经院派哲学神学,复加以凝结。中古之精神,因重上帝之启示,教条之信仰复不免闭塞人之智慧。而西方近代人又重人之智慧与生命之开发,近代文化遂大呈灿烂。然西方政治挟其学术文化势力,膨胀流荡而及于世界,又不能无病。如上文所述。吾人今面对此西方文化之冲击,若不甘一无自主,随人流转,则舍由吾人自己心灵之内在的凝聚开发,以一方开发传统之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方凝聚西方文化之优点,而合冶之于一炉,此外亦无他途之可循。中国过去学术文化之长,在能尚简易,善于凝聚融协人心,故吾言当加以开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之长,则在善于多方开发,故吾言当加以凝聚也。(此上论中西文化者,可参考拙著人文精神之重建论中西文化诸文。)
                       
            (九)心灵之凝聚与开发之道路
    人如何建树一善自凝聚而自开发之心灵,其道颇难言。由一念自觉处,直下承担此中即凝聚即开发之心体大用,是一路。由哲学反省,以逐渐会归此义,是一路。由宗教信仰,以凝聚此心于神或仙佛之前,藉对神等之信仰,以内在的开发此心,是一路。恒凝神以观照一超越之理境或形上境界,进以使此心空阔无边,廓然无际,是一路。专心聚智于一学问一事业,由学问之进步,;事业之拓展,以开发此心,是一路。此中方便有多门,有或直接或间接,或简易或繁难之别;而人以各种气质之不同,亦或宜于此,或宜于彼,盖难一概而论。
    但是我们无论从何路下工夫,均同有一初步的工夫,即了解此事之重要。如果人根本不了解此事重要,则一切工夫,都无从说起。了解此事的重要之了解本身,亦即要待心灵之有一种回头的反省,回头的凝聚,而後可能,而此中即同时有一心灵之内在的开发。本文之目的,即在指出此事之重要,以帮助人之了解。人如果真由此而多少有所了解,便当知在此了解中,当下有一心灵之内在的凝聚与开发,而此即是一切进一步的工夫之橱柄。
    由了解此事之重要,进一步的一种起码的生活态度,是不使我们心灵对于当前的事物,一一都要照顾。人对于当前事物,一一都能照顾到,亦是一极高之境界。但是人在开始自求其心灵之凝聚时,却要有所不照顾。有些东西,我们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些世界或中国之名人,我不必求认识;有些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聚会,我不必去参加;有些哗众取宠的讲演,我不必听;有些浮游无据的文章,我不必看。人必有所不为,而後可以有所为。人之有所不为,即人之精神向自己凝聚的开始,而求内在的心灵的开发的开端。
    其次,不追赶时代之潮流,是心灵能凝聚而自求开发的人,必当自己建立的一精神态度。时代潮流可以有好的,但好与不好另有标准,不当衡之以时代。只衡之以时代,而只想追赶时代,则本身便是一种不好。这将只使人之心灵,永不能免于流荡之境。因为世间日日有新事,日日之报纸都是满满的。商店的广告与政治家的宣传,总是会天天变花样的。应时的作家,照例要随时找题材写文章的。其中当然总有些好东西,但人之精神,不能只向此注意,顺这一切去放散。放散而终归于应接不暇,则必致心灵之流荡。于此人欲求心灵之凝聚,首先须有一反时代超时代的意识。无论是西方人之创造未来时代,与中国古人之上慕三代,希慕古人,皆一反时代超时代之意识。此意识使我们可暂与当前之时代有一隔离,此在古人,称为拔乎流俗之上。由此然後能使我们之心灵,得一内在的凝聚与内在的开发。
    但是上面所说之求心灵之凝聚与开发之起码的生活态度,我们只能从其能使我们之心灵不要向外流荡上,去了解其意义。我们不能因此而真积极的主张,人当脱离当前之时代,而只梦想于未来之时代,或留恋于古代;更不能真积极的主张,人当与他人隔绝,真对世间之一切事,不求见,不求闻。因为如此,正是前面拒虎,後面进狼。此立即将造成心灵之闭塞。此闭塞恒是闭塞于我过去之经验意见习惯之内,与自己个人对过去时代之偏爱,个人所执定之对于未来时代之理想。追赶时代而蔽于今,抗心希古而蔽于古,以及只知企慕未来,沉酣个人之理想,同时未能超出时间之观念。而务外徇俗与傲物自恃,亦同是未能超出人我之观念。
                       
          (十)真理为心灵之凝聚与开发之所依,及师友之义
    然则中道何处求?通常之一简单的答覆是,我们要重今亦重古,要重己亦重人,当古今兼通,人己并重。这个话亦可说。但是如何能应用来恰到好处,究竟古今各占多少分数?人与己又各占多少分数?何处是既不偏此,亦不偏彼的中间一点,这却无人能说出。以此假想之中间一点为标准,则世间可无合此中间一点之人。故我们对任何人总可说,知古而不知今,或知今而不知古。又总可说他以人蔽己,或说他以己自蔽。此中间一点,如有一无厚之刀锋,亦无人能行于其上。
    然实则此问题,又并不如此之困难。世间自有一超人我古今之别之一物,容一切人于其道上行。即真理之为物是也。人只有以真理为标准,乃能评判人我,进退古今。凡真理必能通达,此即心灵所资以开发而去闭塞。凡真理必贞定,此即心所资以凝聚而去流荡。人以真理为标准,则如我之所见而真,虽千万人吾往矣;如他人之所见而真,则如禹之闻善言则拜。如今者为是,则积千万年之非,不足胜今日一朝之是;如古者为是,则再历千万年之後,而未尝不常新。吾人今之所言,虽亦是老生之常谈,然人如只视为老生之常谈,则其心亦为流荡心。必须先去此流荡心,不视此言为老生之常谈,而亲自见得此常谈中之实义,信得真理之为无古今人我之别,恒自贞定而通达;然後人之心灵方能得其凝聚之安宅,与开发之轨道。此真理之恒自贞定而通达等云云,亦即关于真理自己之真理。心灵当求能自凝聚而自开发等云云,亦即心灵所以为自作主宰的心灵之真理,而通于宇宙人生人文之大原者。吾人若能凝聚吾人之心,以信此真理之真理,与心灵之真理之存在,而于此亲切加以体会,亦即我们要求心灵之开发与凝聚之工夫之第一步中之事也。
    但是我们只信得此关于真理之真理与心灵之真理,仍不能使我们对当认识之真理,都能一一加以认识。真理之一一被认识之历程,乃是一与我们之思想与生活同时扩展之历程。此唯系于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心灵之凝聚与开发的程度,才能定我们对真理世界之认识之深切程度,及广大程度。在此中,人仍常免不掉以自己之意见为真理,以道听途说为真理之错误。而欲减少错误,则在亲师取友。
    亲师取友,所以能减少此中之错误,因为师友不是泛泛的他人,而是与我有同一之求真理之志的人。我与人结为师友,即我之求真理之志与师友之求真理之志的凝聚;而此凝聚,即同时可使我们彼此之心灵有更大的开发者。师与友之不同,则在师为见道多于我者,我之精神,便应向之尊敬凝聚;而友则为德业相距不远者,友与我并肩而行,或左或右,其所见不能无异同;而有异同,则更足资开发彼此之智慧。故人欲开发其心灵以求真理,最赖于亲师;欲开发其心灵以求真理,更待于善取友。人能师古今之圣贤大哲,友天下之善士,则心灵之所赖以凝聚者深厚而悠久,而资以开发者亦广大而无疆矣。
                                四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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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
                        
