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孙克强）

一、清代词学中兴背景

词于晚唐、五代至两宋达到辉煌的成绩，相对于金元明的衰颓，清代词学发展蓬勃，史称「中兴」。清代词论和文学理论繁兴，诗学理论或隐或显的影响词学观念，首先在量部份，据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的估量：「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二十万首以上，词人有多至一万之数。」数量虽不足以说明一切，但可从清词人与词作的数量理解清朝词学之盛行和繁荣。李渔就曾言：「自有词之体制以来，未有胜于今日者。」清代流派的众多和词家风格多样亦能说明清词的兴盛，婉丽、清雅、豪放皆有，有崇北宋风致，有学南渡以后，亦有专主晚唐五代。清出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各领风骚，三种风格鼎足而立，陈维崧的豪放，朱彝尊的清雅，纳兰性德的主情，多元的风格，揭示清代词学繁荣的里程碑。

清廷为拢络士人，文化政策上大兴科举，广招博学鸿儒、屡加恩科、特科，消弭文人敌对的情绪，博学鸿儒取取之人中不乏词论家与词家，如陈维崧、朱彝尊、尤侗等人。清廷大规模的编纂文化典籍，康熙《历代诗余序》中将词视为载道的诗和赋相等地位，有关于政教而裨益身心，统治阶层的提倡使词人创作热情情高涨，他们抛弃「嬉弄乐府」的轻率与有商风化的自悲，刺激词拓展和推动，对词史概念的生成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清代大兴文字狱，几次取缔屠杀都因诗文所引起，词并无一例，传统词的微婉和隐曲正适合文人表达心志，风险不似无诗文大，过往「诗言志，词言情」的观念也在清代作了颠覆。而清代当时图书市场愈朝商业化的发展，读者群的扩大也有助于词学的传播，出版业的高度繁荣使得词集出版绵延不绝，清代词有广大的接受群体和丰富的创作队伍，词及出版不仅是清代词学中兴的例证，对于词学中兴也有直接堆对的重用。

文人结社唱和风气历来被是为雅事，筵席间吟诗填词，在欧阳炯的《花间词序》就曾提及：「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清代当时政治严加禁止诗文社盟，对于纯粹诗词唱和少加干涉，清初词话的内容许多皆是聚会唱合的见闻纪录，嘉庆、道光年间词社繁盛，如常州词派的周济、李兆洛等人聚会赋诗填词、纵论天下，道光年间有端木采等发起的「听松词社」，谭献在《复堂日记》中也说许多写作得力于词社的聚谈。

清代词学中兴，诗学理论渗入词学的范畴，而清廷的文化政策、文人结社盛行皆是刺激清代词学蓬勃发展的因素。以诗为词的观念产生，在清代产生许多诗、词兼擅的文学流派，以诗学原理说词、以诗学方法论词，而蓬勃大量的创作与多元风格亦带动了整个词学的发展，清人对词有一份「自觉」，有意识的撰写词话、编订词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有「词曲」类目，词曲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四子目，词摆脱诗的附庸，成为一种独立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新理论。

二、清代词学的特征

在各个时代文学的流派与地域性对文学的演进都扮演了重用的影响角色，清代亦不例外，文学流派是指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群作家，创作风格审美倾向的相同或相似而产生，清代「词学史」可说即是一部「流派史」，从明末清初起，云间、阳羡、浙西、常州词派此起彼落，主导清代词学发展。清代以前，尚未有成熟的词学理论流派，宋人已注意到不同的风格特色，开始辨体式、析正变，词论中以有花间体、南唐体、稼轩体等体式名称；南宋汪莘将苏轼、朱希真、辛弃疾的不同词风概括为宋词风的三变，但这些尚不构成成熟的流派批评，从创作中发现相近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倾向，具有鲜明一致的理论与主张，如云间词派的注重婉丽；西泠词派的西泠十子与云间词派拥有相似的风格与主张，时人云：「十子皆出于卧子之门，国初西泠派及云间派也」，『卧子』指的即是云间词派的陈子龙；浙西词派尚醇雅清韵，推崇南宋、提倡雅正，主张词典雅的风格；常州词派讲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强调词能反映现实外的功能；晚清四大家提倡重、拙、大。清代词学理论与创作密切的结和，有很强的号招力和批判精神，从清代的词学流派中可窥当时词坛所针砭之时事与文学理论，清代词学对于过去南唐五代、两宋、金元明作出爬梳整理，各家争鸣，有不同的论点与支持倾向，对于词学的话语也有新的建设与创新。

而文学史上的流派往往会带有地域色彩，因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环境的相同，历史、地域让词人萌发相同的感触，地域空间的相近也使词人容易切磋词艺，相互讨论品评，清代的各流派多以地域构成，如云间词派的陈子龙、李雯、宋征璧皆为云间人；张惠言、周济均为常州人，阳羡、浙西构成也大致如此，清代词学家大都重视乡邑特色，不仅是对同乡词家的称赞，隐含了对词派源头的探索，在清代词选本中亦可看出地域性的色彩，云间词派有《幽兰草词》、阳羡(宜兴)词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词派有《浙西六家词》、常州词派有《国朝常州实录》，这些词选体现了地域乡邑风貌和表现了词派的共识，虽地域因素能次进词派的发展，也扩大了词派的影响，但文学流派产生最重要的依旧是其创作风格和主张，地域性只是次之，同调的观念更胜于同里关系。

