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的悲剧
王育赋
    一
    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婚姻简直是一团糟，吵吵闹闹，没有一刻宁静。他们的结合也许可以视为一个错误——李梅亭和陆子潇弄巧成拙，成就了他们的姻缘。不过其实呢，即使没有李陆二人的“催化”，在三闾大学，方鸿渐理想中的对象也唯孙小姐而已，孙小姐看不上陆子潇，也多半会嫁给方鸿渐。
    没有理由说他们俩不合适。一个是获得过假博士的“游学生”、副教授，一个是大学毕业生、讲师。在三闾大学那样的染缸里，两人同甘苦，勉强维持着一点知识分子的斯文与尊严。然而，一旦恋爱关系确定下来，由距离导致的美感顿即消失。方鸿渐发现孙小姐不再来看他，而且很有主见，而不由得“对她的训练的技巧甚为佩服”。这所谓佩服的背后，实则潜藏着苦恼和游丝一样的一种绝望。渐渐地他也斯文扫地，如妇人一般，计较着每一件不足齿及的小事。尚未结婚，他便对婚姻产生了颓废的思想，认为“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资本了”。方鸿渐只有油嘴的本领，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并不强，甚至因此遭到了陆太太的讥讽。孙小姐说他狗一样跟着赵辛楣，话虽不雅，却也不虚。方孙两人都是要面子的人，又同时缺少包容和宽容的心理，似乎总伺机和对方苦斗。孙小姐还算有些贤淑妻子的品性，比如数落李妈、在陆太太面前替方鸿渐说好话等等；我们的方先生却太缺乏大丈夫的气概了，心胸的宽度甚至在女人之下。他们不富有，但起码不缺衣少食；他们不显赫、不高贵，但也决不低贱；他们没有天高的学问和天大的本领，但起码都曾在国立大学任过教席；他们没有别墅，但小房子住着，也自有小房子的情调。然而为什么竟吵闹不断，终至于家庭破碎、夫妻心碎呢?没有感情基础么？显然不是。方先生对孙小姐是有过怜惜和深沉爱情的，便是闹翻以后，他还“蓄心要待柔嘉好”；孙小姐也“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没有感情，大抵就不会如此了。我以为问题在于方鸿渐向“虚”而孙小姐趋“实”，这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假使方先生同苏小姐结了婚，“战时物资委员会”处长的位置便是他的了，那么夫荣妻贵。方家对于亲家的态度，也要恭敬许多。方先生可以同苏小姐吟诗作对，或者携手趋入实业，过一种殷实的、小康的生活，这都要幸福得多。——不就是为着追求理想、财富和尊严么？理想，我们从来就看不见；尊严呢，也始终躲躲闪闪，在不明处，是要靠自己去体会的。
    事实上，苏小姐后来的堕落未尝不是源于曹元朗的熏陶。她戴着眼镜在轮船甲板上看书的景象，使我们敢于这样推想：如果她嫁给方先生，也许会走另一条路。方先生不见得非当处长不可，他可以凭着岳丈的关照，去更有名的大学做教授。如果能够这样，我们不妨去猜，方先生和苏小姐都能获得拯救——来自对方的拯救。
    假使方先生和孙小姐不回上海而是继续留在三闾大学，情况也不会那样糟糕——而且，说不定，还是个值得我们学习的美满婚姻榜样呢。
    二
    一条长长的木质楼廊里闪过聂玉玲老师优雅的身影。她款款地走过，停在颜克民老师宿舍的窗外，犹疑着，思虑着，终于坦然地敲起了颜克民老师的门。她说：“颜老师，……”
    是不是有谁在暗中安排呢？他们两人先后来到这所位于县城边上的学校，住在这青砖的楼房里，过着他们的年青的生活。聂玉玲老师曾经为了被划为“右派”的父亲的安危被人胁迫着，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史。她为了摆脱离开了的前夫的纠缠，自愿来到这所偏远的中学任教，脸上常不由地有一种忧郁的色彩，而微笑的时候，青黛的双眉入鬓。她单纯、沉静、温柔而且正直，并处处显示出为人师表的气度。颜克民老师因为受到“时代的厌恶”，远离了故乡那座城市，来到这里。他有着知识分子的沉思的气质，常常在备课时，面对青灯黄卷，停下笔来，点燃香烟，兀自沉落到无穷的思索里……自己漫漫的一生，就要全耗在这里么？他只好沉默着，默默地起居饮食，默默地走过楼廊去给学生授业解惑。这里的一切和自己多少格格不入，只有……只有聂玉玲老师——楼廊里鞋声近了，会不会是她呢？