                    (一)志之意义
    在我少年时,见前辈先生教後辈,总是要人先立志。我在小学中学读书时,作国文,总要作一篇言志。但後来在学校教书,因先读了些现代科学、哲学,及论新教育的文章,却觉得先以立志教人太空疏。教了二十多年书,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我只能作到多少以一些人生之智慧或一些作人的道理,启迪学生,但始终未能斩钉截铁的教人,以立志为先。自顾我自己之志,亦实未能坚固。而多年来默察所遇之中国知识份子,无论是青年、中年、老年,无论是末成名、或已成名,无论政治家、新闻记者、文学家、或学者、大学教授,无论是受本国教育、或兼受外国教育;其志愿真正能光明正大而坚固笃实者,实百不逮一。这是可从人之态度、辞气、文章的意味看出而不可掩的。这样,中国之学术文化,社会事业与国家政治,毕竟莫有前途。由此我才逐渐省察到前辈教人所以必以立志为本之故。
    志之古训为心之所之,即心之活动之所往。但立志之志,却非只是今心理学上所谓意志之义,亦非全同于一般所谓理想之义。意志之一名,在心理学上,可说是指实现一特定目的之一贯的行为趋向。故一切有目的之活动,无论善恶,皆可称为意志的活动。心理学上之意志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至一般所谓理想,则是与价值判断相连的。理想常是指一种为心之所对的,关于我自己、或人类社会,以至宇宙之未来之一种合理性的观念构造、计划、图案之类。此理想恒为一抽象的普遍者,悬于一认识理想之心之前,而为其所对,并为人希望由自己之力,或与他人合力,加以实现的。如一社会的理想、文化的理想、个人之人生理想之类。至于立志之志,则皆不止于是。我们固可说,立志亦是立一种理想。但此所立之理想,是直接为自己之具体个人立的,不是抽象普遍的;同时不只是立之为心之客观所对,而是立之为:自己之个人之心灵以至人格所要体现,而属于此心灵人格之主体的。此即是要使此理想,真实的经由知以贯注至行,而成为属于自己之实际存在的。故我们与其说,立志是立一个人生理想,不如说立志是使自己之实际的存在成为一理想的实际存在。立志之志,不只是「向」一定的目的,或普遍抽象的社会文化理想人生理想,而是由当下之我之实际存在,「向」一理想之实际存在,而由前者「之」後者。此之谓心之所之。由此而後志可真成为:转移变化此实际之我,超升扩大此实际之我的力量。此种志之为理想,与一般所谓理想之不同,有甚深甚深之义,不能只在文字思辨上了解便够,必须下一真实的反躬体会的工夫,方能了悟。
    我们能了解志之为直接关涉于我之个人的实际存在的,便知志之独特性与不容代替性。一事可由人代作,一般理想可由人代为实现,但志愿则只属于唯一的个人,任何人不能代人立志。立志是绝对的各人立各人的,父子兄弟皆不能相助,而遂志亦是各人遂各人的。通常说继人之志,遂人未遂之志,此是就人所志之内容上说。但就人之志之活动本身说,则人只能自立自遂其志。我如不能自求立志遂志,则我死了,纵有无数之孝子贤孙、学生後辈,与我立同样之志而遂之,我仍将抱憾终古。但此志之活动本身,又是我要使之立就立,要使之遂就遂的。无论我志之内容是否实现,此志之活动本身总是能立能遂而实现的。此即所谓不成功便成仁之实义。
    我们如果知道志为关涉于我自己之实际存在者,便知我之为如何之一实际存在的人,即由我之志决定。我之志之状态,即决定我之实际存在之状态。我们通常恒以显为心之所对的、一些在意识浮面的观念理想,为我们之志之所在;又见这些观念理想,并不能决定人之实际存在,遂以为志并无决定人之实际存在之力量;于是不自信其志,而信外在的权威,信外在的神,信时代的风气,流俗的毁誉,信物势的推移。却不知这些观念理想,只是浮于意识表面之物,根本不是志。志乃内在于我之实际存在,而由深心发出者。如汽车之摩托之内在于汽车,船之舵与桨之内在于船。只要车船之构造健全,舵桨之使用,摩托之动转,是断然能决定车船运动之方向,而决定车船运动时之存在状态的。但是取出而放在车船面上的摩托与舵桨,则为无用之物。此即比方浮在一般人心中之观念理想之无用,而人罕知此原非人真志之所存也。
          (二)志之种类,与志之诚伪,及其转化历程
    我们如果了解了一般人之常混淆一般之观念理想与真志,并昧于志之状态,乃及于人之实际存在状态之义,便当进而了解:吾人所谓志,不特有种类之不同,亦有真妄、诚伪、纯驳、深浅、强弱等程度性质之不同。种类之不同尚易辨,而程度性质之不同难辨。在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程度之志中,选择一表面正当者易,真知其何以为正当者难;知其何以正当易,使之成为真志难;使之成为真志易,而去杂驳成纯一,使之深固而坚强难。此中有层层级级工夫在。故立志之事,未易言也。
    自种类方面说,人之志可分为公私及不定三类。我们通常说,如果我们之所事所为,是自觉的求个人之名利权力地位之增加,是为私;如果自觉的为社会服务,求国家民族之利益,人们之幸福,谋人类历史文化之发展,或为饶益众生,光荣上帝,去实现客观的真美善之价值,则都是为公。至于为切身之需要所迫,以求个人之最低限度的生存,或顺个人之自然的兴趣去活动,或由人之自然的才能之要求表现,去求一事业之完成;而又非自觉要专为一己打算,亦非自觉的为公者;则是一在公私之间,而可归向于为私,亦可归向于为公之人生活动。人在其意识的表面,都知道人之志应导向于为公,并知只志在为私是不好的。故我们如要人作一篇言志之文,人通常总是说他是志在为公的。人们对于一切志在为公的人,亦至少有一表面的尊敬心。此见人之当求有公志,乃人之自然的理性自然的良心所同认。人只要依其良心理性之所在,以求其志之所在,并不是很难的,而是当下即可求得的。
    然而我们把志之诚伪纯驳一问题加入,不只从人之表面的意识中,所透露之良知理性上看,而从人之意识的底层,或人之实际存在状态去看,这问题就复杂了。人并不必是如他自以为是如此,或向人说是如此,而如此实际存在的。人之公私的目标,是常互相移动,或互相掺杂,而且其分别达到之後,亦可互为手段的。如个人之既得名利,可以成我之为社会谋福利之手段;而我个人为社会谋得了福利,亦可成为我个人得名利之手段——由是人之志之诚伪、纯驳,不仅他人不易看清楚;即我们自己亦常不明白,而随时可轻易的自恕自欺。
    但是这个问题,亦有其简单的方面。即我们可暂不从一一存在之个体人本身上看,而专从人生在世,其内在的心灵生活之一般的发展阶段上去看。此约言之,即除了极少天生圣哲或天才外,人如顺自然的道路走,人总是由原始的表面的公志之存在,转变为私志之生起,再转变为以公志之达到,为私志之达到之手段,又转变为以口说的公志,文饰自己之私志,而成假人。人如不用一自觉的修养工夫,人之心灵轨迹便是由向上而向下,成一抛物线的历程。任你英雄豪杰、才人学者,都逃不过此必然之命运。而扭转此向下滑历程者,则为原始的公志之自觉的求生长,并求把一切私志之达到,转化为公志之达到之凭藉,最後求成为真正的言行合一、表裏洞达之真人。
                       
            (三)青年之向上心与其堕落之关键
    这种心灵生活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如此,由于人生在少年青年之第一阶段,其自然生命与精神,总是向上发展的。人之天生的良知理性,在少年青年,是比较在壮年中年老年,自然更清明的。少年青年人尝是最能直接辨别人之善恶是非,富直接的正义感,并能一往的向慕一理想,而真正佩服崇敬古今人物的。但是这只是自然的生命精神之烛,在燃烧时所放出的自然的光辉。此光辉之能继续放出,原于人来到世之岁月尚不久,他虽在世界生活,然皆对世界之事物,无真正的占有。在其生活之发展历程中,一切世间事物,皆如只为其自然的生命精神之流所经过、所运用、所消费,而非其所留驻。人无所留驻,则无真正之占有;人无占有,则其生命精神可无真正之陷溺于物之事;其良知理性即能常保持其本有之光明。此即少年青年之所以恒有一自然的向上心也。
    但是此种少年青年之自然的向上心,常不能久。其所以不能久是因任何由自然的向上心而生起之理想,无论其最初是如何大公无私,而要其实现于事业,则必须人对世间之事物,能有所占有。因人必须对世间事物有所占有,才能在实际世间有立脚点,亦才能在事业之成就上有一开始点。物质的东西与货财,是一种可占有的东西。身体的健康强壮,亦是一可占有的东西。名誉权力地位,都是一可占有的东西。人只要一动念,要实现其理想于此客观的世界,人即必然的须要去多多少少占有这些东西,以为其在世间的立脚点,事业的开始点。人由青年而壮年,逐步表现运用其天赋的才智、德性,以获得知识技能及对人之信用以後;人亦必然可多多少少占有一些物质的东西、货财、名誉地位等。然而人在开始对此世间诸事物,觉有所占有之一刹那,即人之生命精神陷溺沉沦于此诸事物的开始。(亦即人转而回头看其所有之才能知识以至德性,而加以把握占有,以生矜持、自恃、倚著、安排等心病之开始。然此诸病较细微,乃宋明理学家所深论,本文姑不说。)对于此所占有者,人必求保存之并扩大之。此保存与扩大之要求,乃随自觉有所占有之一念,直接的自然的引生而出者。此即一私的目标,一私志。自此私志之本原看,最初亦可是依一公志。因人可是为了一公志之实现,而後求有所占有。然此私志既成,则可与最初之公志相反对,而其本身,又要求自然的永远相续下去,此即成为贪财好名好权之意识,而使人之精神向下堕落者。此是一自然的心灵生活之发展之辨证现象。此处人如无自觉的逆反之工夫,人总是顺滑路,一直走下去。人通常在此,则恒只去自觉自己之最初的公志,以为其一切私志之生起,作自恕自饰,而视此私志无碍于我之公志之存在。实则此时吾人已走入最初之公志之否定阶段。顺自然之路而行,乃只能下堕,而永无上升之望者。由是而人乃渐以公志之达到,为私志之达到之手段,与自欺欺人之具。此即亘古及今,千千万万以上之壮年中年老人,罕能自拔之命运。人类之自古及今之乱原,追根究本,亦在于此。
    此上的道理,说来有一点抽象。但这都是我数十年来,在与人生活及自己生活中所省察出来的。这有无数之具体事实作证。我亲眼看见无数青年时的朋友的精神,依着此自然的辩证历程,循一抛物线而下堕,而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亦曾多多少少帮助一些有理想的青年,使他对世间之事物,能多多少少有所占有,如一点货财与地位之类;又看见他们在开始有所占有的一刹那,即开始失去其原初的理想。此处,各人根器之厚薄浅深,自然不同。根器厚的,经得起困顿贫贱,亦经得起富足与名位。根器较薄的,则在困顿时,尚能挺起脊梁;稍为得意,便向陷溺沉沦的路去。所谓「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为逸乐」,自古叹为人生之大病。然人纵然根器较厚,如顺其自然的道路走,迟早仍终归于堕落。我由此悟到,人在少年青年时之向上心,纯是自然的恩赐,全不可靠。而此向上心之是否能继续,必须有待于後天的立志的工夫。否则烛烧尽了,总是熄灭的。而人之立志的事,则纯为个人自己的事。此与环境无关,他人亦实在帮不了忙。教育之力,不通过人自己之觉悟,亦全莫有用。对此人之由向上而向下的自然抛物线之存在,我是愈来愈看得清楚了。我亲眼看见周遭的人的命运,都在由它作主,而罕能自觉。悲夫!
                       
