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说不鼓励去作某些方面的尝试，而是想说有资格、有功底去作这样类似中西文化结合探索的人极少极少，苛刻点说，目前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现，而且不大可能出现在诗人这一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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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说中西文化结合探索该由谁做，谁能做，现在很难说得清，就连“诗人”一词到底何指也说不清楚！是能写好诗的人，还是好写诗的人？是写诗数量很多的人，还是诗写得很好的人？是偶尔才写诗的人，还是时常写诗的人？是写不好诗偏懒得改的人，还是写好几首好诗还精益求精的人？是闭门造车无病呻吟的人，还是深入生活生动反映准确提炼生活的人？本来这不是问题，但从网上看，这可是大问题！

今天抽时间细看了一下南华的几个回帖。死亡问题是一种纯个体的感受，这个倒真的是需要“各依资质”。趁着这夜晚的灯光，我想侧重来闲谈一下文言诗词的问题。就算灯下夜话吧。
偷个懒，还是从这帖子里找两首例子。
秋草    （风愁予）
灵根莫道不禁寒，野火严霜践未残。长是此心枯谢早，那时花落玉阑干。
河满子   （南华）
握笔指尖渐痛，端杯茶味微酸。埋首满桌书卷里，不知天暖天寒。倦了抬头望去，夕阳又在窗前。
烦恼未来去处，忧伤似水流年。旧日戏言说尽了，如今都到身边。幸有夜深梦里，偶然一片蓝天。
二者所表达的抽象场景是相似的：现在和过去。如我前面帖子所说，两首也都是有一定境界的东西。前者是一种对生命代谢的思索，后者是对过去纯真逝去的怅惘以及对成长的困惑；前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后者更侧重于个体本我。不过，这些哲理涵义我不想过多去深究，这里想先就其形式而言。
这两首东西，一眼读过去，从形式上给人带来的古典感受明显是不一样的，前者更纯粹一些。这一点稍有些古典文学功底的人都应能看出来。而南华的这首词虽然比较单薄，也不够微婉沉郁，但显然不是打油。于是带来一个话题，是不是用了诗词这个格式，字数，格律，押韵都对了，有了意境就可以说这是一首古典诗（词）呢？说实话，对这个界限的划分我很迷惑。
南华自己在前面帖子里说了，他比较推许嘘堂兄所说的文言诗。而他这首，可以说是一首改良了的文言词。和我读过的嘘堂兄的一些实验作品相比，少了许多象征符号，因此在我看来，显得更加清新明晰一些。 -- 关于西方现代流派的象征和我们“意识流”老祖宗李商隐典故式的“象征”区别，以前我曾经在读天台兄快风十议有感中约略提到过，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进一步做过深入的思考，只好先藏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展开，我也很愿意加入。
如果说，以前看到的嘘堂兄的一些实验诗，近似于用古风来写超现实主义的现代诗，南华的则近似于用词来写当代散文诗。而对二者的观察，我发现了二者的一个共性，那就是偏重于对个体的关注。于是，话题又回到我自己为了简化讨论而想尽量绕开的诗词所表达的内容上来。归根到底，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
南华词中所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感觉：童年的回忆与怅惘、成长的困惑 - 一个发问：“人为什么要成长？”，也就是说，童年既然这么美好，未来那么多烦恼，为什么我们还要长大。我曾经想过，如果我用一首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词来表达的话，我应该怎么写？想了很久，觉得自己无从下手。因为我发现事情并不仅仅是将“蓝天”改成“青天”或“阳春三月天”那么简单。用散文，我能很轻易流畅的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事实上我也写了不少。再想了想，似乎这种个体成长的怅惘从来就不是哪位前人词作里表现的内容。而对一些更多带有古典抒情色彩的现代诗或者散文，如郑愁予、余光中的一些作品，我发现将其改编成一首纯粹的古典词并不是太困难。
于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南华这首词里想表达的注重个体的理性思考并不适合用纯古典意义上的、更倾向于抒情的词这样一个体裁来表达？
也许这个问题有点画地为牢，但我正力图将问题说的尽量精确一些。
最后，不能不说，对于保持古典诗词的生命力而言，南华的这首带点“文言”性质的词相对于嘘堂兄的文言古风更具备优势。嘘堂兄尽管在现代诗和传统古诗词方面的功底要深很多，但他的实验古诗，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属于普罗大众的 - 即使是一百年以后中国人的平均智慧进化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更赞同南华的这种探求。尽管这个味儿还不是那么纯粹。

