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亘古如斯又倏忽闪现
                        谁的惊愕能深究它？                                             
--海德格尔
                                                
在20世纪的德国哲学史上，海德格尔绝对是位重量级的人物，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氏的“存在哲学”强调把“在”从“在者”中烘托出来，对人的“此在”进行“存在状态”的分析，他把“此在之在”称为“存在”，指出“若无此在存在，亦无世界在此”。海德格尔关于此在存在的“基本本体论”成为后来一般的“存在主义”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有思想的人之一。
毋庸讳言，海德格尔极富魅力的哲学思想既博大精深又晦涩难懂，其许多闪耀着思辨光芒的哲学命题都非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由于才学所限，笔者自然不敢狂妄到要去探讨什么高深的哲学问题，这应该是哲学家干的事情，本文所要探讨的，乃是海氏那段备受世人争议的“公案”。
众所周知，在德国纳粹肆虐期间，海德格尔公开声明加入纳粹民社党，吹捧并宣誓效忠希特勒，一度出任弗赖堡大学的校长，将其犹太血统的恩师胡塞尔赶出学校，这些“劣迹”成为他一生洗刷不掉的污点。战后他也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受到审查并被禁止授课，直到1951年才恢复授课。
一个倡导“在思中接受教育”的哲学大师何以会干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呢？这也是困扰西方学术界多年的一个问题，按其对海氏的诸项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海德格尔是个纯粹的纳粹主义者。点燃这个火药桶的是智利学者法里亚斯，在其1987年发表的著作《海德格尔与纳粹》中，法里亚斯毫不留情地用“极权主义”、“反犹主义”、“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字眼来抨击海德格尔。他并列举了自己的一些新证明，以证明海德格尔在德国《明镜》周刊上发表的自辩状实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海氏至死都是个纯粹的纳粹主义者！法里亚斯的观点马上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方面，法里亚斯在书中只是搜罗了大量以往与“海德格尔公案”有关的材料，并没有提供多少实质性的新内容，而且他所谓的新证明可信度有多高，也是令人值得怀疑的。再者，法里亚斯认为海德格尔自辩状只是个谎言的说法完全来源于他自己大胆的假设，这就使该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个人倾向，也把海氏复杂的思想活动单一化和概念化了。另一方面，真如法里亚斯所说，海德格尔是个纯粹的纳粹主义者的话，那么德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欧洲哲学界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令人尴尬和困惑的问题：我们还能追随一门只结出丰硕之果却开出恶之花的哲学吗？我们还能信奉一个卑鄙无耻的哲学家为虔诚的思者吗？
哲学是否可以真的凌驾于客观现实世界之上而形而上学地思考？换句话说，亦即抽象的哲学的产生是否跟社会生活的实践毫无关联？对此黑格尔这样表述：“哲学所从事的，永远是具体的东西，并且是完全现在的东西”。但他又说：“哲学所作的调和工作不是现实的调和而只是在理想世界里的调和”、“每一真正哲学都是理想主义”，这似乎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泥潭。让我们看看海德格尔自己是怎么说的：“这个思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这样的思没有结果，它没有功效，它如此去思，它就使其本质臻于圆满了”。以上的摘录虽然有断章取义之嫌，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哲学与社会时代之间难以言说的微妙关系。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既然提到了纳粹，那就不能不说说19世纪德国哲学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尼采。尼采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出发，摈弃了其消极悲观的一面，创立了“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学说”，他宣称“上帝死了”，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中，将人的本质归之于“弃弱就强”和扩张自我。无可否认，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学说”直接影响了德国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诞生，也预示了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与社会生活乃至时代政治之间存在着一条可能的途径，有时候它们甚至可以互相转化。海德格尔当然不是尼采，但海氏却多少受了一些尼采思想的影响，从他哲学著作里洋溢着的优越的日尔曼民族观中就可见一斑，这正是法里亚斯抨击海德格尔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直接原因，也为他日后“投靠”纳粹埋下了伏笔。
事实已经证明，哲学并不能总游离于社会的实践，但它却可以将社会实践上升为纯理性思考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纯理性的思考又可以超脱于社会的实践，所不同的是，尼采将普法战争上升为了“权力意志”的思考，海德格尔则将存在的概念上升为了对“此在”的思考，他是这样定义“此在”的：
“这个存在者就是我们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在其诸种存在可能性中包含着追问的可能性的那个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专指这个存在者”
既然哲学的纯理性思考可以生活在理想世界之中，那么与之对应的来自客观世界的诘问自然迎刃而解，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一个哲学学说的真理内涵并不必然反映在这个哲学家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中”，再讲得通俗一点，“文如其人”，可并不是“文总如其人”。
其二，海德格尔迫于纳粹的政治压制而屈服。这也是西方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个观点。海德格尔的那篇自辩状则对这种观点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可以看作是海氏对自己所犯的时代错误的一个忏悔性总结。后世对这篇自辩状的态度是复杂的，同情者、沉默者和批驳者兼而有之，但总以前者居多。我觉得哲学家毕竟是人不是神，如果说他的思想和灵魂可以生活在真空里，那他的躯体和语言却只能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在时代的大潮夹杂着政治的嚣音呼啸而来时，明哲保身也好，舍生取义也好，都是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作出的一种抉择，避无可避的抉择。
