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情深曾几时
　　“阿哥，咱们什么时候去抓麻雀啊？”周作人带着笑呆呆地问道。
　　树人瞟了弟弟一眼：“没看见我这儿还要看书吗？去去去，一边儿玩去。”满脸的尘土周作人对着哥哥吐了吐舌头跑开了，那边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小弟建人在太师椅上小盹。
那年，鲁迅8岁。
　　三兄弟的感情一直都是很好的，一来大哥长弟弟不少，二来三人的成长又基于家庭的变故，自然懂事得早。鲁迅作为大哥，是周家长子，内心深处蕴藏着更多的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言语中也常自然地流露出一种霸气。二弟作人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在迎奉着大哥的同时也要有着做二哥的威严，骨子里充斥着或许多年来颂读古文经典的中庸。建人开始真正成长的时候两个哥哥纷纷外出求学，自然，建人便一直是作为小弟弟的姿态出现在两个哥哥面前。
　　鲁迅和周作人相距四岁，是兄弟间挨得最近的，再加上周作人既聪明又随和，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情分自然比旁人也厚，有点什么趣事，常常合着伙地干，很少相瞒。
　　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周介孚因牵涉一场科场案被关进了杭州监狱。父母怕株连孩子，赶忙把他们安插到离城不远的大舅父家避难。周作人当时还有溺床的毛病，早晨起床，常把席子溺得透湿。时间长了，受到的讥讽就慢慢多起来，甚至连“乞食的”话儿也吐出了口。鲁迅知道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滋味不好尝也得吞下，但他又不愿让周作人的心灵多受刺伤，于是就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亲戚家的白眼。周作人年纪尚幼，居然对这些艰难浑然不晓，一直到后来读了鲁迅关于这段生活的回忆文字，才知道哥哥对自己的庇护是多么地无微不至。
　　半年后，家中又遇不幸，养病的父亲突然狂吐起鲜血来。为请名医，家中忍痛卖掉了田产。“名医”最后是请到了，可用的药却格外稀奇古怪，药引更是难找，什么几年的陈仓米，经霜三年的甘蔗，什么“蟋蟀一对”，旁边还注着小字道：“要原配。”百草园中虽蟋蟀众多，但要捉到“原配夫妻”却也不易。为此，鲁迅把周作人找来，事先商定好见了那“虫夫妇”就一人捉一只，好在兄弟间也配合惯了，费了一点周折后，总算捉到了一对，用棉线缚了送进药罐里。
　　然而，奇草怪药还是没有救得父亲的命，不久老人家便溘然长逝了。但兄弟间这次在困境下的倾力合作，却深深地铭在了两人的心中，一直到兄弟绝交以后，他们仍忘不了这童稚时代留下的故事。儿时毕竟是不谙世事充满着童趣的，鲁迅在《伤逝》中用年轻人的凄凉爱情去映射了这段曾经的美好回忆，当周作人念到这篇虽讲的是凄美的爱情却与自己紧紧相扣的故事时，也不禁挥袖感叹儿时的美好了。
　　有一年的秋天，江南桂花飘香，家里的大人在桂树下歇晌。鲁迅和周作人出人意料地开始表演起自编的儿童剧,手舞足蹈，把大人们逗得乐不可支。在人家的小孩儿还在围着母亲要洋钱买糖糕的时候，兄弟俩的创造天赋就开始渐渐展现。
　　冬天，家中盛水的大缸里结了一层薄冰，鲁迅敲碎后捞了来分给弟弟们吃，三人咬得满嘴爆响。当然，他们也有扫兴的时候。还有一次，鲁迅从一张“老鼠成亲”的画中得知元宵节晚上是老鼠成亲的日子，于是与弟弟一咬耳朵，睁着眼睛守了一夜，结果啥也没看见。第二天，周作人干什么事都无精打采，但对兄长却毫无责备之意。
　　当然，兄弟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譬如性格上自小就截然相反。鲁迅正直敢为，不平则鸣，在是非间是个毫不甘沉默的人。周作人则和顺平静，用心专注，不爱惹事，即使在不良的环境中也能随遇而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兄弟不同的个性真正主宰了他们一辈子。
　　有一次，他们听说附近新台门王宅的私塾有个叫“矮癞胡”的先生，对学生特别苛刻，凡学生要小解，都须事先请求，得到了“撒尿签”后才可上茅厕，对此，三味书屋的同学都很骇异。然而鲁迅不光是骇异，第二天中午，他便率领“义师”去惩罚，到达后，发现无人，大家便把愤怒一股脑儿地泄向了“撒尿签”上，将它们尽数撅折，还把“矮癞胡”的笔筒墨砚覆在地上，以示惩戒。在这一场大闹中，身为大哥的鲁迅敢作敢为，俨如主帅，而周作人却虽动手出力，但是绝不打头。周作人从小便温文尔雅，鲁迅自幼的批判与革命使着两兄弟骨子里就有着必然的矛盾，若启明与长庚般不能同存于天际。
　　在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也有趣地反映了他两个哥哥小时候的性格：
　　(大约是1894年新年)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父亲)便叫拿来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作一声地还给大哥了。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又叫我“十足犯贱”，这意思，是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
　　二哥却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大概没有起绰号,给人以难堪这类事吧。从小弟的观察里，显出了大哥的尖刻、不饶人与二哥的宽容。二人个性的差异是鲜明的，从小的性格差异与今后二人的人生发展紧密结合在了一起。鲁迅的尖刻不饶人反映在了他以后的文字与和人的斗争中，而周作人中庸妥协的个性贯穿着他的一生，不能说这是一种悲哀，这或许只是上天的安排。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56年，但就是这56年，他为中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学历史留下了宝贵而不朽的作品，如借人之眼，述己之言的《狂人日记》，诙谐而又不乏深刻的《阿Q正传》，都成为了永恒的经典。鲁迅作品中举足轻重的杂文和书信也因为他的文学性与历史性在经历了几十年时光之后仍然熠熠生辉。
　　鲁迅自小便酷爱读书，祖父曾是晚清进士，家境一度非常宽裕，鲁迅与其弟周作人自小便有机会和条件去接受比较好的私塾教育，这为此后二人成为在国学研究上造诣颇深的大师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鲁迅年少时资质聪颖，且又好学，十三、十六岁时因祖父受贿案与父亲的去世，家境每况愈下，但鲁迅仍是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国学基础与对新学的向往于1889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许寿裳在《鲁迅先生年谱》中记道：“(鲁迅先生)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可以说，鲁迅已经不是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产物，而是一个充满着新思想、新观念的时代进步的典型代表，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二弟：周作人的散文闲适、冲淡，少有人间烟火气，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是散文中的佳品，他深厚的国学底蕴与温文尔雅的性格特点促使着他写出几乎不逊于鲁迅的白话文来，或许二者又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鲁迅的底子里透着坚毅，透着不饶人的尖刻，而周作人自小内心的抑郁，性格中懦弱中庸的一面自然与鲁迅文风相异，或许两人只有在同翻译一部著作时才能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周作人的出生或许就带有传奇性，虽然他在76岁写回忆录时一再强调：“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征兆”。但是曾经有段传说，说周作人诞生前他的堂房阿叔夜游归来在屋内看到了一个白须老人，白须老人消失了，周作人也伴着他的哭声呱呱坠地，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或许传说并说明不了什么，或许传说也只是一些人的谈资而已，但周作人83年坎坷的人生经历，让我们不得不去考虑他的吉凶、臧否了。不管人们怎么说，这“白须老人”的形象却已经深深地印在周作人的心上了，以至于50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