          (四)宗教、艺术、文学,与志之兴发
    逆反此自然的命运的道路,首在要人深知,人之原始的德性与聪明才智同不足凭仗。人必须由青年时起,便知求有一自觉的工夫,去提挈培养自己的志愿,使之生长。人如已知去提挈培养,则我欲仁斯仁至矣,下面可不再多说。人如尚不知提挈培养,则如何提挈培养,可是一问题。在此我并不相信,只是凭空的教训人「你应该如何如何」有什么用处。而由在上的政治人物去教训人“应当为国家民族人类而立大志”,尤缺乏用处。因此事不能由服从外在的命令而得,而只能由内在的觉悟而得。一切对人之劝导,亦只为启发人之此内在之觉悟而已。
    此内在觉悟之启发,究从何处开始?我们可以说,此当自人之超越感之提起开始。人之超越感提不起,人之公的志愿总是不能生长,总是为其所占有之事物所拖下,而陷溺沉沦的。要提起超越感,宗教与伟大之文学与艺术,恒能直接显出效用。人无论在真正信仰上帝而与神求交通时,或信仰佛教而视世界万物如幻如化时,人皆有一对世间一切有限事物之超越感之呈现。在此超越感中,把我们一些卑下自私的志愿超越了,而有一生命精神之内在的开拓升腾,心灵之光辉之自己的生发照耀。此不是如直接由我们之自然生命精神之烛燃烧时发的光辉之类,而是另一超自然的生命精神,与心灵光辉,在开拓升腾或生发照耀。而人无论由壮美之物而生一庄严高卓之感,或由优美之物而生一润泽和融之感,或由见有伟大坚强的志愿者之视死如归,而生悲剧感,或由见人之役于琐屑渺小之目的,而自矜自诩者之可笑,而生喜剧感;皆可使人对其在世间所占有之有限事物,暂时不复黏滞陷溺,或顿恍然若失,奋然思起。
    但是除了真正献身于宗教或艺术或文学者外,宗教或艺术文学,对于一般人,至多有一时的兴发其公的志愿感情之力,仍不能真正树立其公的志愿与情感。此中之理由在:宗教艺术文学,只能把人之精神暂时移入一超现实的境界,而不能使人长住于此境界。人在由教堂及剧场出来,或放下一文学作品,回到其日常生活世界之後,其由宗教艺术文学而生之一切感动,亦可立即烟消雾散。由教堂与文艺作品所暂时激发出之公的志愿情感,亦可只成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压服的良心理性之暂时发泄,而聊以自慰者。即在真正献身于宗教艺术者,彼对其所献身之宗教、文学、艺术本身,固恒有一无私的志愿感情,但落到现实的宗教事业艺术事业等上,则他们亦可对其所从事之事业,非常固执自私,以与人争名斗胜,而对于整个国家民族或全体人类之公的志愿感情,却常提挈不起。此亦不仅从事宗教艺术事业等者为然,而是一切从事专业的学术经济社会文化之事业者之通病。
                       
          (五)人与其所有物,及大公之志愿所由立
    方才所述之此种病痛的根原在:人无论依何动机去作社会文化事业,此事业一落到现实上,便成一特定的有限的实际存在,并与现实世界中之物质、财货、名位、权力等东西,发生交涉。人在此便仍必需多多少少占有一些现实的东西,才能成就其事业。而人一占有这些东西,其精神即不免于黏滞陷溺于其中,而求保存其所有,扩大其所有。人之精神即当下生出一颠倒,而为此所占有者之所占有。故宗教艺术虽以使人自现实世界超拔解脱为目的,而落在现实的宗教艺术事业上,宗教家、艺术家仍可是一样的俗人。其争利争权争名之事,可并不後人。人如只孤独的过一种灵修生活或艺术生活,而并不想作一客观的宗教艺术之文化事业时,人诚可对世间之一切东西,由货财至名位都不要。这是最高贵的宗教家艺术家的精神。但这种可贵的精神,只能由对世俗之一往的隔离超越,以反显出。而此种精神,毕竟只能成就个人,而不能成就社会之文化事业与国家民族人类之社会生活的。只有此精神之志愿则是一最高等的私的志愿,然而毕竟不是一大公的志愿。人如何能一方本其公的志愿,在俗世从事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事业,既要多多少少凭藉占有运用一些俗世的东西,而又不为俗世的东西所占有,这才是人生在世上最困难的问题。人于此有无数的自欺,亦可以欺人,而掩盖此间题之困难。人于此须经历无数的精神上心灵上生活上的漩涡。人生命的船,须得由此撑过去,但随时可令此船身粉碎,而遭没顶之祸。此处是人之诚伪交感之地,上帝与魔鬼交战之区。我想,不自欺地通过一切漩涡,以免没顶之祸的,只有一条道路。即人必须既不舍弃其俗世所有的东西,又把其所有的东西,为一公的正面的志愿而使用。这事是很难的。但是舍此他求,我们将发现,无论在世间占有多少东西,都不能满足我;而全与俗世一往隔离超越,则我们无论到如何高的精神境界,总有一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感;而人既来到世间,如果我不能把我所占有的特定事物,用之于一公的志愿,则这些东西便必将占有我,使我陷溺沉沦。故除了既承担我在世间之所有,而又消费之使用之于一公的志愿,我是无路可走的。
    我们每一人之人生,有不同深度的三大迷妄。不破此三大迷妄,人皆不能立一公的正面志愿。
    人生之第一迷妄,是以为我于世间无所占有。此是妄说。人都占有了其身体、其身体之一程度的健康、呼吸的空气,及若千使用器物与货财。人只要被一人认识,被一人称许,就有了名;人只要在社会存在,便有一位;人只要能影响其他一个人,就有了一点权力。身体、物质、货财、名位、权力等世间的东西,人总是多多少少具有的。故人在世间,必有所有,此是一绝对必然的真理。不然,则人不能在自然社会存在。故人如自以为他什么都莫有,就是第一大迷妄。
    人生之第二迷妄,是人自以为能安于其所有,而满足于其中。人在一时可自矜自满,但此只是一时之事。过此一时,无不自视有所缺。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名震天下之人,同不能满足。因人尚欲求长生不老,富贵万年、名垂万世。但人纵一切称意,又长生不死,人之永远活下去活不完,仍是不能把人之要求全满足的。而且,人之真永远活下去而活不完,此活不完,亦会成一负担,使人厌倦而觉可怕的。人之不能由其所有之一切,以得完全之满足,乃因人既知其「所有」,此「知」即超越此「所有」,而顺此一「知」,即会另求有「所有」。因而「有知之人」,乃绝对不能于其「所知之所有」中,完全满足的。故我之一切称意而长生不老,如成为「我所知的我之所有」,我仍不能于其中得满足,而仍将感厌倦,而另求有所有。此亦是一绝对必然之真理。故谓人能满足于其所有,乃人之第二大迷妄。
    人能真见得其绝对不能满足于其任何所有中,即可自证其真自己之为超越自己之一切所有之一存在。由此而人可视其一切所有,为自己以外之物而舍弃之,故人可发出一逃出世间之名利、权力,及不要富贵寿考之意志,以至发出一不需要任何在身体外之物质,以及心灵以外之身体之意志。此是世界一切大宗教家之超世精神之根原。此志愿非不伟大,亦非不能充量表现,而使人成一纯精神之存在,住于一纯精神的境界,这些都是可能的。我亦曾一直向慕此境界,但是後来又知道,以个人达到此最後目标,即可使人满足,仍是一迷妄。因此只是把人在俗世之一切所有舍弃,而尚未能将此俗世之一切所有,与俗世中之他人,皆加以安顿,使之皆得其所。而这些东西不能安顿,则此纯精神的世界外,仍是一片荒芜与混乱。而人能自觉到此,则人已不能只住在此个人之纯精神之世界内,而不能真安顿自己于此纯精神之世界内了。
    去此三迷妄所显之真理是:人在世间,既有所有,又不能满足于其所有,又不能一往只弃其所有,以求其个人之超越其所有。因而人生之唯一正路,是一方承担其所有,而一方又消费之使用之于一超个人的大公无私的志愿之前。唯此可以既实现人之超越其俗世所有者之人性,亦使其在俗世所有者,与俗世中所接之他人,皆可在此志愿下,得其安顿。此中有一理论上的必然与定然。你愈思索,愈将见其必然定然而不可移。除此以外,人无正路可走,无路可以成就自己,亦无路可以成就他人与世界。
    人须有一大公无私的志愿,但此志愿之内容,却可有各种。无论平天下、治国、创立一家庭、办一学校、开一工厂,以至从事任何一种社会文化事业,或把我自己造成一有用的人才,同可出于一大公无私的动机,而为依于我们之大公无私的志愿而生之事。而此中之公私之辨,只在一点,此乃人之良知理性所共知:即把我之所有,贡献于超越于我以上之他人、或我与他人集合成之团体、国家、民族、人类社会或宇宙、上帝、佛、菩萨、真美善之境界者,即为公;或为了求能有如此之贡献,而求我之所有之保存与扩大者,亦为公。
    一个人能有一公的志愿,而为此把天所赋与之才力智慧贡献了、表现了、还诸天地了,乃撒手而去,则此人算尽了他的人性,显出了他之为人之最高的风度。此人即生在天堂,死为神明。反之,人只求超越于我者之属于我,成为我之所独有者,即为私;或为达此目标,而表面求对超越于我者有所贡献,以为手段,亦为私。私欲弥天,欲占有世界万物,而我之心,即在欲幽囚万物的地狱中。
                       