海德格尔1933年4月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在就任仪式上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演讲，演讲中有部分美化“元首”的话，同年5月1日他加入纳粹民社党，宣誓并效忠希特勒。与此相对照的是，海德格尔在次年2月即辞去校长职务并拒绝出席由纳粹当局任命的继任者的就职仪式；在就任校长期间，阻止了可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和一些犹太人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些前后矛盾的行为使我们绝不能把海德格尔的“失足”仅仅看作是简单的屈服和妥协。
在海德格尔的种种“劣迹”中，尤以他对恩师胡塞尔的态度让人无法接受，这也是最让海德格尔的支持者们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传统观念里，“忘恩负义”都是最为人所不耻的行为。胡塞尔是20世纪现象学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海德格尔的恩师，也正是在他的极力推荐下，海德格尔才回到弗赖堡大学接任哲学讲座教授，可以说，胡塞尔的无私帮助和器重对海德格尔一生的哲学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海德格尔是怎样对待他的恩师的呢：通知已退休的胡塞尔“休假”、不准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不参加胡塞尔的葬礼。这简直是恩将仇报了！不管海德格尔有无难言之隐，其行为肯定是严重背离了人的道德准则，不过我们在严厉谴责这种行为的同时，是否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来剖析和解读海德格尔的内心世界呢？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海德格尔对恩师的薄情寡义始于纳粹主义盛行时期，胡塞尔系犹太族后裔，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弗赖堡大学的精神领袖，其不可避免地会被推向政治漩涡的中心。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驱逐”胡塞尔只是为了让他远离是非之地，虽然要受到良心和道义上的煎熬，但其结果却能更好地保护胡塞尔！现在已无法获悉海德格尔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我们在苛求海德格尔的同时，却忽视了他也是个凡人，一个有着超群智慧的凡人，而凡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有鉴于此，西方学术界并未因海德格尔的人格而刻意贬低和损毁他的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依然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哲学之一。这或许就是西方和东方的区别，也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东方为什么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思想家的原因。
由“海德格尔公案”，我想到了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杨荣国和冯友兰。提起杨荣国，爱好哲学的朋友一定会马上联想到那本脍炙人口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能将公孙龙“白马非马”的逻辑推理阐述得鞭辟入里，却淹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大潮里，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特定情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两面性着实让人心生感慨。因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浸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可是这种所谓的理想往往在无情的政治现实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在1973年再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杨荣国的哲学思想向政治思想的妥协，而“文革”后期影响最大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则成为杨荣国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文革”结束后，杨荣国也为此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而受到审查，这多少有点滑稽，又让人感到心酸。比起杨荣国，冯友兰的情况要相对复杂一些。冯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社会主义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既当过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也在“文革”时期当过“四人帮”的顾问。与此同时，冯的学术观点也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学者少有的可变性，为此也招来了不少海内外学者的非议和责难。不过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觉得颇有见地。作者在剖析冯友兰的“无耻”和“多变”时深刻地指出：“在论人时过分地‘气节挂帅’，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挂帅’、“一个有人味的社会是允许一个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对此我深有同感。冯友兰生活在中国文化史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最为惨毒的“文革”时期，舍生取义固然值得称道，但屈服和妥协也未必不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方式。令人关注的是作者在文章结尾部分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即冯友兰的学术变化及其许多自我作践式的所谓“检讨”只不过是对共产党的摆布和戏弄罢了，这恐怕才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我在《阮籍作品中的道家思想和批判意识》一文中特意点明：阮籍的狷介疏检、晦迹自全是对司马氏集团一种曲折的反抗方式，事实上其作品中的道家思想始终是和对时世的无情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冯友兰深谙“儒”和“道”的精义，以他的聪明，自然懂得如何选择一条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嘲弄对手的道路，这可能算是一种大智的反抗方式了。有如此智慧的，还有聂绀弩。
杨荣国、冯友兰都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巨擘，但他们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云中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在灵与肉、坚持与妥协的艰难抉择中，他们“创造”了为之终生后悔的“时代哲学”，从而也宣告了试图以思想为本的现代中国哲学的消解。

较之杨荣国和冯友兰，海德格尔虽然一度向纳粹输诚，但哲学家的尊严和特有的使命感注定了他不会去为了迎合政治现实而炮制出一套所谓的“纳粹哲学”来，他始终用其灵光闪现的思想固守在神圣的哲学领域中，从《存在与时间》，到《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乃至《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莫不如此。