　　周作人的内心深处自小就充满着“忧郁”，尽管当时他的世界还是快乐的，但是幼时家境的变故与时代的变迁，让幼小的心灵从小就在天性与自然的美好中充斥着无形的压力，这压力或许无从而来，但隐隐的渗透了他的全身，幼年的周作人是与祖母住在一起的，他中庸尔雅的性格和自小与老年人住在一起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他的祖母传统而内敛，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象。”
　　“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
　　周作人从祖母的苦忍守礼里，第一次领悟到封建礼教压抑人本性的残酷，第一次唤起了他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由于周作人九岁时祖父犯事而关牢监，所以据周作人自己回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开始于1885年到三味书屋去附读，由此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许那个时候的感受是直观而感性的，但他念的第一本经书是《上经》(即《中庸》的上半部)，之后又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孔孟老庄是必读的课程，不能不说这中庸之道影响了周作人的一辈子。
　　鲁迅的启蒙教育虽也是在三味书屋，那个江南小城铺着青石板的路旁的一间古朴的老屋，他们都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典籍的原始熏陶，但是两兄弟的人生道路恰恰从这里潜伏下了深深的差异，可以说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式的所谓正统教育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周氏兄弟。
　　梦到醒时春已逝，醉未休处是扶桑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鲁迅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他决心不顾人们的嘲笑奚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1898年5月，鲁迅穿着青布衫向祖母和母亲磕了一个头，带着行李走了。其时，周作人正在杭州服侍着收监的祖父，未能给大哥送行。到了南京后，鲁迅只能靠鸿雁托书，关心和督促着两个弟弟，希望他们能发奋努力，将来成为有用之人。一直到第三年的正月二十五日，鲁迅度完寒假后返校，特意绕道杭州才和周作人匆匆地见了一面。
　　别后，周作人十分伤感，回到屋里伏在香油灯下，以去年春天大哥写给他和周建人的《别诸弟三首》“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之原韵，和了三首。
　　1902年1月，鲁迅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恰巧逢上江南督练公所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二十一岁的鲁迅被选中，漂洋过海，去了日本。远在东京的鲁迅，更加怀念自己的弟弟们。他给周建人买了许多书，端端正正地写上名字寄去；同时又给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邮去了自己的近照，照片背面上写了一溜蝇头小字：“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周作人收到了鲁迅的相片，轻轻地念着照片后幽默风趣的题词，忍俊不禁之中仿佛又听到了大哥那平静舒缓、兰青官话中带有绍兴方言的声音。
　　鲁迅初到日本时，人生地疏，日本同学又常常对他另眼相待，抑郁之情顿生，百无聊赖之际，受藤野先生以及其他瘾君子的影响，接触到了陪伴鲁迅度过了一辈子的东西——烟草。
　　鲁迅曾经说过，烟和写作是他用来替代女人和美酒的，据鲁迅先生描述，他的灵感是由烟而引发的，在烟雾缭绕之中他感受死火的力量，他体味坟的孤寂，他在烟与自身的交流中回味着人生的三昧，嗅着野草的芳香，沉醉着旷野里的梦。
　　然而他抽的都是劣质烟，劣质程度也几近极至，或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这个一代大文豪吸的烟竟是如此之劣。而就是因为劣质烟，鲁迅最后终于肺病，二三十年劣质烟的熏陶，十几年的肺病乃至肺结核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日本的时候鲁迅与周作人同是公费留学，生活窘迫，而且家中老母亲与正在求学的三弟毫无生活来源，何况作人又开始了自己与家境并非太好的羽太信子的恋爱，生活上两兄弟更是拮据，鲁迅作为长子和大哥，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经济的负担，抽廉价的劣质烟，便是他节约以供家庭的第一步，何曾想到，这个或许不经意的举动，最终持续了鲁迅的一辈子，并影响了他的一辈子。
　　转眼到了盛夏。一天，老三周建人独自呆在绍兴家里，忽见一个剪着短发、脚穿高帮皮靴、一身旅行装束的人从家门口走进来，放下背包行李，笑吟吟地看着自己。他定睛细瞧，禁不住叫了起来：“啊，是大哥呀！”听到大哥回家度暑假的消息，周作人也即刻从南京赶回绍兴。自此，兄弟仨整天泡在一起，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他们从国家谈到民族，从爱国谈到革命。当两个弟弟听到鲁迅在日本结识了革命党，并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和许寿裳、陶成章一起出版了月刊《浙江潮》，欣喜之极，竟然忘记了吃饭睡觉。周作人当即表示今后一定要像大哥一样，读书毕业后也去日本。周建人也嚷着要走大哥的路，鲁迅一想到家里的老母亲，就好言劝慰三弟，还是留在家里，一边陪伴母亲，一边自学，并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这样好不好？”周建人不高兴地回答道：“我不要你们养活。”鲁迅一惊，又问：“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周建人一见大哥动了真情，再想到大哥平时常跟自己说，我们兄弟要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家的话，也就不再使性子了。
　　在日本的前几年，鲁迅就开始给国内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杂志撰稿，以及翻译一些原版的文章，他救国救民的虔诚之心正在此时渐渐地萌发并且成长。
