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6-17 21:03
清蓉
[转帖]“满山败叶”犹有端绪可寻
“满山败叶”犹有端绪可寻
——关于俞大维与法伯尔早年论学书札
■高山杉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档案馆中，藏有该校哲学系已故教授、著名哲学家法伯尔（Marvin Farber,1901-1980）的所有信函、手稿、笔记和讲义，总名“法伯尔文档”。半年前，我在档案馆网页上浏览，发现这个文档收有一个名叫David Yule的人写给法伯尔的很多封信，写信时间在1922年到1927年之间。我当时已经从《吴宓自编年谱》和《赵元任日记》中知道，俞大维先生（1897-1993）曾经于1918年到1921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修哲学，获博士学位后领得“谢尔顿旅行奖学金”（Frederick 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赴德国深造。他当时用的英文名字就是DavidYule。而法伯尔也是1920年代初哈佛哲学系出身，也曾领该项奖学金留学德国。所以，我推断这个DavidYule可能就是俞大维，而法伯尔则是他的哈佛同学。这些信应该是俞大维在德国时写给法伯尔的。今年4月8日，我托布法罗分校哲学系古希腊哲学专家余纪元先生代我检查一下这批信件，看看是不是和俞大维有关。余先生办事效率非常高，很快就回我电子邮件说：“昨天已向馆方预约取出文档，今晨我去了档案馆，请人把DavidYule相关资料都复印下来。很明显，他是一个中国人，也许正好是你正在研究的人。”
几天之后，我收到余先生跨洋寄来的邮包。这里必须先交待一句，就是在此之前，我已经接触过一些俞大维的手迹，那是很有特点的一种字体。他的义女、台湾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光美博士戏称之为“蚂蚁字”。打开邮包一看，“满纸蚂蚁爬”，果然是俞大维的手迹！在这批文件里，信函最多，除去法伯尔写的一封之外，其他二十封都是俞大维写的。此外，还有八张明信片和两份数理逻辑论文手稿，都是俞大维亲笔所写。这些信件和明信片有手写的，也有用打字机打的，多数是英文的，少数是德文的，其内容之丰富多样，文笔之晶莹可喜，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在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上，我相信它们完全可以同吕澂与熊十力以及沈有鼎与王浩的论学通信相比。我过去曾读过不少法伯尔的论文和书籍，很佩服他的学问和修养，但从未料到他和俞大维竟然有过这样亲密的关系。
一
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和鲁迅同乡。鲁迅上过矿路学堂，这个学堂的总办俞明震，是俞大维的大伯，和陈三立齐名的晚清大诗人。俞明震有一弟一妹。弟弟叫俞明颐，娶曾国藩孙女曾广珊，生俞大维等四子三女。妹妹叫俞明诗，是陈三立的夫人，史学家陈寅恪的母亲。这样一算，陈寅恪该是俞大维的表哥。陈的小妹妹新午，后来嫁给俞大维，是表姐嫁给小两岁的表弟。俞大维的二妹俞大絪嫁给曾国藩的曾孙、化学家曾昭抡，三妹俞大綵嫁给史学家傅斯年。俞大维生有三子，长子俞扬和（致法伯尔的信里常提到的Wolfgang）娶了蒋经国之女蒋孝章，所以俞蒋两家是亲家。
俞大维1918年秋入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1921年完成博士论文《抽象蕴涵论》之后，因为成绩优异领得“谢尔顿旅行奖学金”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哲学、数学、古典语言和作曲等学问。在哈佛哲学系时，俞大维是法伯尔的学长，两人都曾听过路易士（C.I.Lewis）和谢佛（H.M.Sheffer）的逻辑课以及吴兹（J.H.Woods）的西洋哲学史和印度哲学课。在俞大维的博士论文上面，还有这三位老师的亲笔签名。1928年，他因学识超群、外语纯熟，受陈仪邀请担任驻德商务处专员，为北伐后建立的国民政府采办军火。1929年6月，他坐火车经苏联回国探亲访友，在国内停留约一年，便返回德国重掌驻德商务处，闲暇时跟随德国退伍军官学习军事和兵工，到1932年6月才彻底回国。他不是国民党员，却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要职——军政部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和交通部长。俞大维半路出家学军事，很快就成为枪炮行家，特别精于弹道学。他以廉俭自律，广揽科技人才，领导规划当时中国兵工事业现代化。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武器弹药无匮乏之虞，俞大维领导的兵公署功不可没。抗战后期，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总部偶然看到“曼哈顿计划”的副本，遂有后来选派青年学者为研制原子弹赴美学习一段历史。可是，他晚年却命侍从参谋作文，请辞“弹道学专家”称号。“自己唯一的长处，就是没有专长”，这是他的原话。1949年，他去了台湾，当了十年的“国防部长”，从“国防部”退下来以后，他名义上虽是“总统府资政”，却每日以读书、买书、赠书和聊书为乐，晚年皈依佛教律宗高僧，成为居士，法名“净维”。
法伯尔是美国20世纪很有名的自然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是第一个以现象学作博士论文的美国人。现象学系统地输入美国，他是主要的组织者。他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城，1918年到1920年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学习音乐，之后转到哈佛研究哲学。1923年到1924年，他领取“谢尔顿旅行奖学金”，赴德国柏林、弗莱堡和海德堡游学。在此期间，他亲近过现象学的建立者胡塞尔。1925年返美后，他以一篇研究胡塞尔《逻辑研究》的论文获得哈佛哲学博士，指导老师依次为怀特海、德谟斯和佩里。1925年到1926年，法伯尔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讲师，此后回到布法罗分校任哲学教授，后半生主要就在这里服务。1927年之后，由于俞大维和法伯尔两人职业道路不同，似未能再维持通信关系。法伯尔的弟弟锡德尼是哈佛医学博士，后来任哈佛医学院教授，是儿童癌症专家。他好像也和俞大维很熟，因为俞大维在很多信的后面都请法伯尔代他向锡德尼转达敬意和问候，还有一封信干脆就打趣说：“代我向哈佛的加伦、锡德尼·法伯尔医学博士问好。”这显然是把锡德尼戏比作古罗马的名医加伦了。