其三，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是为了保护德国大学的传统，更有甚者，认为海德格尔是想更深入地影响纳粹主义以拯救德国人民的命运。要想了解海德格尔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初衷，就不能不细细研读他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以期在字里行间的蛛丝蚂迹中来捕捉海氏那稍纵即逝的智慧火花。
“一个人担任大学校长之职，就有义务从精神上领导这座高校。作为校长的追随者，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苏醒过来，获得力量。”海德格尔以此作为开场白，展示了一种莫名的在悲壮与崇高之间徘徊的“救世主”意识，这是全文的提纲挈领所在，也奠定了该篇演讲的主基调是“学”而非“政”。什么是德国大学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是立足于自我反省根基上的“自治”，而自我反省的力量只能来自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透过海德格尔的话，我们似乎清晰地感受到了一位在乱世中力求保护大学传统的布道者。海德格尔理想中的德国大学应该是这样的：“她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这句话使人更有理由相信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和德国人民命运的忧虑，类似的话仍可见诸于演说词中，只不过它们多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一切科学都是哲学”，其潜台词亦即只有哲学才能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海德格尔是否在以一种极其谨慎的旁敲侧击来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所做的无疑是一件极其危险但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情！可能是为了避免纳粹敏锐的政治嗅觉，也可能是为了迎合希特勒“政治现实”的需要，海德格尔在演说的后半部分加入了“美化”希特勒的话，并提出了学生们在学习生活过程中的“劳动服务、国防服务和知识服务同等必要，并且处于相同的等级”的观点。海德格尔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语言大师，在这篇演说词中他以近乎飘忽不定、模棱两可的语言技巧将纳粹所渴望的政治宣传推挤到一个极其令人尴尬的境地，也正因为如此，事后参加就职仪式的教育部长对海德格尔的重“学”轻“政”表示了不满。但从全文看，海德格尔并没有将这种语焉不详的“风格”延续到他对德国大学科学事业的理解中去，他从希腊哲学追问“存在”的本质特征出发，认为科学必须依赖于哲学的开端，而现在的科学只是纯粹地追求知识的进步，却忽视了这个开端的伟大性，只有重新回到追问“存在”的开端，德国大学的科学事业才能达到内在化和精神化的本质，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才能成为塑造德国大学团体的力量。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海德格尔的演说通篇都围绕着如何建立和保护德国大学的传统这个母题来展开，并从希腊哲学追问“存在”的伟大开端中展示了德国大学科学事业美好的未来。
十个月后，海德格尔辞去了弗赖堡大学校长的职务，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如果海德格尔真想保护德国大学的传统，如果海德格尔真想影响纳粹主义以拯救德国人民的命运，那么我们只能将这种行为解释为理想幻灭后的心灰意冷，“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就是理想幻灭后转而从精神上寻求出路的具体体现。许多人对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感到疑惑不解，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反对者们更是斥之为纳粹主义的复辟妄想，认为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存在着一条从尼采通向希特勒的道路。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先来看看海德格尔的原话：
“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通过思和诗去作好一种准备，即为上帝的出现或者为没落时代上帝的缺席作好准备”
在此不妨将海德格尔眼中的“上帝”视作是保护德国大学传统和拯救德国人民命运的上帝，正如海德格尔称尼采是“最后一位满怀激情地寻找上帝的德国哲学家”，海氏自己也是一位虔诚地寻求上帝的哲学家，我想在这一点上他和尼采是相通的。只不过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事实上也就是否定了彼岸道德理想王国的存在，海德格尔将之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走到了自己的终结”。尼采的思想可能对海德格尔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身为大智者的海德格尔，其复杂的思想恐怕永远也不能被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了解。但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不管“海德格尔公案”有无定论，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一些错误言行却是不可推卸的，这一点无论是海氏的支持者或反对者都不存异议。本文以“存在与时间”“存在与时间”命名，其实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没有多大关系，我想要表达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按我个人来解，“存在与时间”毋宁说是“存在因时间而永恒”。海德格尔一直在虔诚地“思”着“存在”，但他却忽视了时间的重要性，时间不等于时代，时间就是永恒。海德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被迫选择了时代的短暂而放弃了时间的永恒，而时间恰恰是检验“存在”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
海德格尔晚年避居在家乡黑森林的山间小屋，极少参加社会活动，荷尔德林的还乡诗成为其精神上的安居。经历了时代政治的风风雨雨，海德格尔更能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来构筑他的精神王国。他把自己比作是与荷尔德林一样的诗人，指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
文章的结束，让我们把时间推向1976年的春天，一同来感受海德格尔晚年所力求趋近的“在的澄明”：
德国黑森林。
远处山顶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山风依然寒冷，但零星的粉白色小花已经抵挡不住阳光的诱惑，它们在浅浅泛绿的草地上快乐地追逐戏嬉。在泉水的歌唱声中，袅袅升起的炊烟牵扯出斜坡上三三两两的农舍，不时有苍鹰在空旷的山谷里自在地盘旋。
这里没有阿尔卑斯山的雄伟挺拔，也没有莱茵河的深沉峻烈，茂密的杉树林沉淀了它古朴自然的另一番味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陶渊明用他质朴的语言这样诠释着生命的本真，多年以后，一位白发苍苍的德国老人用他睿智的思想体悟着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夕阳下，他深邃的双眼凝视远方，谁能真正读懂其中的含义？

有空拜读下海德格尔。。。
欢迎楼楼。

谢谢！这儿清静，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