　　就像鲁迅在《故乡》中一句话：“这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到日本是怀着玄奘西天取经的心态的，由于他在国内接触了不少改良派书刊以及西方现代文艺与哲学的译著，可以说当时中国文人感时忧国的传统在他身上已具体化为渴求理想的强国之路，也让鲁迅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与世界文明的差距。
　　与此同时，鲁迅年轻的感情也开始渐渐在沉寂的求学过程中迸发。总是坐在前排的一个扎着学生辫的女子吸引住了这个中国时代青年的目光，每每她的一回眸，一笑，都会引起鲁迅的注意。他越来越觉得女人的重要，以至于后来在国内鲁迅抽着劣质烟自嘲地说：“我烟瘾那么大，是用来代替美酒与女人的。”这个女人的出现在鲁迅的生命中几乎是昙花一现，他们沉醉在年少轻狂的幻想之中，鲁迅曾书信于家，草草地提到了这个日本女人，但作为周家这个大家族的长孙，处处都限制在传统的封建模式中，鲁迅不能选择，最起码现在不行。
　　1906年6月，鲁迅在其母的一再催促下回国与指定的媳妇朱安成亲，由此也演绎了一段几十年如一日凄凉的情感故事。其妻终日与婆婆相依为命，由于得不到鲁迅的爱情，也从没有和他同房，作为一个女人承受着莫大的压力，这或许也是导致后来有人传出因鲁迅与弟媳的谣言致使兄弟失和的一个原因。
　　1905年，周作人去北京参加公费留学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同月，随鲁迅首次赴日本，已经学了四年医的鲁迅自觉“以医救人只是救人躯壳”而从此弃医从文，按他的打算是：第一步要出杂志，第二步，要翻译介绍俄国和东欧的文学作品，其弟也积极参加了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周作人也从此开始了他几乎是一辈子的日本情结……
　　不几年后，周作人开始恋爱了，他相中的是个日本姑娘，叫羽太信子。这对民族歧视很严重的日本来说，一个中国人能有这样的艳遇，可以说是不多见的，更何况女孩子长得既白净又俊气。两人相识在赤羽桥头，在周作人最失落的时候，信子的出现无疑为正郁郁寡欢的他打了一支强心剂。到了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恋爱已是瓜熟蒂落，两家商定了日子，打算结婚。为此，周作人又是高兴又是烦恼，因为当时周作人的开销主要是来自官费，一旦成了亲，就远不够花费了。为了成就弟弟的学业和小家庭幸福，鲁迅决定放弃自己在东京的第二步文学活动的计划以及去德国深造的机会，准备回国谋事。
　　周作人在日本选择了与鲁迅一样“完全日本化”的生活，住日本的下宿，穿普通的日本学生服，吃便宜的下宿饭，过着他们认为有趣而充实的生活，这种对日本生活的切身体验以及与中国古朴传统的历史在周作人心中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他仿佛忽略了中国当时社会与日本的明显反差，而更追求着二者的沟通。周作人在他的《药堂杂文.大学的回忆》中写道：
　　“我自己在东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过一次家，我称东京为第二故乡，也就是这个缘故。”
　　周作人在日本期间的思想受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很重，无论是“重个人，张精神”思想的形成，还是对虚无主义的关注，或多或少，一来由于早在南京时《苏报》案中引发的对章先生的钦佩之情；二来章太炎也是浙江同乡。在多次的交流与学习中，周氏兄弟与太炎先生间建立起了良好的朋友关系，这为两人此后更好地接受新学，更好地崇尚科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兄弟俩在日本时就不停地创作新文学，不断地翻译国外的进步书刊，《天义报》、《河南》等进步杂志报刊就成了他们当时重要的文学阵地。
　　周作人在日本除了做必要的学问，学有用的科学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他与日本女人的联姻。这个名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子一时间闯入了这个中国的时代进步青年、一个当时中国文坛正在崛起的大家的世界，周作人留下了很多关于自己的文字与文章，这其中也包括感情，包括女人，抑或别人的感情和别人的女人，他是个喜欢谈论自己的人，但惟独这个他生命中可以说影响最深的女人，他几乎只字未提。
　　他写过他的初恋：
　　“我不曾和伊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地看过伊的面貌和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伊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伊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端详伊了……(伊)在我性生活里总是第一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情，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他写过娼女：
　　“……卖淫足以满足大欲，获得良缘，启发文化，实在是不可厚非的事业。若从别一方面看，他们似乎是给资本主义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说是为道受难……”
　　他写过失恋：
　　“……譬如有一对情人，一个是希望正式地成立家庭，一个却只想浪漫地维持他们的关系，如不在适当期间有一方面改变思想，迁就那一方面，我想这恋爱的前途便有障碍，难免不发生变化了……本来得恋失恋都是极平常的事，在本人当然觉得这是可喜或是可悲，因失恋的悲剧而入于颓废或转成超脱也都是可以的，但这与旁人可以说是无关，与社会自然更是无涉，无大惊小怪之必要……”
　　周作人的作品中关于女性的着实不少，但对于自己的爱人却隐晦不提，或许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私家秘史，还是只是出于对爱人的怜惜，后人自然是不得而知的，但是羽太信子作为日后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交流的屏障成了今天众人频频非议的对象。
　　周作人摒弃了家乡的遗风，毅然在日本与一个家境平平的女子相恋并相爱，因为周作人是次子，母亲也没有干涉，在1909年，两人便开始谈婚论嫁。鲁迅因为5年前自己被母亲的逼婚深知二弟的难处，作为大哥和朋友的他，果断地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国谋事，并在微薄的收入中节衣缩食，每月给周作人寄钱，可以说周作人是在哥哥的援助下艰难地度过自己在日本的最后几年的。1911年，在母亲与鲁迅的催促以及鲁迅亲上日本的劝说、敦促下，周作人携夫人羽太信子回到老家绍兴。
　　会稽城中存初情
　　周作人携夫人在母亲的和鲁迅的催促下，从日本依依不舍地回到了故乡绍兴，那个典型的江南小镇，这个养育了一代师爷的地方，到处弥漫着水的气息，到处是戴着毡帽急行的村人。
　　“姆妈！”周作人身着浅灰色中山装，油光的头发，锃亮的皮鞋，然而这一声荡然古老的喊声，一下子把周围人的疑虑拉回到了曾经的年代，那个串着童真，挂着童趣，兄弟仨在水边嬉戏的年代。
　　老母亲在建人的搀扶下，迈着小脚蹒跚着拥入儿子怀里，早已泣不成声，这个可以说最乖的的儿子终于回到了自己身边，一旁的儿媳呆呆地矗立。听着对于她来说完全陌生的绍兴方言，俨然一个局外人般看着发生的一切。
　　可是就从这一天开始，羽太信子后来在周家专权的种子就深深地埋下了。
　　由于信子娘家的家境并不好，当初，羽太一家在商讨和周家的联姻时，曾经欣慰地感慨“信子要嫁到那么大的一个家族去了”，信子又有几个兄弟姐妹尚小需要供养，所以鲁迅和周作人拼命工作和撰稿得来的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汇往日本的，这又无疑加重了周氏兄弟的负担。不多久，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来到绍兴与姐姐同住。