不同文学流派的切磋易于文学理论的进步和成熟，但执着于流派中亦会导致偏执与画地自限的极端现象，各个流派中的成员应也有自身不同的特色，不该是千人一面的相似创作，那将失去文学多元和异质的本色，清代的文学流派难免犯了过于狭隘的毛病，但因能互相交容、渗透、借鉴，使得清代词学不断滋生出新的流派和又进一步的文学理论，析体、论派的盛行也证明了清人对词体特征和词史发展的深入开拓。

三、理论范畴和观念方法的拓展

清代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末期，清代以前词学的发展和各种文学理论已臻成熟，清朝的词学可说是集前人之大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清两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两千余年的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拨春笋，愈拨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奇异现象所指正是清代学术集大成的特性，清代词学对前人理论的承继、总结和发展，讨论范畴十分广，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命题，如词的起源，词与诗、曲的异同，词的正变：婉约与豪放、雅与俗、清空与质实，词与音乐的关系，对晚唐、五代、两宋等各历史阶段词风的认识，产生种种新的词学规范，不再视为单纯的审美、娱乐样式，延伸出以儒家诗教论词，以庄论词，以佛禅论词，三教合一的思想杂处于词学理论中，词不在是「艺文之下者」、「郑声」之流，将词的地位举为与诗相等，如谢章铤：「词固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而与雅宋同文者」即是典型将诗的功能罗列至词中，亦是清人对于词基本的态度，对于词史的概念产生有关键的作用。

辨体，是要辨析词与其它文体（主要是诗与词）的不同，确认词本身故有而非其它文体所共有的根本特色，可溯源李清照提出的「别是一家」的观念，总杰出诗庄词媚、诗直词区、诗雅词俗的特征，将词放在历史脉络中，一种上不同于诗下不同于词，介于雅俗之间的审美特点；对于正变的观念上，不同于过与只重视婉约的正体，而是兼采婉约、豪放，认为正变两种各有所长，体现多元风格并存的思想。

清代大量的生产词话、词选、论词诗词、词谱、词韵，数量繁浩，形式也多样，理论表述方式和文献数据丰富，过去小道、卑体的词体观不再，也不再似过去严守诗、词之别，将词学各种风格并列，推翻过去崇婉约抑豪放的观念，除传统的婉约、豪放，更添加了如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澹、空、皱、韵、超、浑等多元概念，词体不同的风格范畴，让清代词体观念产生的新变，清词虽尚绮艳但反淫亵，同时追慕南唐、五代与北宋风致，对于词中凝炼的生动新奇意像不遗余力，「警策」之句成为词人追求的目标。

词派介绍

云间派词学

一、简介

云间词派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代属江苏松江府。明末，云间的文人较为活跃，作诗、填词、结社、唱和，对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侯方域〈大寂子诗序〉云：「彭孝廉与夏考功彝仲，陈黄门子龙、周太学立勋、徐孝廉孚远、李舍人雯互相唱和，声施满天下，当时谓之云间六子。」陈子龙、李雯和宋征舆又称「云间三子」。

他们的诗风和论诗主张较为接近，因而被称为「云间诗派」，「云间词派」之名也缘此而生。云间词派的成员，除「三子」外还有宋征璧、夏完淳、钱芳标、宋存标、蒋平阶等人。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以陈子龙为代表，宋征璧和蒋平阶后来又有程度不同的补充发展。

云间词派是以同邑为基础，以相同或相近的词学主张和词风词貌为纽带的文学流派。云间词学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笼罩了整个词坛，清初人彭孙遹曾说：「近人诗余，云间独盛。」（《金粟词话》）不仅当时的西泠十子和广陵词坛诸人都主要尊承云间之说，就连后来主盟词坛的陈维崧、朱彝尊在早期也深受云间词学主张的影响，有清一代三百年，词风数变，而云间的影响却无时不有。近人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序〉）可见云间派、陈子龙在词史上地位之重要。

二、总结明词衰因，强调风骚之旨

作为明末清初有成就的词学流派，云间派既为清初词坛开风气，又对有明一代的词的发展历史作了总结，其意在兴衰起弊。明代是词史上的中衰期，后人对此多有批评。其实明人对此已有认识。明词衰颓的原因有很多，而文人中以诗文为正统，词为「卑体」、「小道」的观念则是主要原因之一。囿于这种观念，文坛大家往往不屑为词。如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何景明不肯降格即是一例。

云间派陈子龙对明词的批评即主要针对刘、杨、王诸人而发。陈子龙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词人的创作态度

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说：
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渐宋辙，其最   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魂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夙桥下语，未免时坠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拒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王也。

序中批评刘基词平庸无奇，杨慎词逞学为累，王世贞词萎靡不振，并指出造成此弊的原因是「拒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即缺乏端正积极的创作思想和态度，作品立意不高。

（二）词的立意谋篇。

陈子龙还从作品出发，具体分析了明不及宋的四个方面，其〈王介人诗余序〉云：
（宋人）所造独王，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 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王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笃，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唯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稚，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本朝以词名者，如刘伯温、杨用修、王元美，各有短长，大都不能及宋人。

所云「四难」为宋人之长，亦为明人之短。而「四难」的关键又在「用意难」。陈子龙强调要用词这种浅近的艺术形式，表达作者「沉至之思」，即丰富深沉的思想感情，使读者得到深刻、持久的感发。明词的不足主要在这里。陈子龙继承发展了前人的观念，提出了词以寄托比兴表达情志的主张，此即「沉至之思」的说明。

三、崇南唐北宋，尚婉丽当行

欲意有所作为的文学流派，往往标举一种理想境界以相号召，这种境界体现了该流派的审美主张。云间派诸子从考察词发展史的盛衰变化入手，提出了崇尚南唐北宋，排斥南宋词风的主张，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说：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所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伦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