              (六)拔乎流俗之心量
    人之良知理性可共知此公私之辨,然而人却终难有真正大公无私之志愿。此乃因我既在世间有所有,则我只求保存我所有、扩大我所有之事,乃顺而易行。在此欲舍弃我所有,如舍离世界的宗教家所为,已难如登山。至于欲负担我所有一切,以求贡献于他人与世间等,则有如负重而登山,再以赠故人。其为最难,思之自知。此中之功夫,当如何用,方能立一大公无私之志,实不易答。但我认为我们对此问题,真要切问而近思,则除在我们自己当前之具体生活中求仁,实亦无处可使人能立此志。一切哲学的思辨、宗教的祈祷、艺术文学的陶养与兴发,及一切政治上的鼓舞宣传,都是间接而较不切实际的,不能使人于此问题有亲切感的。然而所谓于自己当前的具体生活中去求仁,同时亦是最不好说的。因各人当前的具体生活中之情态不同,各人之气质不同,而求仁立志之路道,亦不必同。
    照我的意思,人要求仁而立一公的志愿,皆不能直接从爱一切人类,忠于国家民族之抽象理想下手。这些理想,是归宿处的总持之概念,然而人之真正的仁心与志愿,并不必能从此直接发动。说爱一切人,亦不是当下可以实践的。因我们试对周遭之许多人,一一加以检讨,我们便可发现其不都是我须爱的。此或因其并不需要我之爱,或因其太坏,或因其可厌,或因其与我利害冲突,我不易去爱,我们通常只能作到不恨而与之以礼节相接。婆婆妈妈的爱一个一个的人,既爱不完,亦不算大仁大志。即国家民族,最初对于我们,亦只是一笼统名词。人之求仁立志,便都不能在此下手。然则自何处下手?我认为首应从当前具体生活中,求有一拔乎流俗的心量之树立下手。这亦是一超越感之建立。此超越感,并不是直接由对人傲慢,看不起人而生。对人傲慢看不起人,正是心中有人。此时是心中根本忘了他人。亦不是由欲舍离世间而生。此乃是即我自己份位上,自下升起我之心灵生命精神,而冒至我们营营扰扰的与世周旋之生活之上,而使我之直与天通、虚灵不昧的心灵生命精神之自体直接呈露。此心量或超越感,是无特定内容的。其内容即一上升的超越感与心之高明广大之量。人有此感、有此心量,即能一面上开天门,呈露性德,迎迓天命;一面使此心昭临于流俗世间之上,而对流俗世间之名誉权位,可全不计较。此即人求精神向上初步必需有的修养之道。
    我们说人之身体、器物、货财、名位、权力,皆是人在世俗中所有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中,在人心中力力量最大而最足断丧人之志气的,却是人求名位权力之心。因此一者皆依于我被人所认识。然被人认识的我,乃我之外在化于他人之心者。我不能只求我之外在化于他人之心,若然,则终必致我之外在于我自己,此诸义皆曾于第一篇论人生之毁誉中言之。人欲回到他自己,而提升其精神,则必须自超越其世俗之名位权力之营求始。此乃道释基儒诸教之所同。然前三教皆重直接制伏名位权力之欲,而视之为烦恼、罪孽或妄念。如基督教要人不求世间之权力,不求人知,只求天知。释教是要人去除一切我慢我嗔,而以名为五盖之一。道家要人自问「名与身孰亲?」而学圣人之无名,神人之无功。至于儒家则是要人正面的从我这里,自下而上的直接生起一拔乎流俗之超越感、与高明广大的心量,唯先求一自信,而不期人之必信己,乃使人自然视流俗世间之名位权力,为无足重轻,然亦可不否认其在流俗世间之工具价值。因拔乎流俗之心量,乃一超越流俗,而亦可涵盖流俗之心量。
                       
           (七)把我放在世界内看之涵义
    人在有拔乎流俗之心量时,即有一自下而上的生命精神之升起与开拓,人于此亦即可自动自觉的以宗教艺术文学中之境界来陶养自己,而不只是被动的接受由宗教艺术文学而来之感动。由此而人亦可长住于一宗教文学艺术之境界。但是人即能长有一拔乎流俗之志,而长住于一宗教艺术文学中之境界,尚未能算切问近思的求仁,以立一涵有客观意义之公的志愿。
    此涵有客观意义的公的志愿之立,必俟于此拔乎流俗之心量再超转一步,一方「把我自己放在我的世界中去看」,一方「把我的世界放在我裹面去看」,由此以使向上冒起之拔乎流俗的心量,平顺的铺开,而落到实际。
    所谓把我放在我的世界中去看,此即在自然世界与人间世界中重确认我的现实存在地位。此存在地位,是指我已所有的,而非待我去营求的。此存在地位,一被确认,即把我重置定于世间,而使我能通过自然与他人来看我。我通过他人与自然来看我,不是由求他人认识我而生之好名位权力之心,或向自然求财富一类之活动,而是我能认识之精神,自动的升向广大高明,以包涵他人与自然後,再来认识我自己之存在于我所认识之他人与自然之世界之内。然而在我认识了我之存在于他人与自然之内时,我同时即重置定了现实的我之有限性、现实的我之体力、聪明、智慧、才力、德性之有限性,及我在自然世界、人间世界之处一特定之地位,如居一特定之时空、有特定的身体构造、有特定人伦关系社会关系、属于一特定之国家、居一特定之历史时代等。此等等合以构成我之特殊性。此我之有限性特殊性之自觉,乃与我之对其他人与目然物之有限性特殊性之自觉同时起来。于是我之此自觉,即同时显其自身,为通于我所知之一切特殊者有限者之一普遍者无限者,而兼照顾关切我自己及我所对之他人等之两方面,要求其活动之相呼相应,以存在、以活动、以各得成就者。此即涵有客观意义的志愿所自生之人心根原所在。由此志愿,而人有一公的事业意志。
    我们如果真了解有客观意义之公的志愿之所自生,便知人只本于一原始的向上心,正义感、同情心、而冒出之对社会国家人类之热情的理想,尚只有主观意义而无客观意义。因此时人对于他自己之有限性特殊性、他自己是什么、能作什么,尚莫有真正的自觉。此由于他尚未能通过世界来看他自己。直接依于一宗教艺术文学上之启示而生的,对于世界之较具体的理想,亦常只能引起人之浪漫情调。此理想与情调,恒在其了解世界之现实时破灭。否则恒只转为一破坏性的理想或情调,而想推倒一切。此可帮助革命,然不能成就一任何有建设意义之志愿与事业。此亦因其尚未经历「通过世界来了解自己的阶段」之故。一个人有了一拔乎流俗的高明广大之心量,他可以自觉到:在世界中有具此拔乎流俗的心量之我。然而此心量,是一具超越性涵盖性的心量,其本身是不能真认识我之为世界之现实的存在之有限性与特殊性的,是不知我在世界之实际存在地位,亦不知我在世界之毕竟能作什么的。则直接由此心量,仍不能成就一真实的志业。故人如不由此心量再超转一步,人仍是封锁于一局限的主观世界中。而此超转一步之关键,则在通过世界去看我,把我放在世界之内去看。
                       