　　这时候周建人尚在当地的学堂接受维新知识的熏陶，但已然长成了又一个时代进步青年，标致的五官，匀称的身材，处处散发着刚成年男子特有的气息。
　　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初次见面，是在1912年的夏末。
　　那天下午，周建人从学堂回来，腋下夹着书本，跳下同学的自行车，奔着跳着就往里跑，他知道这时候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二嫂的妹妹，已经到了。他穿过一座石板桥，百草园中的花草正盛着，假山艳朵处处留存着江南夏日的气息，可周建人顾不着这些，快步到了堂前。只见堂下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年轻女子，耷着头，头发深深地向后梳起，日本典型的女人头，看不清面貌，但周建人分明看到了她白皙的皮肤，红润的脸蛋和柔美的身姿，他不敢出声，生怕惊到了她，正从旁门蹑手蹑脚地进去。
　　“建人。”信子用生涩的中国话喊道，与此同时那太师椅上的女子也抬起头来闪着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顿时周建人不知所措，两人四目对视，脸上泛起了红晕。年龄相仿，正值青春之时的年轻人，害羞自是不可少的。在周建人看来，二嫂的介绍未免太礼仪化了些，自是懒于搭理，双眼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对方，一股天真的冲动在恍惚间闪耀。
　　……
　　“建人，快，跑快些啊！”芳子在后面手舞足蹈地喊着，建人一手把线，一手拿着线圈，沿着溪边跑着。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芳子开心地叫喊着。从没有放过风筝的这个日本女子，在中国和周建人第一次体验到了年轻人应有的欢乐，芳子天真地想，与建人在一起或许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
　　面对羽太芳子与建人日渐成熟的感情，老母亲满心欢喜，因为他一直盼着建人的婚事，鲁迅又忙着为生计奔波，作人在生活中飘忽并探寻着，都无暇估计弟弟的儿女私情。只有羽太信子，对两人的感情变化了如指掌，其实她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她并不十分愿意建人与芳子的结合，因为周氏三兄弟中，在她看来周建人的学问、能力最弱，前途尚不能卜。但作为周家惟一一位生了儿子而变得有分量的媳妇，她需要更大的权利和影响力来证明自我。同时却又因为体尝着寄人篱下的痛苦，不能难为了这对年轻人，所以也不过多干涉，但也不是放之任之，可见这个日本女人内心的复杂，抑或可以说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复杂，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羽太信子成为周氏兄弟最终分裂的起因。
　　但最终建人和羽太芳子还是成了夫妻，而且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22年周建人离开北京去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
　　几年后的事实却是现在的他们谁都不愿意见到的，周建人与羽太芳子不曾知道，年轻人的幻想与憧憬，浪漫与激情会在刹那间烟消云散。在婚姻的躯壳下面，周建人与芳子的感情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可能曾经的路都是一种年轻人的冲动与轻狂，也或许就是一种宿命。
　　枝繁叶茂生嫌隙，手足终却起风波
　　周作人自从娶了日本妻之后，鲁迅在隐约中地感到了兄弟间在感情上的变化。虽然两兄弟在作文以及政治意见上有着分歧，但其实导致这个变化出现的直接原因来自弟媳羽太信子。
　　这个平民小户家的日本女人，却摆出一副讲排场摆阔绰的花架子。儿子上学念书，出门归家她都要用包车接送，家里除了有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外，就连收拾屋子、洗衣看孩子的女佣，她也要分门别类地雇上几个。平时自己更是出手散漫，有时，一桌饭菜做好了，她突然心血来潮，重新包饺子吃，小孩生病，哪怕是最一般的头痛脑热，她也要请外国医生坐轿车来诊治。
　　几次，羽太信子穿着一件新做的镶花镏金边旗袍走到院子里，用自己生硬的中国话到处询问着仆人自己的装饰打扮：
　　“唉，王妈，你看我这缎子怎么样啊？”
　　“李叔，你瞧我这型咋样啊？”
　　……
　　说得好听了，她报以笑脸，说句不中听的了，她立马一个白眼，最让鲁迅接受不了的是那天曾有仆人讨信子欢心了，信子竟然挥手将刚做了一年的绸缎被褥送给了他，尽管那时鲁迅和周作人都有了可观的收入，但是这绸缎被褥毕竟不是什么低廉的物品。
　　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月薪三百元，加上稿费和讲课费的收入，和一般职员相比称得上是高薪了。他每个月都把全部的收入交到羽太信子手里，再加上周作人的工资。按理讲这日子该过得很宽裕了。然而到头来，鲁迅还得四处向朋友借贷。后来，鲁迅实在看不下去了，先是劝周作人跟弟媳说说。周作人表面应允得很好，待见了信子后，依然由着老婆使性子。当然，惮于大哥的威严和经济上的供养，在很长时间里，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恼怒，还不得不掩盖在恭顺的外貌之下。周作人怕惹是非，随遇而安，有时，他为了求得太平，能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甚至会做出糊涂得令人无法理解的疏懒与忍让的举动。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弱点，在家族成员中，他第一个成了被羽太信子制服的人。以后凡是要差丈夫去做他不愿做的事，只要搅得他不得安宁，无法读书，就一定会迫得丈夫俯首称臣，奉旨而行。有一次，周作人跟鲁迅说，打算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同住，鲁迅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今后只要继续奉养他们以足天年，也就问心无愧。更何况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又有什么必要非到中国来呢？周作人当下很不高兴。后来鲁迅追究起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后才知：“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胡搅，他就屈服了。”
　　鲁迅待弟弟、弟媳虽然仁至义尽，但对不合理的事，该反对的他还是要反对，该指正的，他还是要指正。有一次，羽太信子的孩子在纸糊的窗户下玩火，几乎要酿成灾情，鲁迅发觉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信子听后很不舒服，晚间丈夫回来，她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进起谗言来。起初，周作人犹不以为意，后来这类的言语听得多了，心中慢慢地也起了芥蒂。
　　鲁迅平时很喜欢孩子，只要侄子侄女们来玩，他就高兴，常买些糖果食品给他们吃。信子心胸狭隘，上次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寻机渲泄，一见孩子吃了大伯的东西，马上就窜了出来，当着鲁迅的面骂孩子，还严厉地呵斥说，今后不准吃别人的东西。这不由得使鲁迅尴尬万分，只得自我解嘲地说：“看来穷人买的东西，大概也是脏的吧！”话虽说得轻俏，心中泛起的酸楚，几乎激得他要落泪。不久，他又从孩子的口中得知，他们的父母还私下里关照孩子：以后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一个人冷清煞，他心中备感哀凉。