陈子龙极赏南唐、北宋词的情景交融、意辞并茂、自然流畅、高澹浑厚的特色，因而把李憬、李煌父子和周邦彦、李清照作为盛时的典范，并认为南宋以后的词甚不足取。倡南唐北宋而黜南宋，成为云间派的一个主要观点。

从陈子龙所标举的二主、周、李来看，他们都是传统词学观念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陈子龙所推举的南唐北宋词，正是从南唐二主到周邦彦、李清照所体现出的婉约风格，即陈子龙所概括的：「或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的特色，亦即论者常提及的「词之正宗」（王世贞《艺苑危言》语）。关于这一点，陈子龙说：「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澈逸，极于北宋。」（〈三子诗余序〉）陈子龙心仪所在，正是「婉畅秋逸」。陈子龙词风与他的词学主张是一致的，王士祯：「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梅墩词话》：「明季词家竞起，妙丽惟《湘真》一集。」（以上均见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引）云间词人的词风也酷似晚唐五代。徐珂《近词丛话》称宋征舆「其词不减冯、韦」。称李雯词「语多哀艳，逼近温、韦」。云间词人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们所推崇的南唐北宋词的艺术风格。

倡南唐、北宋的婉丽风格，是词「别是一家」的体现，旨在强调词与诗的区别。词不仅有音律、章法的要求，而且在情感内容、表达方式和神理韵味等方面也表现出独特性。对词的特性，陈子龙尤为注意：

（一）诗宜于言志，词长于言情

陈子龙曾以宋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王，非后世可及。」（〈王介人诗余序〉），陈子龙指出，宋词之所以强于宋诗，是擅长言情的缘故。

（二）「诗庄词媚」

主要是指词的表现手法委曲婉转，陈子龙〈三子诗余序〉中细致分析了词委曲婉转的特点：「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妾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含意未尽。」「纤刻之辞」、「婉妾之趣」、「妍绮之境」、「流畅之调」这些方面是词体所特具的风姿。正是由陈子龙对于词的特性的认识，使他选择了南唐二主和北宋周、李的风格。

四、戒浅率圣俗，倡含蓄蕴藉

明词常被人垢病的另一弊端是浅率尘俗，缺少蕴藉之致。从词的特点看，较诗文更具曲折、委婉、含蓄的特点。如何才能做到「含蓄」、「有余不尽」，除了思想感情内涵充实而外，表现技巧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二个方面：

（一）情景相辅

宋征璧云：「情景者，文章之辅车也。故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今人景少情多，当是写及月露，虑鲜真意。然善述情者，多寓诸景，梨花榆火，金井玉钩，一经染翰，使人百思，哀乐移神，不在歌灿也。」情和景是文学作品内容的最基本的两个方面。刘鳃《文心雕龙‧物色》说：「情以物迁」指感情因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作品中，情景亦密不可分。

（二）离合有致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引宋征璧语：「词家之旨，妙在离合，语不离则调不变宕，情不合则绪不联贯。每见柳永，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此是其病。」所谓离合，既指意境也指语言，「离」指语势的跌宕起伏，结构的舒张变化。「合」指前后一贯，上下联系。只离不合，则语气不流畅，意境不连贯；只合不离，则呆板滞塞，无动荡之趣，缺少含蕴。宋征璧对柳永的批评正是后者。「句句联合，意过久许，笔犹未休」，指出柳永词中铺叙过多，把话说尽，缺少蕴藉。柳永在词的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他发展了慢词，并在词的风格上有所拓新，然而也常为人指出不足之处。柳永运用铺叙手法写慢词，利用较长的篇幅，充分渲染所表现的情感，自有其贡献。然而从含蓄蕴藉的角度讲，却并不是很好，这正是能合不能离之病。

云间诸子自觉以柳永为戒，而学欧阳修、秦观等人。如后人评云间派词人李雯云：「云间诸子填词，必不肯入姜之琢语，亦不屑为柳七徘调。舒章（李雯）舍人，是欧秦入手处。」（《古今词话‧词评》引曹顾庵语）在词的表情达意和结构语言安排上离合有致，适得其宜。

五、影响

云间词派产生并活跃于明末清初，在词史上，这个时期正处于词学衰微期的结束和词学中兴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云间派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并成为新时期的开创者。

处于这个特殊时期，加之陈子龙人品、文品的号召力，云间派和陈子龙自然就成为词坛的中心和领袖，成为习词者心折慕仪的榜样。清初词坛深受云间派的影响，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词论被普遍接受。可以说，清初词学复兴的局面，云间派有开拓之功。

将云间派的词学理论放置在词论史上来考察，有以下二点值得注意：

（一）首倡对明代词学衰微的的反思

云间派分析明词萎靡不振的原因，有的放矢，痛下针贬，以图振兴，成为清代词学的一个显著主题。

（二）开启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云间派推崇南唐北宋、抑黜南宋，开启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随着争论的深入，加深了对词的时代风格的认识。云间派之后，浙西派鼓吹南宋，标举姜夔、张炎，造成南宋词独行天下的浩大声势，影响所及竟达百余年。常州派兴起，复又倡导北宋，以周邦彦为「词家老杜」。无论浙西派或常州派都从正面或反面得益于云间派之论。