            (八)把世界放在我以内看之意义
    我们真要立一客观意义的公的志愿,以成就一公的事业,我们尚须把世界放在我之内看。
    所谓把世界放在我之内,即使我与世界合一。但所谓我与世界合一,有许多歧途。第一、把世界之万物与他人,作为我达到私人目的之工具,此亦是把世界放在我之内看之一义。野心家要征服世界,亦是使世界与其自我合一。此只能成就大野心大私欲,决不能成就公的志愿事业。第二、人在徜徉于自然,或欣赏文学艺术时,亦有一物我双忘,心与天游,与造物者游之感。但此通常只是个人之一时的境界,来则来,去则去,而非个人所能真自主的。第三、人在相信泛神论的宗教时,亦可觉万物皆是神的表现,我亦是神的表现,而一时觉万物与我为一。此是艺术的宗教情调。第四、人亦可本于哲学的理论,把我与万物,用一贯原理加以说明。而人在一心观照此一贯原理时,亦可一时如悟大道,而我与万物之别,皆顿时消泯。第五、人在一消极性破坏性的革命热情出现时,亦可觉整个世界皆一齐震动,我与世界万物皆融化于一泛滥的热情之流中,而更无分别。但这些「把世界放在我之内看」或「我与世界之合一」,通通不是能成就一公的志愿事业的。
    能成就一公的志愿的「把世界放在我之内看」或「我与世界之合一」,不是一现成之事实,不是先在的真理,亦不是一外来之境界,而是在道德的实践历程中逐渐成就,而人生在世,又永无完满成就之一日的。在此实践历程中,人不是把世界向我这裏拉,亦不是以我去拥抱世界;而是我之放开我自己,去迎接世界,或离开我之原来的自己,去承担世界。一切合一,皆是在此迎接与承担处之合一。此所谓迎接承担,乃把除我自己以外,而为我所接触的其他人物本身之独立的生长成就之历程或其向往愿欲要求,迎接下来,承担起来。此即一成己而成物之志。己与物在历程中;成己与成物之志愿与事业,亦永在一历程中。此中有一真正的自强不息之精神在贯注。在此精神中,方有一真正的世界在我之内,或我与世界合一之实感。
    此上所说的「把世界放在我之内看」中世界,决非一囊括万物的世界理念,而是直接呈现于有限特殊的我之现实存在前,而充满其他有限特殊的具体人物之世界,与由此世界依一定次序,所能通到的其他具体人物之世界。此世界即我之环境之世界。所谓把世界放在我之内看,即把我之环境真放在我之内看,而把我之环境中之具体的存在事物之生长成就,与由求生长成就而生之一切矛盾冲突及一切问题,放在我之内看。人唯由此,乃能发出真正有客观意义的公的志愿,然後能依此志愿,以作出有客观价值之公的事业。离此而言任何理想、任何志愿,都只有一时开辟心胸之价值,都不免使人陶醉于一主观之世界,而造成一人生之躲闪与逃避,亦都不能使人有真正的物我合一之实感。
    所谓把我环境中的世界放在我之内看,并不是难懂的道理。人能否如此,相差只在一念之间。然即此一念之间,即天地悬隔。人依其自然的冲动,与表现才能于外的倾向,人初只是视环境为我之生命精神活动的运动场。但在人之自觉的对世间之物有所占有时,人即把其所占有者,与其余之环境中人物划开分别,而与其余环境中之人物,取一对峙态度。由此态度,更引生出一种欲加以利用控制的态度,而与人争名争权争位。宗教文学艺术及一般哲学的态度,则欲由此对峙中超升。至于我们所说之把世界放在我之内看,则是直接把与我及我所占有之物成对峙者,转化而为不与我成对峙者;同时把我与环境中人物之对峙,及环境中之人物,由相对峙而产生之一切矛盾冲突与问题,都视为我自身之内的问题。而我们之每一求此矛盾冲突与问题之解决的事,即都是一有客观意义客观价值的事。由此即可开出真实的有客观意义的公的志愿与公的事业。
                 
         (九)逃避与承担,及公的志业所自生起之根原
    所谓把环境中之事物与其问题,化为我自身之内的事物与问题,即不把一切环境中事物与其问题,推开而使之外在化;却把它加以内在化之谓。如人住在污秽的地方,此污秽与我之要求清洁,有一矛盾,生一问题,我即必求此问题之解决。如果此污秽是在我之房中,我觉此房属于我,我有能力去此污秽,则我必去作一能有客观意义的去污秽的事。但如此污秽是在街上的污秽,我无力去此污秽,则我们通常只想离开此街,以求一新环境,而使我们所感之问题,根本不存在。可见我们通常之解决我与环境间之矛盾的问题,有二办法:一是在我力所得而施的时候,则以改造环境的办法,以为解决;二是由逃避环境以为解决。在前者之情形下,我是视环境在我之内;在後者之情形下,却是推环境于我之外。如果我们于此根本不认此环境为可逃避当逃避者,而把此街上的污秽,当作我自身的问题,则我将立即形成一公的志愿,即根本去除此街上之污秽。而人有此志愿,则会求其实现于一公的事业,如一公共清洁公共卫生的事业。我们可以此例,譬喻一切公的志愿的事业之所由生的根原之所在,亦即一切实践性的社会道德意识的根原之所在。
    譬如我在家庭中,父母对我不好,或家庭中妇姑反目兄弟阅墙,这亦是我与环境中人之间之一冲突不和的问题。在此我可想出家,或逃出家庭至社会。此便是一种逃避,而未能把我的环境中之人物及其问题,视为在我之内者。如我逃至社会,而在社会作事,又见一社会团体中人之互相倾轧,各社会团体之互相排挤,各社会上之阶级之互相斗争,于是使我讨厌社会。这又是一种逃避。由此逃避,或使我入深山,离群索居,或使我发心当一纯粹的学者。但在我学问有成时,我又可发现一纯洁的学术之可为政治所利用,或为商人所利用,于是我又可逃入宗教教会。但我在教会中,仍可发见种种黑暗。我便只有逃出教会,而或到深山中去过一个人的神秘主义之生活。然而此生活之孤独,及人与鸟兽不可同群之感,又或使我再想逃避孤独,回到人间。在此种逃避历程中,人乃永不能有一公的志愿之确立,与公的事业之成就者。然而人如能反此,而把此上所说之某一时所感之间题,承担起来,把引起我之问题之环境中之人物与我之冲突矛盾,都视如我自身以内之冲突矛盾,而依良知理性,以求其原则性的对自己及他人作有效之解决,则我们立刻随处发现涵有客观意义之公的志愿之涌出,与公的社会事业之当作。因在此不逃避的态度下,则我所接之环境、我之家庭、我所在之社会人群国家,都在我的世界中,即都在我之自己之心中。其中有一矛盾冲突的问题未解决,即我之自己之心中有一分裂,有一痛苦,我不能逃出我自己之分裂与痛苦,而必求融和此分裂与痛苦;我即不能逃出我的世界,亦不能不求我的世界中一切矛盾冲突的问题之解决,而使我去抱一公的志愿,去从事一公的事业。故人在知道其无论如何逃避,终无地可真正藏身而自安之後;人唯一的正当态度,便是把自己所接之环境中之一切人物与其问题,视如在我自己之内,而全部承担起来,同时承担此中之一切分裂与痛苦。由我们对于所承担之每一分裂与痛苦,要求一原则性的,对于我与他人同有效之解决法,即开出一公的志愿公的事业之路。为求一公的志愿之树立,公的事业之成就,人自然可以暂时离开其所在环境,或暂隐居以求其志。但是那只是以逃避为一承担之准备,其最後仍将再来求其所感之问题之真实的解决,而行义以达其道。此不能作逃避论。
    我们不能说,人生能不感分裂与痛苦。人有一欲望、一目的活动,即可与环境中之人物分裂而冲突,而此中必然有痛苦,故人生与痛苦相俱。但是人之最大的迷妄,即在常忘却其所感之分裂与痛苦,而求一逃避躲闪之所,然又终不能得,于是悠悠忽忽,过此一生。反之,人能自觉其所感之分裂与痛苦所在,而求一原则性的对人我皆有效之解决法,则人之无限的公的志愿与事业,都可分别在不同人的身上生长起来。人能自觉其病的痛苦,人即生出学医的志愿,去求开出医药卫生的公共事业。人能自觉其愚昧的痛苦,人即生出求知识的志愿,去求开出学术教育的事业。人能自觉家庭的痛苦,人即生出为孝子贤孙以身作则之志愿,去求开出维持家庭道德之教化之事业。人能自觉人与我权利之争的痛苦,人即生出一求人间之权利之分配接近公平的志愿,而开出从事建立礼制法制之事业。人能自觉暴君与极权政治之痛苦,人即生出促进政治民主之志愿,开出求建立民主自由之政治之事业。而我们中国人,今能自觉到视人如物的极权政治之痛苦,中国的分裂之痛苦,中西文化之冲突而相毁的痛苦,我们即当视人如人,而作由极权政治中谋解脱,以统一中国及融通中西文化之事业。总之,凡我们感有一分裂一痛苦之所在,皆是一公的志愿公的事业之生发开始的根原之所在。无论我们之痛苦,是专为自己而痛苦,或兼为他人而痛苦,其原则性的解决法,如是公的,皆可引发生出一公的志愿,公的事业心之兴起。我们之痛苦,有各方面的,其对我个人之强度,亦有各程度的不同。我们之解决此类痛苦之能力,亦各不相同。由是而各人之公的志愿,可各不相同;各人所最乐于从事,并有能力从事之公共事业,亦各不相同。然而人决不会莫有痛苦,亦决不会一无能力,因而决不会不能有一公的志愿,亦决不会莫有任何能力,去参加任何公的事业。由此而任何人皆当求有一公的志愿,并参加一公的事业。虽然人之痛苦之种类,与能力之种类、公的志愿之种类,无人能得而尽论之;然而对于人之如何立志,其下手处,我们却可有一原则性的答案,即:自觉你一生之真正的痛苦之所在,而思其对于自己与他人同有效之原则性的解决,而尽己之力,与人共求此解决,则你将发生一公的志愿,并寻得你所当从事或参加之公的事业。
    自觉你之真实的痛苦,是诸葛亮教子弟书所谓使庶几之志「恻然有所感」,是宋儒所谓知痛痒。生发出一公的志愿,是诸葛亮所谓「揭然有所存」,是宋儒所谓公而以仁体之。除此以外,人可以有自然的情欲、有私欲、有才能的表现,有知识的获得,以至有深远的识见,有超妙的意境,有虔诚的信仰,有神秘的证悟,以至有一广大的胸襟,高卓的气慨,但是尚不足以言有真正的志愿。而只有人在其有一真正的志愿,以主宰其实际存在时,人才真成为一顶天立地,通贯内外人己的真实人格;亦才成为一能开创文化,成就客观的社会事业的人格。此之谓真正明体达用的人。
                                      四十五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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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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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15 20:35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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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怕世人利用坏了么。。
呵呵,早该贴完,这个帖子可以常看的。。
果然是少年清明,果然是老大昏聩。。看过了还继续昏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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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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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27 18:4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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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总算没等多久就点开了,前阵子每次都无功而返。接着转——