　　1923年的7月13日，鲁迅和周作人逛东安市场回家，发觉气氛有点不对头，周作人进了屋后也一直不见出来。到了晚上，鲁迅没见二弟他们邀请自己一起进餐，便胡乱地吃了点就睡了。第二天起床，他依然觉得家里沉寂得像没人一样，平时孩子们上学去的喧闹声也听不见了，除了板着脸的信子偶尔出屋露几次面外，其他的人都好像在有意地避着他似的。鲁迅感觉到了一种无声的压力，并且随着他表面上的冷眼相观而不断地加强着。到了7月19日，终于转向了总爆发，周作人拿着一封信来到了鲁迅的房间里，朝桌上一扔就走了。鲁迅瞧见信皮上写着：“鲁迅先生启”的字样，脑子嗡地一下热了起来。他迅即拆了信封，展开信笺，只见上面涂了一段极其简单的文字，大意是“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鲁迅把役工唤到跟前，让他传个话，想和周作人谈谈。不一会儿役工回话说，周作人不想见鲁迅。就这样一直僵持到8月2日，鲁迅再也不忍让大家都浸在这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生活下去了，决定自己搬出亲手置买的八道湾的房子，把它和盘谦让给了二弟。
　　八道湾这座宅子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周作人的太太信子手里，鲁迅必须把每个月的收入交给信子处理，其实鲁迅本人并没有觉得这种体制有什么不好，倒是信子觉得这位名义上的主人有些多余，甚至有点可疑。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与周作人本是一体形象，但到了八道湾时期，周作人在文坛上的地位日益上升，青年毛泽东就曾来八道湾拜访过周作人。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鲁迅的活动记录明显减少了，兄弟的隔膜潜移默化地生长着。恰在此时，教育部连续5个月发不出薪水，鲁迅随着愤怒的同事们集体到财政部静坐，但最后领到的也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信子从鲁迅那儿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了，便怀疑鲁迅私蓄。而羽太信子早已视自己为名教授的太太，她忘记了自己贫寒的出身，出门必包坐汽车，买来的东西必须是日本货，仅家里雇佣的管家和仆人就有8人之多，致使大家庭的收支严重失衡。1921年早春，周作人患病住院，鲁迅一次性借款700大洋，相当于他两个月的薪俸，如此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得鲁迅甚至无钱买烟，那是他熬夜写作所不可缺少的工具。鲁迅开始隔三差五地提醒信子节约用度，勤俭持家，信子表面不言语，但心里却是一肚子的怨气。
　　在兄弟三人中，周建人还在北大哲学系念书，没有收入上缴，反倒每月支出，过去在绍兴，周建人对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产生了爱情，结为了伴侣，一对姐妹嫁给一对兄弟，本应该是亲上加亲，但此刻，周建人因为对这个大家庭尚无建树，而经常遭到芳子和信子的白眼，他决定离开这个家庭，自强自立，转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员。实际上，周建人的离开是这个大家庭彻底破裂的前兆。
　　由于鲁迅反对周作人提出的把岳父岳母接来住，让周作人很不高兴，因为这样在太太那儿不好过关。果然，之后信子就告诫孩子们不许理睬鲁迅，让他“冷清死”，信子还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窗下偷听，这是兄长的不检点。
　　7月17日周作人的日记中记载：
　　“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
　　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从此不再邀请鲁迅一块儿吃饭，8月2日，鲁迅再也受不了充满火药味的气氛，决定搬出八道湾。后来，鲁迅为了不让母亲受苦，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一套四合院，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回过八道湾。
　　到了1924年初夏，鲁迅最后一次回到八道湾，他要取回一些东西，没想到他遭到周作人夫妇无情的痛骂，周作人还随手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头上砸去，幸好被门客夺下，鲁迅也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只陶瓦枕。至此，大家庭宣告完全破裂，其实，作为普通人，兄弟的失和本是很平常的，不必探究过于细节性的问题。这次失和，对于鲁迅和周作人或许都是一个一生都难以愈合的伤口，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性格和内心隐含着的深刻差异。鲁迅的尖锐而又极富批判性的文字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真正形成。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鲁迅的弟媳羽太信子的存在影响了兄弟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信子的存在也影响了兄弟俩的文字，也许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但从兄弟文风变化的轨迹里还是可以看出蛛丝马迹来。鲁迅因为信子而心存芥蒂，而文人墨客心中的思想往往流露于文字之中，在《复仇》中鲁迅写道：“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在《死后》中写道：“这是哪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鲁迅对这社会，对这世态炎凉无情的批判，同时充满悲哀的嘲讽，又何不出自自己生活上亲历的愤怒。鲁迅被公认为现代文学之父，他杂文中锋利的文字，小说中灵异的形象，以及众多的特殊话语符号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其言辞之激愤，立意之鲜明，为众人所不及，也由此拓展了汉语言的词汇内存，他的批判始终在唤醒着中国民心，始终在激励着中国民众，文字与精神的力量在鲁迅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他所传导的近乎刻薄、毫不妥协的文风和否定“费厄泼赖”、“痛打落水狗”的思想也深刻地冲击影响了过去被中庸、调和观念主导的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后来的“左派”在意识形态方面朝“无限上纲”方面发展都可以从鲁迅的经典著作中找到原始的话语图腾，而鲁迅的这种激愤心态养成于大范围的方面是为国殇，于个人方面除去个性使然之因素则是家庭背叛、手足反目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致。
　　风波过去，两兄弟极力避免正面的接触，但两人都在自己的文章中经常有对此事的影射。周作人在第二个月发在晨报副刊上的《破脚骨》就影射着鲁迅，“破脚骨”也就是绍兴话中的流氓之意。1925年冬鲁迅写的《兄弟》，取材于1917年周作人刚到北京治病时的情形，无情嘲讽了兄弟的手足之情。11天后，鲁迅创作出著名小说《伤逝》，或许很多人会把它当作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但当时或许只有周作人看得出，那是在假借男女死亡，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