（三）首一有流派意识者

云间词派是词史上第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流派。宋人写词论词并无明确的流派意识。而云间诸子都具有较强的立派意识，如蒋平阶「吾党」云云，即是明证。云间词人具有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审美主张，有陈子龙这样卓具权威的领袖人物作为立派的旗帜，又编纂了《幽兰草》和《清平初选》等词派选本。经过云间诸子的努力，云间派的流派形象也得到了词坛的普遍认同，并对以后词派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影响。

清初词家论词常常以群体派别论，如「柳州诸子」、「广陵词人」、「毗陵词家」等。这些词派也与云间派一样，以同邑为号召，标榜声气，互相援引。后来笼罩词坛的阳羡、浙西、常州等派更是引人注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清代词学史，是一部流派史，这正是由云间词派肇其端的。

广陵词坛词学

一、简介

云间词派的词学理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顺末康初在有「文人渊薮」之誉的江浙一带，词家皆循云间所示路径，以云间派的理论为指导，他们无论是词风取向还是词学观念，大抵不出云间词派的范围，因而被视为云间派的余韵流响。本段介绍之王士祯与广陵词坛及下段所要介绍的西陵十子皆在词论上与云间词派相近，以下仅做简单介绍。

广陵词人包括陈世祥、宗元鼎等广陵籍的词人，另外还有其它活跃在广陵但为他籍的著名词人，如：彭孙遹、江懋麟、陈维崧、吴绮等人。其中又以王士祯为代表，王士祯写词论词都受到云间派，特别是陈子龙的影响，他追摹云间是由于云间派的词风、词学主张与他的艺术审美理想较为接近，王士祯以「神韵说」闻名诗坛，论词也同样标举神韵，以「神韵」论词。

二、尊北宋黜南宋，佳处在此，短处亦此

云间派陈子龙、宋征璧等人推崇南唐、北宋排斥南宋词，以时间划界域，将南宋词一概否定，显然失之简单武断。王士祯对云间派的此种主张提出批评：「此论虽高，殊属孟浪。」并说：

云间数公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
其于词，亦不欲涉两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

王士祯并分析了南宋词的长处，邹祇谟在对待南宋词的态度上与王士祯一致，在肯定北宋小令词优长的同时，也指出了北宋长调的不足。对南北宋词人在长调艺术手法上的成熟给予赞赏。长调与小令相比自有其独特的审美风貌和特色，王士祯等人认识到其中不同之处，对词的发展历史和词体风格的特色有更全面的了解，较之云间词派简单的以时代作为取舍，显然胜出一筹。

三、豪放婉约，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

云间派陈子龙等人沿袭明人的观念，对词体风格的肯定，仅集中于婉丽一格，对豪放缺乏应有的认识，实为一种缺陷。广陵词坛诸家论词的风格流派既认识到词体「本色」，也肯定了豪放词的价值。

王士祯认为秦观、李清照为婉约词的代表，以「本色」、「当行」而著称于世，而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笔力雄健、气象宏大，也自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既然豪放词有其独特价值，就不应排斥在婉约词之外，王士祯对正变的态度和认识在词学理论史上有重要意义：他结束了以价值判断看待正变的极端认识，而赋予正变以风格区分的意义。

四、词与诗、曲之关系及词的音律

云间词派陈子龙对词的「四难」要求──用意难、铸调难、设色难、命篇难，也体现了他对词体的认识，王士祯等人都是既深于诗又精于词曲的文人，所以他们对诗、词、曲的体会别有心得，他们讨论的重点在于诗、词、曲的区别和音律要求两方面：第一、论词和诗、曲的关系，由于王士祯等人常把三者合论并加以比较，使得三者各具的特色得以明晰。第二、关于词的音律要求，首先他们认为词与声律有紧密的关系，词的艺术特性与声律密不可分。其次，王士祯等人也注意到词的音律要求的另一倾向，认为过份拘泥格律，以致影响的思想情感的表达，这是不可取的。思想情感是文学作品的生命、灵魂，为了音律而损伤思想情感的表达，可谓本末倒置。王士祯等人对词体音律的认识既注意到词体的原始特性，又兼顾词体发展变化的现实状况，可谓宏通之论。

西泠十子词学

一、简介

西泠，又称西陵，本为杭州一桥，陆圻、毛先舒等十位诗人词客结社聚会于西陵桥畔，时人遂名之「西陵十子」，十子中长于词学的有毛先舒、沈谦、丁澎等人。西泠词人的词学观念初深受陈子龙的影响，随着时代发展，西泠词人对词体的认识也逐步深入，他们提出的一些词学主张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对云间词派的补正。

二、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

西泠词人对明代以来词体不尊的现象十分不满，提出尊体的主张。毛先舒〈填词名解‧略例〉云：「填词虽属小道，然宋世明堂、封禅、虞主、附庙之文皆用之，此于周汉雅、颂、乐府亦各有一代之制也。既巨典攸存，毋宜轻置矣。」又云：「斯道与气运相为盛衰」，「抑亦可以论世」。将「气运」和「世」相连系，此以「大雅」为指归的尊体论，是西泠词人对明人「小道」、「卑体」观的反驳。

三、词体特性的探讨

云间词人偏好小令，而无视慢词长调。西泠词家则对词的各种体式的特点多家讨论，对小令和长调的各自特性尤有兴趣。此外，值得重视的是西泠词家讨论词体特征时还曾论及词体的音乐性。清初词学家论词的词体特征，多从词的语言、句式、修辞等文章学角度立论，相较之下，像西泠词派这样对词体本质的音乐特性加以论析，实为难能可贵。

