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审慎[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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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审慎
——关于约瑟夫·布罗茨基
作者：羽戈
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散文好过诗歌——他的诗歌，我只喜欢《祭阿赫玛托娃百年》和《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两首，而他的散文，《小于一》与《文明的孩子》是我私人推崇的经典——当然，这是我的偏见，正如我一直认为小说家阿尔贝·加缪的哲学随笔——如《西西弗的神话》与《反抗者》——好过小说——如《鼠疫》和《局外人》。与加缪一样，布罗茨基也是在不惑之年便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笼罩。这是别样的荣耀，因为倾向于肯定终身成就的诺奖自开盘以来，能在一个作家的盛年时期提前给予青睐，举世仅有这二人。不过我们也必须佩服诺奖的明智，如果他们的动作稍微迟缓半拍，加缪就可能亡于地中海的阳光和巴黎的车祸，布罗茨基也可能死于心机梗塞，文学史上又多了两个无法弥补的托尔斯泰式的缺憾。
比起加缪，布罗茨基的作品少了些许温暖和慈悲，多了刻薄的反讽与俄罗斯人特有的沉静。正因为这种沉静，或者说冷寂的性格，才使得他与加缪对世界及人生的同等固执里，丧失了后者的宗教感和道德激情，但却一样狂热，只是他的狂热是冷的，远离巴黎的沙龙味道，而接近于俄罗斯北方的冬天。那是爱、宽容、勇敢和偏激的混合，甚至还容许放荡与戏谑情绪的现身。“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爱”，布罗茨基永远也说不出加缪这样决断的话，尽管他们的灵魂异常亲近，但他的表达是经过苦难的冰块冷却的。这是他的一贯语调，出自他的自传：“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我从布罗茨基的文本里读出一种对现代人而言已经失传的美德：审慎。而这种德行，闪现于一个奔放狂烈的诗人身上，更近乎于不可思议。但这又很实在地发生。所以说，布罗茨基是一个矛盾体。纷繁的冲突游荡在他的命运的各个切面，难以消停止息。譬如说，诗歌与散文，他以诗人名世，散文却遭受着更热情的赞誉。他笃信诗歌的价值永远高于散文，乃至在身份的金字塔中，诗人也应高于散文家，这是他在写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与散文》中所持的立场。但该如何解释这位女诗人——以及他自己——从诗歌到散文的转向呢？他给出的答案有些中庸，却不无深意：“诗歌实际上并未蒙受什么损失：如果说，诗歌在形式上有所损失，那么，就力量和实质而言，它仍是忠于自我的，也就是说，它保持住了自我……茨维塔耶娃在转向散文时，也发展了自我，但这确实对自我的反动。她的孤立，不是蓄意为之的孤立，而是迫不得已的孤立，是外来的强加，这些外在的因素有：语言的逻辑，历史的环境，同时代人的素质。”这是鼓励，还是批评？恐怕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反省。这是诗人的审慎。
在文学——特别是诗歌——与政治的纷争中，布罗茨基的态度明朗多了。那些参加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典礼的幸运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这样铿锵有力的声音：“……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是一些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文学在对国家的态度上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这声音的主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认为，国家的哲学、国家的伦理学、国家的美学——永远属于“昨天”，是逝去的事物；而文学，却是“今天”，甚至是“明天”，它代表着未来。这是时间的政治学：后者不应该被前者所催眠，而应该主动将沉睡的前者唤醒。“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这可敬名称的命运。”最后一句话是针对诗人的祖国而呼喊的。20世纪，在“那个最不公正的国家”，文学遭遇到了政治最惨痛的伤害。
当文学及诗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政治意义，它所担当的重量可能会使它呼吸困难。在《文明的孩子》这篇纪念诗人奥西普·曼德里施塔姆的文章里，布罗茨基展示了这一困难的真相：“（诗歌）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某一具体的政治制度，它对整个存在制度提出疑问。它的敌人也是成比例增多的……”因此，曼德里施塔姆对20世纪苏联共和国的态度，完全不是一种公开的敌意——“他不过是将这一局势视为存在现实的一种更糟糕的形式，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挑战。”应该承认，布罗茨基的这种做法，一面加重了文学与诗歌的意义空间的韧性，使它们进入永恒的语境——如他对阿赫玛托娃的评价：“她的诗歌将留存下去，因为语言比国家更古老，因为诗律总能比历史更久地留存。事实上，诗歌很少需要历史，它需要的只是一位诗人……”——同时让政治的力量快速消亡，因为比照文学与诗歌的恒久，政治的寿命太过短暂；而于另一面，放大文学而打压政治，难免有一些一厢情愿的心思夹杂其中，而将希望寄托于永恒之神的审判，即使不能断定为布罗茨基的悲观，但至少，铜墙铁壁般的冷酷现实让他深重忧虑，让他没有信心对文学和诗歌短时期内战胜政治敌人的战役表示看好。其实，他不否认自己的悲观，尽管他已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一个庞大的专制帝国的解体。