    他们太吻合了，几乎是无可挑剔的。这“巍巍县中”里的人际事务的复杂，丝毫不逊于三闾大学。聂玉玲老师常和他说起学校里的事，感慨着，并联系到自己对于人生理想的想法。他能说什么呢？更多的时候，他只有沉默地吸着烟卷，呆看着火盆里熊熊燃烧的木炭。他们自己搞过饭菜，也曾于黄昏里到学校近旁的山脊上散步。所及的谈资，仍是学校里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些事情。从长长的楼廊里、从悠长的日子里穿过来，他们知道在疲惫之余，已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他们都知道自己在依恋什么。
    聂玉玲老师太认真了，她不知道她的理想对于这污糟的社会来说，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东西。各种规则、制度，有时只能留在抽屉中的文案堆里，并不具有实用的性质。然而她试图用螳臂去挡车。她到底被调离了。她在费解、迷惑和愤懑之余，突然感得了解脱的轻松。但是，颜克民老师呢？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又似乎已无法分开……
    “聂老师，你说过，你会写信？”
    “我会的。你也说过，你会回信。”
    “有机会的时候，我来看你……”
    ……
    作者何士光先生太残酷了，留给我们这样沉重的遗憾！这爱情故事过于凄美，使我们读罢无端地感到无力，感到必须补偿些什么。作者高明的一笔，使我们坠入无奈的渊薮。他阐释道：
    “——要是你不知道、不明白，那又何必匆匆地说呢？要是你知道、你明白，那又何必匆匆地说呢？……”
    ……
    多年来，每次读完《青砖的楼房》，我总不能释然。它掀起了我记忆中珍藏着的求学时代的往事。同样是腐朽的、长长的木质楼廊，并且在那楼廊的尽头，住着一位丰润的年轻女教师。她的气蕴、她的步态乃至于她和美的声音，都和我想象中的聂玉玲老师没有二致。其时我正处在青春觉醒的年代，所以竟而暗暗地恋爱着她了。隔着婆娑的桂花树叶看到她捧着作业本走过楼廊，心里每每无端地升起一种难以排解的痛苦。
    生活同艺术一样，只把悲剧留给我们。
    三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然而实则只不过为自己罢，因为悲剧已然铸定，子君在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已经走入了死亡。再深刻的悔悟，也只是为了活着的人去“遗忘”旧事，获得新生。“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涓生这样解释着，但这反更说明了他的空虚。
    不要以为涓生对子君没有过爱情，而只有肉欲和同情。但是涓生对子君的爱建立在肉欲和同情之上，因而象一个失眠患者的睡眠，不牢固，不踏实。涓生值得批判的，是自私和软弱。他在同居生活中渐渐地感到疲累了，而把所有的罪过加于子君身上。“……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这自私的念头便在他的心里。一个过于自私自爱的人，是不大能想到旁人的感受的。这时候的涓生眼里，子君已成为一个不快乐并且将这不快乐传染给了自己的保姆，连“阿随”和油鸡们的存在，因为要来争夺他们的口粮了，而都成为了她的罪过。涓生没有承担家庭责任的勇气，只想逃脱，到通俗图书馆整日地消磨时间，至于最终认定了子君的拖累，并说：“我已经不爱你了！……”
    涓生这样地“把真实说给子君”，其实并非什么真实，而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或者说自欺欺人的行为。假使他有足够的财力，悲剧或许能得以免除。涓生的所谓不忍背负着谎言度过一生，其实难以自圆其说。他一说出所谓的“真实”，换来的不是子君的轻松，反而是她黯然地赴死。便是他自己，难道从此就轻松了么？不也一样地痛苦着，悔恨而又悲哀，还要“用遗忘和说谎”做他的前导？