四、宏通的词体风格取向

沈谦将六朝的绮艳乐歌视为词的滥觞，陈子龙论词体风格，偏主婉丽一格，对其他风格加以贬斥，或置之不议，沈谦的认识与陈子龙相近。但在西泠诸家中少有与沈谦同调者，毛先舒、柴绍炳等人皆主张风格多样。

西泠诸家开拓词境的论述，眼界扩大，突破了有明一代乃至云间派词家的狭隘局限，为清词的风格多样的发展开拓了前景。后来陈维崧的阳羡派倡豪放词；朱彝尊的浙西派崇清雅词，都突破了传统的婉丽一格。

阳羡派词学

一、简介

康熙初年，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派登上词坛，与同时稍后的浙西词派一起拉启了清代词学的帷幕。近代词学家蔡嵩云将清代词学流派分为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阳羡派倡自陈迦陵，吴薗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一个为人承认的文学流派，须有共同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而这种倾向和主张又必须独具特色，以引起人们的关注。

阳羡派的崛起是与其豪放词风直接相关联的。陈维崧为阳羡派领袖和突出代表，以词风雄健和鼓吹豪放而闻名于世。然而陈维崧词风的形成和其词学理论的成熟又有一个过程。陈维崧的词风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从云间入手，又加入广陵唱和，间或表达一些对词的看法，并无特色也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后期随着他的词雄浑豪健风格的形成，阳羡后学向往追摹者的增多，以及他们共同的理论主张的提出，阳羡派的阵营渐强，并为词坛所确认。

陈维崧在康熙八年离开扬州，此后他专力作词，创作日富，词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陈维崧的词给词坛带来了新鲜而强劲的气息，天下词人耳目为之一新，纷纷仿效。与创作相辅而行，陈维崧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词学的理论主张，使他的影响更为扩大。在宗习陈维崧的人中，又以陈维崧同里阳羡（今江苏宜兴） 词人最为热情。他们以陈维崧为宗师，心摹手追，编选数种词选以畅其词学宗旨，又互相砒砺，研习切磋，颇具声势。当时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的声誉。于是阳羡词派开始以独特的词风和词学理论立于词林，并与稍后兴起的朱彝尊浙西派分庭抗礼。

二、陈维崧早期的词学思想

要研究陈维崧及阳羡派的词学主张，尚须对陈维崧前期的思想、创作进行探讨，以了解他前后变化的过程。

陈维崧从少年起就从云间陈子龙、李雯等名流学诗词，并得到赞誉。在从云间学词的过程中，除了风格追摹婉丽之外，还接受了云间黜南宋而上溯南唐、北宋的复古主张。陈维崧前期的词作沿云间余绪，多作小令，取南唐、北宋含蕴婉丽一体。所以被人称为学云问词而「入室登堂」。云间派的复古主张虽然从补救明词淫靡的角度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以时代划界域，从古人作品中讨生活，是此非彼，其弊端显而易见。陈维崧学步复古，说明他的词学观念尚不成熟。

康熙八年，陈维崧离开广陵，他的艺术生命也进入后半期，这时期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专力写词，弃诗不作；二是词风由婉丽转向豪放沉雄；三是词学观念的彻底更新。而第三点则是前二点的思想基础。概括起来说，功名事业上的失意打击，生活上的颠沛流离，挚友的亡逝所造成的悲楚意绪，总之，命运的坎坷不平是使陈维崧词风转变的直接原因。其变化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扩大、语言的豪健、感情的深沉等方面。而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文学思想的变化，尤其是对词体认识的变化。

三、倡豪放词风

陈维崧后期词以豪放著称。同时代的朱彝尊说他：「擅词场，飞扬跋雇，前身可是青兕？」史惟圆也曾形象地描绘他的词风：「观吾子之词，湫乎侐乎，非阡非陌乎？何其似两山之束峭壑，窘蠢扼塞，数起而莫知所自拔乎！抑众水之赴夔门乎？漩涡湍激，或蹙之而转轮，或矶之而溅沫乎！」

陈维崧转为豪放风格除了命运坎坷、性格等原因外，还与其审美意识的变化有关，可是说是一种自觉的追求。陈维崧在〔采桑子〕〈吴门遇徐松之问我新词赋此以答〉中谈到自己词风的变化：

当时惯作梢魂曲，南院花卿，北里杨琼，争谱香词上玉笙。如今纵有疏狂兴，花月前生，诗酒浮名，丈八琵琶拨不成。

作香艳的「销魂曲」已成为过去，同中表达了对豪放风格的追求和向往。他在作于康熙十年以后的〈任植斋词序〉也谈起他二十年前作的艳词：「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屹硫为之，放笔不休，狼籍旗亭、北里间。其在吾邑中相与为唱和则植斋及余耳。顾余当日妄意词之工者，不过获数致语足矣，毋事为深湛之思也。乃余向所为词，今复读之，辄头颈发赤，大悔恨不止。」

词史上有不少词人晚悔少作，甚至焚弃旧稿，自扫其迹，如五代后晋的和凝、南宋的陆游，都是在成为朝廷显臣后，以士大夫的身份回视能「损格」的「卑体」小词而后悔。与他们不同，陈维崧则是为少作只追求语言的工致，而内容贫乏、风格浮靡而惭愧，转而讲求深刻思想内容的新词风，反映出他文学思想的进步。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是他提倡豪放词的个重要原则。由此又与徒兴豪放形式的词作区分开来。他在〔贺新郎〕〈奉赠蓬庵先生〉中写道：