讲到这里终于亮剑了。

终于读完了，画个圈儿。：）

呜呜，你这个圈画的不够圆。

呵呵，你教我画罢。我一向只会画直线，一个字，好，两个字，不好，完了。：））
顺便说一句：
旧日戏言说尽了，如今都到身边。我觉得和“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差不多。

复旧时月色兄：

“风骨气象在清人以前一直是论诗的主流，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历来不是很高看职业或准职业诗人的缘故，所以批评家比较重视作品所承载或指向（甚至附加）的东西，对字句本身的运用（也就是纯文学性的工作）给的关注不多。”
风骨气象二者要分开来看，前者更多的是内容，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上的要求，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文字渲染而带来的氛围。二公子曾经有过一篇关于诗的视觉效果的文章，对气象而言，也可以参照一看。事实上中国古代也不是不存在职业诗人（确切讲应该说是写诗人吧，我们说的诗人都是指有一定艺术成就的），从唐代以诗取士以来，写诗已经成为了读书人，官员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且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几乎凡是从事政治这个职业的，教书育人的，个个都是职业诗人，没有一个不会写诗，好坏不论。当然纳捐得官的要另论，因为这本身是对那种制度的破坏。
“所谓熟语我认为而是一种类似于典故的东西，或者成为习惯性的文字。也就是已经被约定俗成含有某种特定概念的情境，它有时是作者本身修养的一部分，刻意的避开其实和刻意的使用在性质上区别好象并不大，因为结果都会隔离文字与感情。”
只能说类似于典故，理论上说是大于典故。但靠生典僻典来写诗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很容易成为类似孔乙己的茴字有多少种写法的炫耀。只能说任何事情都不能走的太远。

紫雨兄：你看，我浑身上下哪有什么武器。。。

这个我前面说到过，似乎不是将“蓝天”换成“青天”或者“艳阳天”、“三月天”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把相对现代的观念和思想塞进较为传统的表达方式里，有可能是条可行的路子，改良或许比革命容易些。
但这句词本身并没有什么超出于古人的东西，和后面的梦里一片蓝天性质上有不同。
旧体诗词不是非得要有古典的感觉才好，南华这首词本来不是走古典这一路，拿这个标准衡量，恐怕不很合理。
在字面上追求尖新和在内涵上追求尖新，追求尖新和只追求尖新，似不尖新实则尖新和纯粹的尖新……为打倒旧世界而打倒旧世界与为创建新世界而打倒旧世界……
…………………………

城南提到的“西方现代流派的象征和我们意识流老祖宗李商隐典故式象征的区别”让我想起了自己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初步观点。
在读诗词翻译作品时，曾经有人建议我从现象学入手对原文和译文在物象、场景、情感等方面的处理进行分析和比照。西方理论长于思辨，与之相对应的其作品往往也可以置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系统中进行条缕分明的解读，私意此法虽不宜用于对旧体诗词的评论，而于翻译作品及理解东西方文学的某些差异或能提供一点借鉴。
现象学的基本观点是将意识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带有明显意向性的活动，其研究对象则是主客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世界。现以此观点来看文学创作，则作品呈现的意识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作品本身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一为作者在创作时表现现实之我的感知形态。西方文学的象征手法属于前者，中国属于后者。故西方之象征可以寻出其本源的意识，而中国旧体诗词中象征的本意则难以做到纯客观的重现。这种区别也造成了两种截然的诗评现象：西方的有些作品可以脱离作者而只就文本作分析，中国则极为重视作者年谱的编撰，文本必不能离开其人之生平而独立存在。
觉得这题目其实很大，两者区别牵涉到方方面面，想到一点先说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