　　事后，很多与鲁迅、周作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通过存留下的资料我们看到：
　　周老太太：“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周建人：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她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许寿裳：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细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陌路，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从以上间接、直接的材料中，我们或许能够大体来判断这场堪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兄弟失和其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从中不难发现她的歇斯底里，她的多疑，她的小气，结合周作人自小以来那种传统的中庸的个性，我们不难看出导致这场失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来，但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也在这个问题上说：“他们失和的原因不应该是我们去研究的内容。”或许两兄弟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各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由个性导致的心理与情感的冲突也是重要根源，然后由羽太信子作为一条导火索将这种分歧彻底引爆。
　　秋风萧瑟万千里，故园不堪回首时
　　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起点，中国再度掀起了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潮。而早已宣布自己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周作人，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时代的旋涡中去。鲁迅此时也已更犀利的笔锋开始了他的战斗历程，三弟周建人，此时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在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学潮中，鲁迅与周作人同作为学生们崇拜的文学讲师，一同致力于维护学生的利益，周作人还打电话给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马叙伦，要求“换掉校长，平息风潮”。
　　章士钊任教育部部长后的第一个夏天，他宣布解散女师大。鲁迅立即站在学生一边，甚至担任校务维持会委员，并在宗帽胡同租房讲课，激起了章士钊的愤怒，给段琪瑞总理打报告，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鲁迅也毫不退让，把章士钊告到平政院。
　　1926年8月，为了躲避通缉，也为了避开社会舆论对其婚外恋的批评，鲁迅携许广平离开了他居住了15年的北京，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10年的南方生活，10月3日，定居上海，鲁迅辞去一切公职，成了一名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他的身体愈加差了，但攻击性愈加强了。
　　早在鲁迅离开北京之前，常有学生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走动，其中最活跃的是创办《雨丝》的孙伏园，鲁迅、周作人，甚至远在上海的周建人都成了杂志的撰稿人。新青年杂志瓦解后，《雨丝》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但在1927年，雨丝因为抨击时弊而被迫停刊，周作人的情绪一落千丈，认为从此不再有前途。于是，就在鲁迅变得更激烈的时候，周作人却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避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这个时候，周建人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了6年，除了研究在北京就已十分关心的妇女问题以外，还在教育和科普作品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由于周建人的原配妻子羽太芳子不愿来上海生活，周建人便和王蕴如组成了新家庭。
　　这在周作人看来，这是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精神的背叛，实际上，周作人始终认为大先生和三先生在婚姻问题上充满瑕疵，是一夫多妻，是家风不正。周作人这样认为自然有他的道理，自小懦弱中庸的个性，日本太太的无理蛮横，让他生活在一种莫名的怨恨之中，他的个性中潜藏的阴郁正在一点一点不断地释放开来。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侵略东北，揭开了日军侵华的序幕，鲁迅的写作因为时代的黑暗而开始更有针对性，毛泽东对鲁迅的文章以及诗文大加赞赏，因为他的文字正好符合了中共日益强大的声势。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详细而重点地介绍了鲁迅总结的写作中的几点经验，并把“鲁迅经验”印到《宣传指南上》，发给整个延安。鲁迅在1932年写的自嘲诗中有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读后激动异常，说这两句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总之，鲁迅留下的大量具有革命性和批判预言性的文字成为当时中共党内精神上的一种动力，种种这些，都为鲁迅在死后三十年成为除了毛泽东自己之外中国另一位绝对不可怀疑的精神领袖埋下了伏笔。值此民族危亡之时，鲁迅把希望寄托在了中共身上，1935年10月19日，听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给毛泽东和朱德发去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与中国的将来。”
　　同样在1935年，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五十自寿》，引发了三十年代左翼青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知子莫如父，知弟莫如兄”，鲁迅认为周作人的“自寿诗”确有讽世之意，不过在乱世之中，仅仅是微词，无法撩动青年，而且，“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大敌当前，周氏兄弟南北相隔，两人之间再次出现了或明或暗的碰撞。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以至于当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他忧虑地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围攻北京，警报声让师生们逃离了校园。周作人不愿随北大南迁，蒋梦鳞校长就委托他留守北大。8月25日，日军闯进北大，周作人用日语据理力争，缓和了状况。