识得词仙否？起从前，欧、苏、辛、陆，为先生寿。不是花颠和酒恼，豪气轩然独有。要老笔万花齐绣。掷碎琵琶令破面，好香词污汝诸伶手。笑余子，徒雕镂。     秦宫汉苑描难就，矗中原，怒涛似箭，断崖如臼。我有铜人千行泪，扑地狮儿腾吼！声撼落桔中棋臾。鹤发鸡皮人莫笑，忆华年曾奉西宫帚。家本住，金台口。

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陈维崧把豪放雄健和颠狂醉喊式的粗豪区别开来。这种「花颠酒恼」徒具狂荡的形式，实为无病呻吟。词史上即有模仿辛弃疾而流于粗率叫嚣的，正如陈廷悼所指出的：「稼轩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嚣为稼轩，亦诬稼轩甚矣。」批评的是南宋豪放派末流仅从形式上模仿辛弃疾，而缺乏辛词激昂的感情、宏大的气势和充实的内容，与辛弃疾实有本质的区别。

陈维崧提倡豪放词风也是针对词坛积弱不振的局面而发的。他在〈词选序〉中分析了当时词坛的情况：

今之不屑为词者固无论，其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斤为郑卫，甚或爨弄俚词，闺幨冶习，音如湿鼓，色若死灰。此则嘲诙隐瘦，恐为词曲之滥筋所虑。杜夔左骇，将为师涓所不道，辗转流失，长此安穷？

这种香弱之风由来己久。明词的淫靡且不论，清初从云间开始虽转入曲婉雅丽一路，却仍是婉约的一统天下，所以在此时提倡豪放词风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陈维崧在《和荔裳先生韵亦得十有二首》的第六首中说：

诗律三年废，长瘠学冻乌。倚声差喜作，老兴未全孤。辛柳门庭别，温韦格调殊。烦君铁绰板，一为洗蓁芜。

表明了要用豪放之风去荡涤香婉柔靡的词坛风气。由于陈维崧是针对词坛积弊有的放矢的倡导新风气，并能抓住思想内容构成文学风格的根本因素，所以能够得其要领，较之从语言、音律上斤斤两两分别豪放、婉约的词论家更具理论高度和说服力，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陈维崧是从思想内容、感情因素谈风格，所以并不专主一种风格，而是豪放、婉约并举。《今词选序》中谈到选词原则上表达了这一思想：夫体制靡乖，故性情不异。弦分燥湿，关乎风土之刚柔；薪是焦劳，无怪声音之辛苦。譬之诗体，高、岑、韩、杜，已分奇正之两家；至若词场，辛、陆、周、秦，讵必疾徐之一致。要其不窕而不摦，仍是有伦而有脊。终难左袒，略可参观。仆本恨人，词非小道。遂撮名章于一卷，用存雅调于千年。诸家既异曲同王，总制亦造车合辙。聊存微尚，讵俪前型。

陈维崧分析了词风格不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所致。就主体的作者来说性格有差异，阅历有不同；就作品来说，形式体裁各有特点，所以不能厚此薄彼，偏废一方。

陈维崧的词实践了他的理论，不仅以豪放享誉，而且以各体兼擅闻名。当时顾咸三曾评论他的词：「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而词之中正。至其年先生纵横变化，无美不臻，铜琶铁板，残月晓风，兼长并擅，其新警处，往往为古人所不经道，是为词学中绝唱。」

阳羡派后学蒋景祁继承和发展了陈维崧的理论主张，他在〈陈检讨词钞序〉中说：

（陈维崧）磊砢抑塞之意一发之于词。诸生平所诵习经史百家，古文奇字，一一于词见之。……读先生之词，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盖既具什佰众人之才，而又笃志好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趣，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以故履其阂，赏心阅目，接应不暇，探其奥，乃不觉晦明风雨之真移我情。噫其至矣，向使先生之词，墨守专家，沈雄荡激，则目为伦父；柔声曼节，或鄙为妇人。即极力为幽情妙绪，昔人已有至之者，其能开疆辟远，旷古绝今，一至此也耶？

序中通过分析陈维崧词的风格特征阐述了理论主张。首先肯定了陈维崧豪放词的地位，并指出其具有风格多样、各体兼擅的特点。其次说明了陈维崧词的成就与其遭际坎坷、感情抑塞的关系，指出内容充实、感情充沛是其词工的原因。

这些看法，继承了陈维崧的词学理论。在此基础上，蒋景祁进一步阐述了继承和创新，兼收并蓄和独辟新境的关系。他认为陈维崧所取得的成就在于他善于学习前人的艺术经验，更重要的是：「取材非一体，造就非一诣」撷取他人之所长，创出白己独特的风格。

五、感物起兴、穷而后工

文学作品是作家心志情感的表现，情志的产生又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密切相关。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歌咏。」刘勰也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二人都从「物」、「清」、「辞」三者之间主从的关系阐明了外境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文学作品表达作家感受外物所发之情，诗文如此，词亦然。然而由于词为小道、诗庄词媚的传统编见，诗与词在感什么、发什么情的习惯和看法上，就判然有别了。
传统观念认为诗宜于表达壮阔之境，深湛之情；词则宜于花间尊前的浅酌低唱，把词局限在冶游燕集之景、清欢娱宾之情的狭窄范围内，因而也成为后世卑视词体的原因。