            第五篇:死生之说与幽明之际
                        
                  (一)引    言
    最近为丁文渊月波先生之逝世,曾二次到香港之殡仪馆,重使我想到三十多年来,一直关心的人之生死问题,与一些十多年前已决定的见解,今藉兹一说。
    我与丁先生,数年来虽时常接触交往,但了解不深。关于他之学问人品,另有他人作文详述纪念,不在本文之列。我只知道他与其兄丁文江、在君先生,数十年来是努力提倡西方科学于中国的人。丁在君先生因只相信西方医药,曾说宁死亦不请教中国医生。丁月波先生于前年,闻台湾有研究中国医学的学校之设,亦即立刻作文,大加反对。对于在君先生之宁死不服中药,是假定中药有效,亦绝不服用。此并不合于科学家的重实效的精神。而丁月波先生一定不许设研究中国医学之学校,我亦并不知其在科学上之必然的理由在那里。记得读了他那一文後,亦尝窃窃不以为然。但是此次见月波先生之遗嘱中,说要将其遗体送香港大学医学院,交学生解剖,我却不禁肃然起敬。连对于在君先生之一生反对玄学,而临死亦不服中药之精神,亦为之肃然起敬。因这可见他们之提倡西方科学,有一死生以之的精神。然而此精神本身却不是科学的,而是对科学抱一宗教性信仰的道德精神。而月波先生之遗嘱,要将其遗体送交医学院供学生剖解,更明显是望有助于人类医学研究之进步,以造福後人,其道德精神更令人肃然起敬。于起敬之余,我不能不想到:毕竟他这一番道德精神,如今到那里去了?
    但是我这问题,在丁先生生前,是莫有法子向他问的。他根本莫有此问题。他学医的目的,只是要延长人类的生命之存在,而不是要保存他死後的精神之存在。他或正因想到人死後其生命及精神即不存在,然後才要学医,以求延长人之生命及精神的存在。而他纯以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世界,我可断定:他在生前,并不相信他死後之精神还存在,而到另一地方去的。然而在我对其精神肃然起敬之余,我却不禁想到此一问题。然而丁先生却不能答复我了。真正细想下去,此中实可使人对一切人之生死问题,生无尽的惶惑,而感无尽的悲哀。
                       
            (二)人死问题与人之一生之意义
    人死了,究竟其精神是否即莫有?如有,到何处去?此是古往今来,无论野蛮民族文明民族,无论智、愚、贤、不肖,同有之一疑问。此疑问,不只是理智的,兼是情感的,不能只向现实世界求解答,且当向超现实世界求解答。这是人类一切宗教的一根源所在,是无数的文学、建筑…音乐等艺术作品之所由产生,亦是诱导人作形而上的思索之最大的动力。人生只有百年,而生前与死後,则是无限的长远。以有生之年与已死之年相较,直是一与无限之比。则何怪无数的人之情感与思想,由此起来。
    但是这问题,要纯自思想理论上求解答,却有无数的可能的答案。每一答案,都可有各色各样的驳论。因死後之世界,如一黑暗中之无涯的大海。人在此大海边,可以其心灵之光,向任何方向照射,去作自由的想像,或以理智的思虑加以推测,都可如有所见。此黑暗之大海,原不拒绝人作何种之想像与思虑的推测。于是当作一思想理论的问题来看,此问题便可人各一说。然而人亦似永不能有一绝对的标准,以证验他人所想像与推测者之是非。因而纯从知识的立场,我们对此问题,最稳妥的办法,是自认无知,肯定死後世界是一不可知,或于此存疑,或只是静待此不可知之世界送来的稍息。此在宗教上称为启示,而人之对此启示之态度,则为信仰,或不信。消息自己来,人之信与不信,亦人自己信或不信。此消息不强迫人信,亦不同时带来能使不信者必信的证据。人亦常无从知道这一些消息是真消息、或伪造。由是而人仍可—对此消息存疑或不信。
    但是我们在把由自由的想像思虑推测,及由启示来的信仰之门一齐关闭,以求解决此间题的时候;我们却可说,人对于人生之真了解,与对死者之真情实感,却展露出一条由生之世界通到死之世界、由现实世界通到超现实世界,由生的光明通到死之黑暗的大路。此之谓通幽明的大路。
    依此对人生之真了解,我们是不能说,人死後即一无复余的。因除了唯物论,莫有人类之任何思想能证明,人之身体之停止呼吸与肉骨朽坏後,人之精神即一无复余。但是唯物论是绝对错误的。其所以是绝对错误,是由人在生前,已在其生活中先已处处加以证明。此证明是:人在生前,即从来不曾成为一只顾念、要求其自己身体的存在之人。人一直向往着、思维着在其自己身体之外之上之种种物事。人在生前,人之精神实早已时时处处超越过其自己身体存在之间题去用心。即就丁先生之例来说,他在生前,已将其遗嘱写好,要人们在他死後,把他之遗体送给医学院学生研究了。他在生前的心思与精神,已想到其死後之遗体的安排,与其遗体之将被解剖而不存在。他写遗嘱时的心思与精神,乃是一要奉献其身体于人类社会之学术文化的心思与精神。此心思与精神,即是已超出其生前的身体的心思与精神了。
    对于我们此说,有一最坏而最可怜的驳论,就是:如果莫有丁先生生前的身体,谁能写遗嘱?这是依于人之唯物论思想而发出之最坏亦最可怜的驳论。其所以是最坏最可怜,是由于其对于人之心思与精神,全不知自其本身与其本身之所向往者着想,只是翻到此心思精神之背後看。当然,丁先生如果无生前之身体,不能写遗嘱。我们还可以说,如果他无笔砚之物,亦不能写遗嘱。但是我们要知道,写遗嘱是要费精神,同时要费身体的力量的。此所费之身体力量,无论如何的少,都是使丁先生提早一分一秒的时间死亡。如果人只是一求自己身体之存在之动物,则多生存一分钟的时间,亦将好一分,多生存一秒钟的时间,亦即好一秒。谁使他愿意少活一分一秒的时间,来写遗嘱?这只能是他之写遗嘱的意志与精神。他之写尝嘱的意志与精神,乃是要在遗嘱中表达其奉献遗体,以供後人研究,以促进学术文化之意志与精神。他当然不会要求多活此一分一秒之时间。然而他之为写遗嘱,而少活一分一秒之时间,则断然的证明:其意志与精神之本性与其所向,是超越其求延续其身体的生存时间的欲望之上。此意志与精神,于此乃表现为:一与此欲望背向而驰的愿望。此愿望正由其求身体生存之延续的欲望之超越与否定而成就;如何可说此愿望中所表现之精神,只隶属于他之生存的身体?如果丁先生在生前的愿望中之精神,已超越于其生存的身体,则其身体之不存在,如何能成为其精神之不存在的证明?然而反之,我们却可由他之写遗嘱,就是要归于使其身体少活一分一秒之时间,以早归不存在,而由遗嘱以表现其顾念人类之学术文化的精神;以见他在生前之精神,早已超乎他个人身体之存亡与生死之问题之上了。在生前已超乎生死之上的精神,是断然不能有死的。
    这一种人在生前即有的超乎其个人身体之存亡与生死以上的精神,不仅丁先生才有,其实是一切人在任何时都同样能有的。人在生前,要求其身体的存在,是一事实。但人之所以要身体存在,是为的人要生活,然而人不只生活在身体中,而通常是生活在身体之外之自然世界、家庭国家之人群世界、历史文化之世界中。在此生活中,人之精神是处处向着在其自己的身体之上之外的物事,而不是只向着其自己的身体的。有些年轻的小姐出门与戏子上舞台,要化粧半天,亦不是只想她的身体。她想的是在他人心中留下好的印象。人除在病中,或其生活之行为受了阻碍、如走路跌了交,人之精神实从未真想着或向着其身体的。而人之所以怕病、怕身体不健康、怕受伤、怕身体失去自由,而进监狱,只是为成就我们之生活。在生活中,我们之精神,只向着园中的花、天上的云彩、街道的清洁、剧场中的戏、我之事业的成就、我在他人心中之名位的增高、我家庭中子女之教育、夫妇的和睦、朋友的交游、与我国家之富强、人类的和平康乐、历史文化的发展与悠久、以及各种真善美的价值,与古往今来的人物及天上的神灵。即使是医生,他亦只是向着病人的身体,而不是只向着他自己的身体。我们之精神,通常只向着我们之身体以外的东西,而後成就我们的生活,而後我们希望我们之身体存在。我们从来不曾为身体存在而求身体存在。我们只是凭藉身体之存在,以成就我们之生活,与我们之精神之活动。然而我们多活一天,我们之依于物质的身体之自然生命的力量,即多用一分。每一种生活之成就,都依于物质身体中之能力之耗费,即自然生命力之耗费。每一耗费,即使我们更进一步迫近死亡。我们一天一天的生,即一天一天的迫近死亡。这是一平凡的真理,然人为什么并不觉得?为什么世间很少人终日在此想到死、担忧死?此有一简单的答覆,即人并不只生活于其身体之存在本身,而主要是生活在其身体之外之上的世界中。人之精神只要一直注意在此身体以外以上之世界,其身体之存在之日迫近死亡,便可不是他的问题。而且他正须向死迫近,不断耗费物质身体之能力与其自然生命力,然後才能成就其生活与精神之活动。人的生活与精神之活动之成就,即成就在此物质身体之能力与自然生命力之不断耗费,以归于死亡而不存在之上。我们可以说,人的生活与精神活动之逐渐成就,而由不存在走向存在;即依于人的身体与自然生命,由存在以走向不存在之上。此二者是一切人生所同时具备,而方向相反,并相依并进之二种存在动向。在此二存在动向中,人以其身体之走向不存在,成就其生活与精神活动之走向存在。是即人之生活与精神活动,由人之不断去迎接「其身体之不存在」以存在之直接的证明。亦即人之有生之日,皆生于死之上之直接的证明。生于死之上的生,乃以最後之死,成就其一段最大之生,亦成就其生活与精神活动之最大存在。故死非人生之消灭,而只是人生之暂终。
   「终」只是一线之线头,用以凸显整个线段之存在者。而人在有生之日,所以能只想其如何生活,如何运用其精神,而不想到死;正因此人之原生于死之上。至于人之精神本无死,何以又会想到死而怕死,则此亦惟因人之欲留此身体,以更成就其生活与精神活动,如前文所说。非精神真有死之谓也。此中之智慧,惟赖每一人之自思其所以生及如何生,以细心领取。人不能知生,即不能知死。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三)死者与後死者之相互关系,及幽明之彻通
    然人生最大之间题,尚不在其自己之死。人在有生之日,其生即生于死之上,以其身体之向死,成就其生活与精神活动之向生;则人自己之死之问题,皆可不须解决而早已解决。至人毕竟应否不思其自己之死,如何真能不怕其自己之死,则是另一问题。非今之所及,(本书第六篇第五节于此有所论)然人对他人之死,则最不能无惑。家人亲友,一朝化往,躯体犹存,音容宛在,而神灵已渺。谓此躯体之所在,即其精神之所在耶?然宛在之昔客,不可得而再见矣;此音容中所表之深情厚意,不可得而再接矣。谓此音容与深情厚意,即一逝而不存耶?则奈何此音容犹宛在,此深情厚意,感刻于吾心者,可历久而不忘也?然如其精神之尚在于躯体之外也,则後死者又将何往而求之?上天下地,索之茫茫,求之冥冥,虽千百万年而终不能得也!此处即动人之大悲哀,亦动人之大惶惑。果他人之死,动我之大哀大惑如是;则我之死也,其动後我而死者之大哀与大惑,亦如是。而人生代代,所动于後代之人之大哀大惑,亦皆如是。则无数代之人生,亦无数代之大哀大惑之留传不断而已。而吾今日之思及此无数代之大哀大惑之留传,则又将更动吾今日之无限之大哀大惑,而不能自己也。然则人之生也,果若是芒乎?而亦有不芒者乎?
    在此处吾人不能不佩服世界宗教家,对死者之祷辞,与加以超渡之圣礼、作哀悼之挽歌,与修坟墓庙宇之建筑师之用心,实代表人类精神之至崇高庄严伟大神圣之一面,盖其志皆在求破此人生之惑,以寄此人生之大哀,以彻通此幽明之际也。
    然此幽明之际,将何由而证其必实可彻通?人何由确知他人之精神之尚在,且可存在于後死者之心灵精神之前?则此非世间之一切思虑推测与想像之所及,而仍唯有由自人之所以生此大哀大惑中之深情厚意中领取。此所领取者,即吾可以吾之超出吾个人之生之深情厚意,以与死者之超出其个人之生之深情厚意,直接相感此即可实彻通幽明之际矣。
    何谓人超越个人之生之深情厚意?此非一般人之生活中之精神活动皆足以当之。而要必人精神之活动,确为一超个人之目的理想而有,并对具体之其他个人之精神,尝致其期望、顾念、祈盼等求感通之诚者,方足以当之。然而此亦一切人在一刹那之间都可有的。一个在弥留之际的家中之老人,对儿女指点家中的事。一个战场上伤重将亡的兵士, 对同伴呼唤快逃;一个革命党人在病榻中,策划其死後的革命工作;一个社会之任何事业之创办人,在临危之际,对其继承者之吩咐嘱托;以及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之寄望于来者:此通通是人之精神活动,确为一超个人之目的理想而存在,并对其他个人之精神,致其期望顾念祈盼之诚,而表现于死生之际者。此处人明知其将死,已走到其现实生命之存在的边缘,于是其平生之志愿,遂全幅凸出冒起,以表现为一超出其个人之生的,对他人之期望、顾念、祈盼之诚。此期望、顾念、祈盼之诚,直溢出于其个人之现实生命之上之外,以寄托于後死者。此即如其精神之步履,行至悬崖,而下临百丈深渊之际,蓦然一跃,以搭上另一人行之大道,而直下通至後死者之精神之中。而当後死者之感到其期望顾念祈盼之诚中此精神之存在时,则虽铁石心肠,皆不能无感动。由此感动,後死者乃真实接触了、了解了死者之精神与死者之深情厚意。而此感动,则代表後死者本身对于先死者之一深情厚意。于此,死者之精神,是如由其自身超越,以一跃而存在于他人之精神中;而後死者之受其感动,则是後死者自身之精神,自超越其平日之所为所思,而直下以死者之精神为其精神。前者是死者之精神,走向生者而来,後者是生者之精神,走向死者而往。死者知其将死,即知其精神之将由明以入于幽,对人为不存在。而其对生者所致之期望顾念祈盼之诚,则使其立即离于幽而入于明,而不安于其将对人之不存在之表现。至生者之受其感动,则为生者之出于明而入于幽,以感受死者之精神,以实见死者之精神,未尝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存于明。知此可以通幽明之际,知死生之说。而所以通幽明知生死之道,则莫大乎祭祖之礼乐。礼乐亡而幽明之道隔,死生之路断,形上形下之交,天人之际,乃未有能一之者,而人道亦几乎穷矣。
                       