    作为受害者的子君，已显露出中国新女性的曙光，使我们敬佩、怀想不已。她把涓生视为自己真正的爱，毫不怯懦，也毫不矫情。她大无畏地傍着涓生走着，“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连涓生也不得不承认，“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她甚至为了爱，跟她的家人闹翻了。她小心地、细致地经营着小小的家庭，饲养油鸡和阿随；做饭菜，虽不是她的特长，但她于此“倾注着全力”。她自愿做出牺牲，一双手兀自地变得粗糙了，常无所顾忌地大嚼起来。这正是子君在自认为获得幸福的爱情后在私自领域里的“放纵”。涓生失业后，她鼓励道：“只要干起来！”甚至即便她到了临死，也不忘了把几株白菜和剩下的铜钱堆放在一块，预备给他“以较久的生活”。子君的赴死，并非对被涓生遗弃的恐惧，她是大无畏的。然而她心碎了，面对着自己亲炙了那么久而今毅然背叛自己的男人，她对于爱情的美好的怀想如同遭了洪水猛兽。她终于从麻木中惊醒，然则惊醒的一刻，已濒于毁灭的边缘。
    物质资料在婚恋中占有多大的重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和别的每一个人成为知己，更不可能和每一位异性都发生出亘古不变的爱情。有的人终其一生没有“知心”的朋友，有的人注定不能获得纯真的爱情。涓生并非没有经历过爱情，但似不宜于婚姻。他舍不得奉献，不愿意牺牲。
    对我来说，《伤逝》是有过深刻的教育意义的。我不讳言，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大抵是感动于鲁迅先生文字的优美，感动于“我”（涓生）的忏悔的精神，而并不感到涓生人性发育的不完全，只是无意识地替他们的结局惋惜、怅然！那时我十九岁，还没有学会从更深的角度去看问题。后来我在一本流行的读物上读到一则与涓生们相仿佛的爱情悲剧故事，翻然悟到涓生的可批判之处。
    《伤逝》自诞生以迄于今，七十五载已逝。然而我们发现，这个小说在今天仍有极强的社会意义。今天，迷信爱情的女子越来越少了，而涓生式的男人却越来越多。
    四
    保尔和冬妮娅的结局也许不算悲剧，应该说是皆大欢喜的，虽然他们也都曾为此有过痛苦。他们的出身注定了他们不能结合。冬妮娅是“资产阶级的女儿”，她明快、骄傲，爱读小说，崇尚个人享受；保尔却以战斗为生命，以革资产阶级的命为自己的使命，怀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保尔的一生必须是在水深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奔走呼号，而如果将年青的生命付诸惺惺相惜的个人爱欲享受，保尔认为没有出息。然而，冬妮娅会跟他爬上火车，到远方去战斗吗？
    保尔把爱情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要的是并肩战斗的“革命夫妻”。这比起政治联姻来，少了对个人利益的考虑，添了革命救世的精神。然而，这样的爱情合理么？
    而冬妮娅的对于爱情的想望，是满布着小说的味道的。她愿意为爱情奉献，但不是非得投身革命。她的个体生活理想是建立在古典小说中那种温存情愫之上的浪漫爱情，是闲适自在地、诗意地走过一生。保尔固然是理想主义的，但也没有理由说冬妮娅是现实主义的。我们不妨说，保尔是大乘的济世的佛，冬妮娅则是小乘的修身养性的佛。
    是的，他们显然都是理想主义者，虽然两者的生活走向是多么不同。有时候，性别决定各自的观念，而本质上并无区别。
    冬妮娅对保尔的爱终于被毁灭了。我们尽管对此满怀叹惋，但却不必悲观。他们各得其所。保尔不会沉溺于男女爱欲和个人享乐，他靠战斗生活，他当不起冬妮娅诗意的、纯粹个人化的爱情。
    五
    “爱情应该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涓生这样说。
    品评着文学作品里形形色色的婚恋悲剧，目击着现代社会里遍地开花的离婚热潮，翻然悟到文学与现实惊人的一致性。文艺创作者偏爱悲剧，他们横下心来，巧妙地将主人公逼入绝境：将子君逼入死角（《伤逝》）、将特丽莎逼入死角（《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将玛拉逼入死角（《魂断蓝桥》），使我们思索、迷惘，并永久记忆着。返顾现实，我们惟有落寞的一笑！
庚辰年暮秋·温州

读过。
其实不经幻灭，也不可能勘破情关：）

为什么要勘破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