陈维崧论述词中的「物」、「情」、「辞」三者的关系，与他倡导豪放词风相联系，是他推尊词体、以词存史理论的引申，从理论上阐明了词所具有的艺术功能。陈维崧认为可以感动词人之情的，不仅是山川风月等自然景物，更能激发词人创作冲动的，是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命运的坎坷。词人之情，也不仅是啼秋泣竹，而更多的是抑郁不平、颠狂感激。最为警的是「谁能郁郁，长束缚于七言四韵之间；对此茫茫，姑放浪于减字偷声之下」的看法，他认为词的长短自由错落，比整齐谨严的近体诗更宜于表达这些丰富的内容，更适于作者驰聘情思。这种看法真可谓惊世骇俗，从根本上推翻了词为艳婉之科、纤柔之体的词学观。陈维崧与传统词学相比，同样重视「情」在词中的作用，然而，他所言之「情」，既有柔情，也有豪情；有个人的感受，更有社会历史的慨叹。从而拓展了词的感情范围。

文学作品是情感的产物，情感愈真愈切，就愈能感动人心。优秀的作品往往因逆境而产生，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命题「穷而后工」的意蕴所在。司马迁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的传统，创「发愤著书」的理论。韩愈又发展为「物不得其平而鸣」的观点，并指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王，而穷苦之言易好。」欧阳修又做了进一发挥，用「诗穷而后工」来概括。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虫鱼划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公。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穷而后工指出创作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颇具理论意义。但人们谈此命题，却往往仅限于诗文等「大雅」之体，似乎与用于冶游燕集的小词相提并论有些不类。陈维崧中年饱受命运之艰、颠沛之苦，并对词体具有全新的认识，使他能够跳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将「穷而后工」的命题引入词学领域。

陈维崧通过王士禄的词在遭受牢狱之祸后而愈加工致的事例，说明词的创作亦存在「穷而后工」、「愈穷则愈工」的规律，强调了生活感受对词的重要意义。此意见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了词创作中的一般规律，更为可贵的是在词学观念上的贡献，意味着陈维崧已超越了前人诗词之辨的水平，没有将尊词体的思想停留在概念的阶段，而运用于理论分析的实践中，这是他的词学理论跃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

二、首倡南宋

朱彝尊竖起浙西词派的旗帜，首先推尊南宋开始。此论以反传统的色彩在当时引起词坛的震动，自然也受到不少非议。但在朱彝尊等人的努力之下，南宋词的价值逐渐为人所认识，倡南宋之论亦为人所接受。倡南宋之论遂成为浙西词派标志性的主张，重要者包括：

（一）曹溶的倡南宋之论

朱彝尊多次提到他倡南宋词的经历，还特别提到曹溶在此论题上的作用。朱彝尊在为曹溶《静惕堂词》作的序中特意指出了曹溶彰显南宋的作为，以及对后世浙西词派的影响。曹溶的词学观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年曹溶也与其它清初词人一样，以温丽为宗，取法南唐、北宋。后来才逐渐产生了转变，形成自己独特的主张，并在当时的词坛上独树一帜。

（二）朱彝尊词风的变化及对南宋的倡导

与清初大多词人一样，朱彝尊词从北宋婉丽风格开始，但在他经历人生磨难的同时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身世之故，其偏取南宋张炎的主因即是有身世情感的认同因素，是「落拓江湖」之后的选择。南宋词人遭家国之难，词中多寓寄托，风格沉郁，这些特点使部份浙派词人产生了共鸣。然而，浙派词人的这种深层的情感因素，在清代前中期政治的高压之下，是不能够有过于明确的表露的。浙派后期的追随者醉心于南宋词人的清雅风格，却未曾深探前辈的此种心曲。

（三）慢词特性与南宋时代风格

朱彝尊多次谈到南北宋词的不同特点以及取法的门径。提到南宋总是与慢词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彝尊倡导南宋实是对慢词此一词体形式的推扬。小令和慢词本为词，因音乐的节奏、调式而形成的不同样式。唐宋时期曲子分为「急曲子」和「慢曲子」，慢词及依慢曲子所作之词。小令与慢词因音节的急缓、语言的多少而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

慢词在叙事抒情、结构安排和语言修辞等方面都与小令显出了审美差异。慢词有信息容量大、层次变化多和抒情宜于跌宕起伏的特点。有言道：「表现柔情曼声宜于小令，而表现沉雄悲壮的风格及登临、感遇、咏物、怀人，等社会内容较多的题材则宜于慢词。」在云间词风笼罩下的当时，朱彝尊提出要「慢词师南宋」的主张，无疑是对云间派词学的一次冲击和突破。

三、推尊姜、张，标立「第三派」

朱彝尊将以南宋为宗与推尊将谢、张炎，倡导清空、骚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完善了理论型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浙西词派推尊姜燮、张炎，并非简单的树立个别典型人物，而是构筑一个具有新的审美风格型态的词学流派，即在传统婉丽、豪放之外的第三派。

建立以姜燮为首的南宋清词派体系，对浙西词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姜燮的存在说明崇尚清雅的词学主张早在南宋已蔚为风气，浙西词派的理论主张自然渊源有自；其次，宗尚姜燮早在南宋已成词学流派，意谓着浙西词派与之一脉相承，是南宋姜派的继承和发展。

浙西词派推举姜燮、张炎，为词学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朱彝尊之前，词家只知道词风有两派：周邦彦、秦观的婉约棉丽和苏轼、辛弃疾的豪放粗犷。自朱彝尊首倡，以姜燮、张炎为代表的第三派为治词者所普遍接受。

四、雅正、高雅

朱彝尊倡南宋，推姜张的目的在于为词学的发展确立思想、艺术的标准，这种标准一言以敝之即──「雅」。张炎论词重雅正，认为词「皆出于雅正」，雅正之词，必须内容无邪，语言典雅，意趣高远，以之来衡量词人词作。而以张炎来看，姜词是最符合雅词标准的。张炎论姜词之雅包括：「雅正」和「高雅」。朱彝尊以姜、张为依归，强调清雅，也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内容。