据说这两大事件可以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历史也从而宣告终结，自由民主体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然到来。可在其后的1993年，距离布罗茨基病逝还有三个年头，他的悲观习性不改，又挑起了与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一场论战。在这场被我称之为“政治家遭遇诗人”的争论中，双方都局限于身份和立场，而没有顾及对手的感想，只是一味地自说自话。也因此，论战虽然表现为短兵相接，但其实质却是虚幻的，它不过是对希腊人柏拉图建构理想国之时关于是否应该将诗人驱逐出政治城邦的争吵的现代重复。这终归是个遗憾，至少对布罗茨基而言，他错过了一次“朝向太阳舞蹈”的机会。他是个诗人，一个厌恶和鄙弃政治，而不是珍视政治生活的诗人，这没法改变。
我需要对这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做出解释。一个我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文学与政治的争论中，我们一直在问：文学应该干什么，以及，文学是否该为政治服务，怎样服务等——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文学为什么”的目的论走到“文学是什么”的本体论，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这里被问题化的仅是文学，而不是政治。这已潜在地设定了政治的价值高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效用，都取决于这个高度。这种做法，用孙歌先生话说：“政治被概念化和简化，被以‘大政治’的方式抽离日常生活，变成一个空洞的权力符号，而现实生活中随时发生又不断变化、盘根错节的日常政治却似乎与普通人并不相关，或者即使进入人们的视野，也被草草回收到大政治里去。在这样的思考模式流行之时，要害的问题不是导致文学的概念化，而是导致政治的概念化。”政治概念化的后果，是一种“反政治”价值观的出现：“那些看上去很具有政治色彩的姿态和言论，其实仅仅是缺少政治感觉和政治判断力的抽象演绎，在思想界流行一时的所谓‘政治正确’的姿态，正是政治感觉匮乏的典型样本。”这带给文学的恶劣影响，是使真正富于政治感觉的文学精神被孤立悬隔（如鲁迅）；文学的头脑里，政治只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卑劣与丑恶景象；最严重的一点，是文学对政治的反抗，如布罗茨基式的，由于它反抗的对象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是被压缩和处理过的“观念性的政治想象”，这使得它只能徘徊在政治的外围，并不具有足够的杀伤力，最终，文学精神被悬空、被虚化，与生命的感觉和人性的关怀产生隔离，而成为一种自恋的疯狂。
所以，我坚持认为，诗人布罗茨基的悲观，乃至文学的失败，问题不是出在文学身上，而是出在文学对政治的印象上。说到底，这是政治的问题。“当政治被描述成可怕而肮脏的暴力时，远离政治变成了人性的选择。以朴素的人道感情取代政治判断，以观念化的抽象推论消解现实难题，这是近代以来发生在很多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者’最常有的行为模式。文学，常常被用来承载这样的‘人道主义’，而这样的‘人道主义’却往往最远离苦难的现实，也因而最为透明和抽象。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或多或少被这种‘人道主义’文学打造了阅读习惯，并且把这习惯直接推演为所谓的‘社会政治批判’。”对一本韩国小说的阅读，使孙歌推出这个结论，可它同样适用于布罗茨基。这个诗人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者”。
发觉了问题所在，是否会使文学与诗歌的失败局势有所改观——这却让我悲观起来。如果说现代思想大师列奥·施特劳斯将“讲政治的哲学家”定义为“政治哲人”有他的独门依据，那么我确然找不出诗人之作为“政治诗人”的理由，特别是当我想起布罗茨基对站在讲台上的哈维尔的婉转言论的批判，想起布罗茨基对诗人的定性之后。关于诗人，布罗茨基在瑞典皇家学院的领奖台上宣称：“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和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称之为诗人。”在祭奠阿赫玛托娃的诗作里，他写下对诗人的赞颂：“伟大的灵魂，你找到了那词语/一个跨越海洋的鞠躬，向你/也向那熟睡在故土的易腐的部分/是你让聋哑的宇宙有了听说的能力”。对于这样一种以寻找感觉、寻找词语为志业的人，强迫他们进驻政治的内核阵地，等于毁灭他们的肉身，让他们“第二次诞生”——而新人的面孔，早已偏离了布罗茨基的绘制。
或许，诗人之于政治的最大作用，就表现在他对政治的拒斥上，表现在他通往政治之路的惨败上。诗歌与政治并不供奉同一个神灵，诗人必须晓得这个道理。惟有如此，他才能永享诗歌的神圣荣光，才能拥有一颗自由的灵魂。“一个自由的人在他失败的时候，是不指责任何人的”，一场演讲里，布罗茨基这样告诫多半为流亡者的听众。我要再次强调，这是诗人特有的审慎，布罗茨基的困苦身世，很完美地演绎了这一古老的美德，这一所有德行中至高的德行。甚至，正是出于这种美德的感召，布罗茨基以一个卑微的孩子的形象作为他的自传《小于一》的结尾：“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室，有三排课桌，领袖的画像在教师座椅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张由两个半球构成的地图，其中只有一半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上他的座位，打开书包，将钢笔和笔记本摆在课桌，抬起头，准备静下心来聆听那一番胡言乱语。”
2005年3月18日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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