              (四)鬼神之状与情
    世俗之为学者曰:死者不可知。遂任死生路断,幽明道隔,而聊欣乐于人生之所遇,宗教哲学家形上学家之措思于此者,恒谓死者之灵魂自存于形上之世界,或上帝之怀,或住炼狱以待耶稣之再来,或由轮回以化为他生。是皆各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其为是为非,皆非吾今所欲论。吾亦尝对此措思,而亦不反对人之对此之措思。然吾今所欲论者,即凡人之只作此类之措思者,皆一往以知求不可知,而化鬼神之状,为知识之对象,以成被知;终将不免陷吾人之明知,以入幽冥而不返;此非所以敬鬼神而成人生之大道也。凡为此类之说者,皆不知凡只为知识之对象者,皆在能知之心之下,无一能成为我们之所敬;而人之念死者之遗志,与未了之愿而受感动者,皆觉死者之精神,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以感动我,我乃初为被动。必俟我受感动後,而再致我之诚敬于死者,我乃为主动。故我必先觉死者之如出于幽以入于明,而後乃有我之明之入于幽,以为回应,而成其互相之感格。此非视鬼神为被知之对象,陷吾人之明知以入幽冥而不返之说也。故鬼神之状,非吾今所欲论者也。
    鬼神之状,固非吾今所论。然吾人如真识得人生乃以其身体之渐趋于不存在,以成其生活与精神之存在,又知人之将死者恒致其顾念祈盼之诚,而有寄望于生者之深情厚意,吾人又能以吾之深情厚意与诚敬之心,及祭祀之礼乐,以与之相接;则人死之後,非一无复余,人之鬼神为必有,人皆可内证而自明。世间焉有本以身体之趋于不存在,以成其为存在之「精神」,本不限于其现实生命之存在之「精神」,乃随其身体与现实生命之不呈于人前,而即不存在乎?知其存在,而欲使之呈于人前,则唯赖人之通幽明以其道。不得其道,而谓其不存在,亦如囚于监狱中之人,不得其门而出,遂谓广宇悠宙皆不存在之类耳。然此道亦无他,即直下断绝一切世俗之思虑推测与想像,唯以吾之超越吾个人之诚敬之心与深情厚意,以与死者之精神直求相接而已。心诚求之,诚则灵矣。
    今鬼神之状,非吾所欲论。然鬼神之情,则我果以情与之相遇,则可得而言。人之鬼神,「人」之鬼神也。人于生前之所念者,乃其家庭、其乡土、其国家、其所生活之此自然世界、社会人文世界。彼以此而生、而死、而寄望于後死者。则谓其一死化为鬼神,即奔另一不可知之世界,以绝此尘世而不返,而对此世界,一无余情;则我果有情,实未之敢信。吾意人死後不断灭,而由轮回以转他生,皆理所可有。然此所转之他生,亦不过其精神自体之另一表现,其有此另一表现,仍不能忘其在此尘世之此表现,即不能绝此尘世而无余情。果其非绝此尘世而无余情也,此余情必仍顾念此世间及其家,及其乡土,及其国家,及其所尝寄望之一切世间人。吾何以知其然也?吾非以其死与鬼神之状,而知其然也。吾以其生时之情,而知其然也。彼临终谆谆教子之父母,临危而殷殷付托之志士仁人,其对世间之深情厚意,即依于其预知其将死而发,以洋溢于其死之外,以顾念人间,吾是以知其死後而尚在,其情之必继之而洋溢,以顾念人间也。是以祖宗父母之亡,其情必长顾念其子孙;德泽乡土者,其情必长顾念乡土;忠臣烈士、志士仁人为国家人类,而以身殉道者,其情即长顾念此国家、此人类。凡人之情,其生前之所顾念者大,其为情也深,则其为鬼神也,其情之所顾念者亦大,其为情也亦深。故一家之慈父慈母,其情或只限于一家。一乡之善士,其情或只限于一乡。而文天祥史可法,即其情长在中华。孔子、释迦、耶稣,则情在天下万世。而其鬼神之为德也亦然。故孝子贤孙,以其诚敬,祭其祖宗,则其祖宗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乡之人,以其诚敬,祭其乡贤,则乡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国之人,以其诚敬,祭其忠臣烈士,则忠臣烈士之鬼神之情得其寄;天下之人,以其诚敬,祭仁心悲愿及千万世之圣贤,则圣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而凡一家之人、一乡之人、一国之人、天下之人,一切足以直接间接上应合于死者生前之所愿望者,亦皆足以成死者之志,而遂死者之情,足以慰其在天之灵。是皆非徒文学上渲染及姑为之说之辞,实皆为彻通幽明死生之道路之实理与实事,而为吾入之直下依吾之性,顺吾之情之所知,而可深信不疑者也。
                       