在词学领域，雅正的内涵大约有两个方面：

（一）创作思想端正。即儒家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思无邪」。朱彝尊曾多次强调「浓而不靡，直而不理，婉曲而不晦。」即说明此。

（二）音律合乎规范。张炎论词十分重视音律的规范，其雅正说包含有音律的要求。朱彝尊之后重视音律的规范成为浙西词派的家法。

浙西词派的词学家推尊姜燮的重要内涵即学习期高雅的词品。与提倡高雅相连系，朱棃尊首先针对在清初甚为流行的《草堂诗余》迎合市侩口味的俚俗倾向提出批评，进而展示理想的高雅境界。他提出高雅正是为了解放词体，使词这种文学形式重新回到雅文学的阵营中来。

五、黜斥《草堂》，代以《词综》

造成明词淫靡俚俗风气的原因很多，而《草堂诗余》在当时所起的推波助栏作用尤为明显，故欲扫荡《草堂》余风，扭转由明以来至清初的词风，朱彝尊、汪森编选《词综》，展示了词学新天地，意欲取《草堂》而代之。结合自己的词学主张，提出《草堂诗余》之弊：

（一）对其由于征歌需要而分类的形式予以抨击。

《草堂诗余》是书坊选编，目的在于营利，故采这种形式，不重视作品的思想而是以便于宴会征歌曲唱的方式编排，朱彝尊对这种形式的否定，实质上是味了改变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恢复其文人雅士之艺术品的面貌。

（二）对《草堂诗余》的选目失当进行了批评，并大力推举姜燮、张炎一派，开拓了学习取法的门径。

（三）斥《草堂》之俗，标举醇雅。此语朱彝尊词学观念近似。

《词综》本身除了观点鲜明、理论有系统、对流派有推助等优点之外，《词综》是以治学的态度加以精心编选的。《词综》本身的选择、编辑、校勘的高水平亦为后人推崇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朱彝尊是以治经史的态度和方法治词，以实际行动与词为「小道」、「卑体」的观念相抗衡。

六、朱彝尊前后词学思想之变化

前期朱彝尊就像其它清初的论词者一样，虽然未能完全改变词为「小道」、「末技」的看法，但已开始推尊词体，其重要观念包括：

（一）强调词的社会认识和政教作用，把词提高到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二）强调词体的特殊审美功能，尤其是词的香草美人的形式，表达深幽曲婉感情的特点，为诗体所不具备。

然而后期朱彝尊对词体的看法却起了很大的变化。与前期相比，他对诗与词的比较由「兴会所发，庸讵有异」到「其流既分，不可复合」；词的表现内容由「离骚变雅之意」变为「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的「欢愉之词」。这是一种倒退的词学观。文学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朱彝尊政治思想的变化。

虽然朱彝尊提出词「欢愉之词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是出于辨析诗、词文体的特性，但却与传统的诗学精神相悖。

七、影响

浙西词派在清代前中期的影响既大且久，是其它词派所不能相比的。究其原因，除了社会政治气候的大背景之外，浙西词派所提出的明确而有系统的词学理论，既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新变规律，又易与词客骚人的心态相适应。同时，浙西词派在发展历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这也是浙西词派得以繁盛并延绵的重要原因。

常州词派

嘉庆、道光年间的常州词派代表人物多为经学家、文学家，「尊词体、重意格，讲究文有其质，接风骚之真脉。」是常州词派贯穿始终的理论纲领。

一、常州词派产生的背景

历史上的常州，人物荟萃，文化灿烂。人才的地域性，呈现相对集中的趋势。但是检视历史上有关常州词派、常州学派词论家的里籍，却未必都出于常州。因此，我们所说的常州词派，并不仅局限于一时一地之人，而是以江苏常州一带为中心衍发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潮流。

康乾盛世内却是严酷的封建统治，在焚书、毁书高压的文化专制下，考据学风形一时，是清初文人在文字狱压迫下逃避现实的寄托。嘉道年间，干嘉考据之学衰落，脱胎于干嘉学派的新学派－常州学派营运而生。针对干嘉学派对于国家兴亡、世道治理皆无用的空疏研究，一个汲取治国平天下的微言大义的新理路，已经生成。士人的价值观发生根本变化，讲究的是经世济国的有用之学，常州学派讲求现实功利的政治态度也影响了常州词人。

二、常州词论的影响来源

（一）常州经学

1.《易》学：《周易》六十四卦中各爻要义不同，《易》之理必依托卦爻之象，因为《易》的卦爻辞往往具有「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的特点，可与张惠言的寄兴说相通。张惠言是乾隆时《易学》的专门家，在他看来，词在表达情意方面具有象征的符号，虽然琐碎，但是经过仔细探索，一样可以得到微言大义。

2.今文经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始于嘉庆末年，兴于道光年间。深受今文经学影响的张惠言，为了纠正「达士小其文而忽其义」的时弊，注重词作的寓意。《词选》的三十余则评语就具体贯彻了他比兴寄托的论词主张，他认为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往往包含思想的象征物，是一种艺术的符号。

3.常州学派的传统：常州派有两的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逐渐合而为一。常州学派为文与阳湖词派接近，阳湖词派渊源虽然出于桐城派，但是她们对于桐城派的古文戒律有所不满，所以也不像桐城派那样拘谨完全宗韩欧。阳湖词派是张惠言、恽敬所开创，由此可知，常州的士人在文学上，从文风到形式的关系，都是互相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