　　1939年周作人遭到了刺杀，虽然未遂，但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因为他不知道是日军在警告他不合作的后果，还是蒋介石在警告他做汉奸的下场，心中充满着巨大的矛盾，当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此真正开始了他实际几年却影响着他一辈子的“汉奸”生涯。
　　钱理群教授在分析周作人背叛祖国的原因时讲到：他成为汉奸，是一件很复杂的合力的作用，他对人的看法，强调个体而忽略民族，以及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上存在误差都是导致他沦为汉奸的主要原因。其实，由于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的娘家是日本，以及其太太霸道蛮横的个性，也导致了周作人在做汉奸还是做忠臣上的选择。其实周作人的“汉奸督办”也不好做，因为他骨子里毕竟流的是中国的血统，毕竟知道他的祖国在流血，所以他尽量减少奴化，并掩护和资助部分中共党员，由于他特殊的属性和思维观念，他最终被排挤出了华北教育总署，到汪伪政府下做起政客来，但不管怎样，此后无论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方面都抹不掉“汉奸”的罪名了。
　　但是周作人的政治取向也是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的，当时日军侵华的势头正猛，而国内党派林立，政局混乱，没有丝毫的保障性可言，作为一个人性论者，周作人的选择是顾全了自家的性命，也并非可说对中国失去了信心，只是形势所逼诱。日本太太的蛮横与专权，以及周作人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他最终舍弃了自己的故国，而走上了投敌之路。
　　云聚云散汇雨落，花谢化泥似无声
　　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三兄弟虽然出生在同一没落的封建大户家庭中，但前途各异，爱情之路不同，从各自的性格，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社会背景以及家庭影响来看，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从鲁迅来看，他是长子，父母以及他的进士祖父自然对他的关注比兄弟俩要多一些，从娶妻上我们就能够看出，鲁迅的妻室是母亲亲订的，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余地，从当时绍兴的习俗来看，这关系到周家的传嗣问题，所以在一个大家庭中是不能有任何异议的，但是鲁迅作为一个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的时代进步青年，正值接受新文化、新概念并将其运用到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去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顽旧习俗本应该是极力反对的，但是作为传统家庭的长子，鲁迅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与义务，没有拒绝朱安的入嫁，但是鲁迅却非常委婉地与朱安分居，因为鲁迅知道，这个新时代的爱情并不已经是纯粹地为了繁衍子孙了。
　　所以朱安作为周家长房媳妇的漫漫三十年中没有和鲁迅同房一次，在鲁迅年青求学时，身边没有一位能够陪伴他的女子，在他的性格中隐约便缺少了有了一种只有女性才能带来的柔美。
　　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正是冲破了家庭的阻力和社会的舆论，鲁迅心中那种遏制不了的冲动也都随着这个女人的出现而日趋明显。虽然这违背了这个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个女人，才是他生命中真正需要的。许广平与鲁迅无畏天真地对话，情投意合地交流，使她最终成为鲁迅精神上的支柱。
　　从周作人来说，他是次子，家庭对他的压力相对就没有那么大，他在绍兴农村接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并在哥哥的激励与鼓舞下几乎延寻了同一条异国求学之路，在爱情上，周作人选择了日本的这个普通女子，这个叫作羽太信子的女人。她的出现或许源于周作人对日本这个当时先进国家的向往，满腔的爱国热情在美好的异国他乡，几乎化为了一种对爱情的憧憬。母亲也因为他是次子而没有对他过多地苛求，就这样，作为中国文坛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文人，爱情也同样在几十年后遭到了抨击。
　　因为周作人如此特殊的日本情结，把日本称作“第二故乡”，羽太信子又直接进入了周作人的生活，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周作人的生活，文风多多少少沾染了些日本气，同时又由于当时中国内政的疲塌，日本与中国的差距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外交政治上都开始明显拉大，这又导致了中国许多向往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进一步向日本文化靠拢，周作人不能说很纯粹，但的确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于周建人，因为他年纪最小，母亲便最疼爱他，一直把他留在身边，他眼见着两个哥哥纷纷走出了家门，踏上东去留学的路程，心中不免也有些冲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哪个没有一点儿冲劲，哪个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但是在大哥和家人商量之后，仍然决定把建人留在家里陪伴老母亲，鲁迅曾经说过：“有一块大洋，我们一起花”，才勉强把弟弟建人留在了绍兴老家。
　　由于建人相对哥哥的闭塞和压抑，所以自然在很多方面谦逊自慎，由于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跟着姐姐到中国，他们在老家绍兴居住的时候，在二嫂的看似无意却充满心计的撮合下建人很顺理成章地与芳子结成了伴侣。但是后来由于信子的教唆，芳子不但不和经济上毫无来源又受着嫂嫂刻薄的嘴脸的周建人同去上海谋生，而且一同与信子讥讽建人的无能，让周建人心寒彻骨，最终舍弃了北京，舍弃了羽太芳子，而到上海去找寻自己的立足之地。
　　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自1911年随周作人来到中国,直到1962年在北京去世,一共度过了51个春夏秋冬,虽然中间她回过几次娘家，但是最终她还是和中国与中国人结下了一辈子的不解之缘，她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日本姑娘，转变成了一个影响周氏三兄弟一辈子关系的重要人物而被大多中国人所知。
　　周作人夫妇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尽管周作人会为了太太和大哥翻脸，弄得家庭不和，但是夫妻间的矛盾总是隐约存在，甚至越来越烈，周作人是个提倡中庸的作家，他的生活也是如此，即使是夫妻生活中也一样，周作人总是在忍耐妻子的蛮横与霸道，却也终有难以忍受的一天，周作人夫妇的晚年生活就是很好的写照。如果贫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似还算不得周作人一人的不幸，他尚可以不断地向人哭穷，那么家庭内部，特别是夫妻间关系的不和谐，对于周作人就是更加难以排解的不幸，更何况这都是中国文人难以启齿的问题，子女尚且很少知道，更何况是外人，通观周作人的日记，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知道一些。