          (五)心之直接相感与古今旦暮
    世俗之为说者曰,今昔异世,人我异心,古人往矣,来者方来。史可法在明,文天祥在宋,孔子生于二千五百年前。吾之祖宗之遥远者,亦距吾之生,不知若干世矣。彼等相貌之何若,吾且不知,彼等又何能知千秋万世之後,有如我者之体其遗志,而上慰其在天之灵者?曰,是不然。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人之相感。贵以心相感。吾人可试思,今有人焉,苦心孤诣,成书一卷,印布人间,举世无知;乃遁世居乡,悠然独处。忽得电报传书,谓有万里之外,一读书遥寄仰慕之忱,于是欣然兴感。吾人试思,吾果身当此际,于此读者之一切,果何所知?此实一无所知。吾所知者,唯在万里之外,有此一心与吾相印而已。今又有人焉,老病垂死,有子在他乡,而无膝下孙。忽来信告生孙,遂扶病而起,竟忘其老。吾人又可问,在此老病垂死之人,于其孙之状又何所知?此所知亦只他乡有此一孙而已。吾人再思,晨起阅报,忽闻中华大旱,死者千万人,吾必竦然以忧。然吾于此千万人,又果何所知,吾所知者唯死者皆吾同胞而已。是见人心之所通与所感,本不限于一一皆知其为谁为谁。只知其为人焉,人而有心焉,斯已可为吾之一心之所顾念,而为吾之一心所感所通者矣。故吾之不见古人,古人之不见我,无伤也。我之不见古人,而我之体古人之遗志,而求有以遂之,则我为读者,而驰书万里,以慰上述之举世无知之著者之类也。古人不见我,而我向之致其怀念与诚敬,即足以慰其在天之灵者,则古人为著者,得万里外之知音而兴感之类也。知万里之非遥,则知千秋万世之非远。千载而一遇,犹旦暮遇之也。试思今又有人焉,儿时尝欲登隔江之高山,朝思暮想,阻于父命,竟不得往。及长,遨游世界,身历异地,乘飞机重返家园,不意飞机误降于高山之上,乃安然无恙。于是顿忆数十年前儿时之渴望,而此一久已埋藏心底之心愿,遂豁然开期,不期而遂,宛若犹在儿时,而前尘若梦,盖其数十年中,形骸更易,面目全非,自其身体之物质而观,早已非其故我矣。是知心愿所存,不阅今昔之异;今酬昔愿,昔证今情。昔愿在昔,超乎昔以至今;今酬在今,亦超乎今以至昔。所超者大,而愿之所至者远;愿之所至者远,而所以酬其愿者宏。故愿在一身者,凡一身之所为,皆所以酬一身之愿;愿在一家者,凡一家之人之所为,皆所以酬其一家之愿;愿在乡土国家与天下万世者,则凡乡土国家与天下万世之人之所为,皆所以酬其乡土国家与天下万世之愿。是见人之所愿者,所超溢于其一身之事者大,则其愿之所至者远,而足以酬其愿者宏也。而凡人之超溢于其一身之愿,皆自始不以身存而存,亦不以身亡而亡。古今之忠烈圣贤之愿,皆长存天壤。而吾对之致其怀念诚敬,与吾之所行所为,足以副其所望与所愿者,皆直接慰其在天之灵之所为,而今古无间者也。谓之旦暮,犹病其言之过远。何千秋万世之足云?
                       
           (六)尽己心、尽他心、与天心天理
    世之为说者又曰,吾人之所以居仁由义,孝于家而忠于国者,皆所以自尽其心,而非有他求,亦非必为副古人之所望也。吾人之所以慎终追远,致祭于祖宗忠烈圣贤,亦所以表其不忘之意,自尽其心而已。古人望我,我当如是;古人未尝望我,我亦当如是。祖宗忠烈圣贤之英灵在,我当如是;不在,我亦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由此言之,则自尽其心之意,切于己;而上酬恩德之意,溢于外。曷不只言自尽其心为宜乎?
    答曰:斯言是也,尽美矣,而未尽善也。人居仁由义,皆直接所以自尽其心,固矣。然吾人之所以自尽其心者,亦皆未尝不可兼尽他心也;而我之兼以尽他心为心,亦我之所以自尽其心之事也。充自尽其心之量,则求尽天下万世人之心,正所以大此自尽其心之事者也。是自尽其心之事,不得与尽他心为对者也。童子读书,自尽其好学之心而已。然父母兄姊在旁,欣然相顾,则童子之读书,匪特自尽其心之事;父母兄姊之所望于其子其弟者,亦闻其琅琅诵读之声,而兼以得其所愿所望,而得尽矣。至彼为子弟者,初为自尽其好学之心以读书固佳。然当其回头见其父母兄姊,闻其读书声,而欣然相顾;遂感刻于怀,知不读书无以副其贤父兄之望,乃益自淬厉,更发愤攻读,以期为贤子弟。此其所以期为贤子弟,以酬贤父兄之望之事,仍不外其所以自尽其心而已。然其所以自尽之心者,不亦大于其初之只自尽其一人之好学之心,而其为子弟之德,又不亦尤高乎?然则谓吾之居仁由义,皆兼所以上慰古先之祖宗忠烈圣贤之灵,亦正所以大吾之自尽其心之量,以兼尽古先之祖宗忠烈圣贤之心为心,而高吾之所以为後入之德者。是又何伤于自尽其心、反求诸己之教乎?
    至于谓吾人不问祖宗忠烈圣贤之英灵之是否尚在,吾皆当自尽其心,以致其怀念诚敬之意,则似是而实非。盖吾人须问:此怀念诚敬之意,果有所向乎?抑无所向乎?若其果无所向也,则此怀念诚敬之意,乃直向幽冥而沉,对虚无而陷,何怀念诚敬之足云?如其有所向,而所向者唯是吾人主观虚拟之想像中之印象,或记忆中之观念,则须知印象观念之生起,如梦中之虚影,此虚影亦不堪为人之致其怀念诚敬之意之所向也。怀念诚敬之意者,肫肫恳恳之真情也。真情必不寄于虚,而必向乎实,必不浮散以止于抽象之观念印象,而必凝聚以着乎具体之存在。既着之,则怀念诚敬之意,得此所对,而不忍相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如」非虚拟之词,乃实况之语。言必以同于待生者存者之情,以与死者亡者相遇,乃足以成祭祖之诚敬之谓也。彼死者亡者之死而未尝不生、亡而未尝不存,乃在其精神而不在身体。身体亡而精神昭垂于後世,英灵永在于千古,此理乃吾人上所已言。而人之所以与之相遇,除肫肫恳恳之真情外,不容人视之作一般之理智与感觉可把握之现实存在物想。然人心之一固习,惟于理智思虑与感觉之所把握,乃谓之为实存。于一般理智感觉之把握所不及者,则如捕风捉水之不得,遂以为虚而无实。不知于一般理智感觉之为虚而无实者,由至情以彰至理,则更见其大实。然此要须人先尽去其以理智感觉以把握一切之习,而後可。此正如以手捕风捉水者,风愈捕而愈远,水愈捉而愈流。风水非不实也,止其捕,止其捉,而任风吹于面,水扑于足,则知挠万物莫疾乎风,泽万物者莫润乎水。圣贤忠烈之精神与英灵,皆先生之风,若山高而水长。风之所化,流之所泽,匪特形于可见之文教,亦洋洋乎鬼神之为德,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又体物而不可遗,而只待人之相遇于旦暮。呜呼至矣。
    吾人如知吾人自尽其心之事,可兼尽他心,则知吾之居仁由义,乃既自尽我心,亦上酬千百世与东西南北海之圣贤之心,以及古往今来一切人之乐交天下之善士之心。圣贤之心愿无疆,一切人之乐交天下善士之心愿亦无疆。无疆则无所不覆,无所不载,无所不贯,而凡我之生心动念,真足以自尽我心,亦同时兼尽圣贤之心与一切人之心,心光相照,往古来今,上下四方,浑成一片,更无人我内外之隔。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是见天心,是见天理。又何有死生幽明异路之足言?死生皆一大明之终始,岂有他哉。
    惟此所言,虽皆未尝溢出由知生以知死之一步,然已泄漏过多,未免张皇。吾为此惧。善读者能信则信,不信则疑。终则悟者同悟,迷者暂迷,如曰不然,请俟来哲。是非口舌之所能争者也。至于依行求证之道,则自复祭礼存祭义始。
                                四十七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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