　　1960年7月一月日记中有关记载，以见一斑：
　　7月1日：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7月9日：晨，极不快，拟译书遂止。晚不快，至十时后，犹独语不已。
　　7月12日：终日不快。
　　7月13日：今日译书始得三纸，问题今日得和解。
　　7月14日：上午信子又患腰痛。
　　7月26日：下午又复不快，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又不得工作矣，前得和解才有12日耳，殆亦业也突击译书勉强又得三纸……四时后仍如谵如呓，不可理喻，晚复和解。
　　7月29日：向江太太借六十元，下午又复不快，幸本月工作已完成，但苦不能耳根清净!得以自迁，待死耳。
　　7月31日：午前入浴，又复不快，宿业殆无已时，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据周作人的记载，这类争吵，似乎有一定周期性，多则半月，少则半日，即要发作一次，发作后夫人必至医院看病，又要支付一笔或大或小的医药费，经济更为紧张，不免要向人告贷，又反过来影响情绪，成为下一次发作的起因之一，形成了恶性循环。周作人“自无宁日矣”，每次争吵，必要伤害感情，日积月累，怨恨日深，以至周作人日记中，怨毒之语日益升级：“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
　　甚至在后来的日记中记载道：
　　殆已近末日矣，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1960年10月9日)；
　　苦甚矣，殆非死莫得救拔乎。(1960年12月10日)；
　　因不慎言又引起大不快，此疾恐终不得愈!亦属运命也(1961年1月5日)；
　　上午又不快，似每日应时发也，为人写字二纸，皆现衰老相不佳，然无奈何也(1961年1月24日)。
　　上午又复不快，殆古人所谓冤孽也，只可以迷信之说解了，说是前世事亦大可怜矣，日日记此亦复可笑……寿则多辱，良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据云较平时为佳，此所以当豹皮乎，一笑(1961年3月28日)。
　　我们从周作人的日记窥探到了他的情感世界，从一次次的冲突中我们回味着从赤羽桥边到博雅塔旁50年来的恩恩怨怨，爱情也好，冲动也罢，周作人在痛苦与幸福的边缘挣扎，他曾努力地博得信子的开心，他甚至放弃了血肉手足之情，甚至放弃了国家的荣耀耻辱，但是最终他却在感叹着这段孽缘。
　　由此可见，周作人内心的痛苦与悲哀，这样无休止的争吵使两人都生活在不堪言语的痛苦之中，必然加速导致了最后的结局，其妻终于1962年3月最后一次发病而一蹶不振，于当年4月8日病逝在北大医院。
　　劫波历时兄弟在，是是非非血脉存
　　周氏三兄弟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回忆当年老屋中共看一册画，同喝一口水的怡然自得不禁让世人所寒心。这三个在中国文学史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兄弟最终走上了一条或许曾经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路。
　　回想三人感情历程，我们看到，在北京八道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八道湾，兄弟仨从合用赚来的每一块钱，合住同一个四合院，到最后周建人、鲁迅纷纷含恨离开，不能不说八道湾成了兄弟们反目的关键地方，这个曾经容纳着多少天伦与手足之情的地方，最终让周氏三兄弟感到汗颜，成为伤心之地。
　　其实三兄弟中又有谁真的愿意反目，真的愿意形同陌路人？谁都不愿意，在国家与民族危难的时刻，兄弟情或许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们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普通人所有的呢？在经济拮据的时候，曾经共患难，在事业顺利时，也曾经共同快乐过。
　　不难发现，自东瀛岛国而来的羽太姐妹在三兄弟中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绍兴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上海，羽太姐妹在三兄弟的感情世界融入了不可磨灭的因素，尽管是两个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子，但的确就是因为他们，周氏三兄弟最终在手足情感中困顿甚至迷失。当然也有别的其它原因，但是不能不说这是最直接，最细腻的因素。他们经历了日军侵华，作为一个中日的矛盾体，周作人在兄弟当中俨然充当了反面的角色，他依附日军，投靠汪伪，都时时牵动着周家每一个人的心。
　　然而兄弟毕竟是兄弟，关系断了，血脉仍在延续。鲁迅与周作人自反目至终年未见，但1925年冬天，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痛打落水狗”，此时，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章士钊禁止学生去天安门哀悼，一时间，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不胜枚举。但在一片攻击声中，鲁迅写下了《战士与苍蝇》。他说：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是苍蝇，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总不会超过战士们，你们这些虫豸们。”
　　同时，周作人写下《孙中山先生》，他说：
　　“一棵大树，要全部地去看他，别去看他虫蛀的叶，呔，小子。”
　　这样相似的语气，这样近似的笔法，虽然已经分道扬镳，周氏兄弟仍然在不同的跋涉当中，但却向相同的敌人开火。不仅如此，当女师大的前任校长许寿裳联名签署女师大风潮宣言的时候，周作人明知是鲁迅执笔，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也正是这种通力合作，使得学生们获得了胜利，使得鲁迅打赢了与章士钊的官司，回到教育部去任职，也正是在此时，他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在对待反动派，在对待“九·一八”事件上，两兄弟几乎没有什么分歧，是并肩作战的，在这个时候，很自然地两人在社会上的声威日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构筑了一种近代史上难得的精神现象。
　　日本妻的存在成为了兄弟间最大的屏障，一个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最终在周家成为了最严峻的事实。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鲁迅谈到论及一个作家必须顾及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所以爱情毕竟只是爱情，尽管周氏三兄弟的感情生活都并非用三言两语可以概括，但是周氏三兄弟的一生中毕竟爱情不是主要的。鲁迅享年五十六岁，周作人是八十三岁。周建人最长，九十六岁。三兄弟的一生坎坷而富有激情，历经中国动荡的年代，感受了与国家共存亡、同命运的历史，尽管已是政治对立，然而兄弟之情尚存，并且永远难以割舍。不论是从三人各自或许偏激的观点，还是那感情复杂的日本妻室，或许能够影响三兄弟的生活，但是一脉相承的亲情却是挥之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