二
俞大维先于法伯尔去德，所以法伯尔在赴德之前，曾向他打问在德生活的费用，并且咨询应该跟随哪位老师，学习何种科目。法伯尔本来对辩证法和历史哲学感兴趣，博士论文想作这方面的研究。俞大维就建议他去海德堡找新康德派的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还推荐了李凯尔特的两本书给他。法伯尔到德国之后，先同俞大维和陈寅恪一起住在柏林，但没多久就转赴弗莱堡随胡塞尔习现象学。回过头来，他想以新学会的现象学“化”俞大维，没想到俞大维根本不从。法伯尔给自己找台阶说，你的不从我说，乃因我就现象学所陈说的一切不够精详，所以不能将你从“独断的梦中唤醒”。俞大维回敬说，我之不从，并非因你传述不够精详，不能把我“从独断的梦中唤醒”，而是你自己“独断不够，不能把我从深睡中唤醒”。言外之意，就是讥讽法伯尔：我俞大维本来无事，睡得好好的，你偏要用现象学那一套把戏搅乱我的好梦，徒增无限葛藤。过了一个多月，法伯尔欲回柏林一趟，请俞大维帮忙订房子。俞大维在回信中说，我急欲和你讨论现象学，不过我的意图很“恶毒”，就是想“把它捣为齑粉”。他还说，柏林机会多多，足下何必苦守在弗莱堡，死抱住胡塞尔不放，空度假期，其实知道一点点胡塞尔也就够了。他后来又写信，明确表示自己不愿依傍任何有名的大哲学家。他还说，他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始终持一种慎重和存疑的态度。不过，当他听说自己的老师路易士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讲数理逻辑，学术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很高兴的。
法伯尔本来有意要跟胡塞尔读博士学位，写信征询俞大维的意见。俞大维回答说：“俗见以为，和在美国拿哲学博士相比，德国博士含金量更高，此论在战前很是流行。但是，战后因德国之沦亡，外国人心目中对来自德国的一切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虽不愿完全放弃旧日的偏见，但我开始发现德国文凭（就算是你在名师指点下努力获得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这里说的，当然只是一般法则。因文凭之价值，乃全在其颁发机构身上。哈佛文凭，特别是逻辑一门的，和欧洲同科相比，实较胜出一筹。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说下去实有自吹之嫌。”这里的“自吹之嫌”，是因为他自己的博士论文正好就是有关数理逻辑的。其实，俞大维自己到德国后，也没有再拿一个德国博士。法伯尔后来果然没有留在德国跟胡塞尔读博士，而是回到哈佛拿了美国的博士。他这种人生选择是不是受到了俞大维的影响，我不敢确定，但我想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
俞大维能有此治学态度，是因为他在国内研究学问时，是从数理科学起步的。到哈佛以后，他师从的路易士和谢佛，又都是当时最杰出的数理逻辑学家。这种科学和名理的训练，乃使得他在哲学上不走玄学的路子，而是同情于当时欧美刚刚开始流行的分析和实证的思潮。他初到德国时，曾经听过新康德派名家李耳（AloisRiehl）讲《纯粹理性批判》。李耳也属于讲究数理逻辑和科学实证这一路的人。所以，我们看他后来回忆陈寅恪时说的“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这些话，用来说他自己应该也是很合适的。他在一张明信片里提到过令玄学家们十分头痛的“奥坎剃刀”。何谓“奥坎剃刀”呢？我们来看俞大维的朋友张申府怎么解释：“欧洲中世之末，有一个僧徒，名威廉，生在英国一个叫奥坎的地方，后世遂以生地名。习传以为他说过一条公例，意思即‘物项，无须，勿增’。本之成立了他的共相唯名论。所谓‘奥坎剃刀’的，便是这条规律。”法伯尔从弗莱堡转到海德堡以后，俞大维和他开玩笑说，你和海德堡诸位大哲处得如何，他们是不是也需要用“奥坎剃刀”刮一下。
俞大维在哈佛时曾学习梵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古典语言。他的博士论文第一章就是整理西洋古代哲学史上所有关于“抽象蕴涵”的学说。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在继续研究数学的同时，还埋首于古典语言的进修。他曾有意研究古罗马医师兼哲学家加伦的逻辑，而这种研究正是需要懂得古典语言的。俞大维治学，和与他同年拿到哈佛哲学系博士的米勒（JohnWilliam Miller）一样，都继承了他们老师谢佛的“完美主义”，就是绝不轻易发表任何作品。他曾对法伯尔说，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学问一样，都是经得起反复推敲的。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本性都是天真的，很少独断而不容人。这种“完美主义”，曾经害得谢佛在哈佛几乎呆不下去，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无法实行，但大家至少要在心中记住还是有这样一种境界的。
三
对专门研究中国现象学史的朋友，俞大维的这些信函也提供了比较珍贵的材料。据谢泳先生考证，中国人知道胡塞尔和他的现象学，目前从文献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张君劢在《改造》杂志1922年11月4卷6号上发表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氏东来之报告及其学说大略》。这次发现的俞大维书札，不仅对胡塞尔和现象学多有讨论，通信对象还是未来的“美国现象学之父”，而且影响到法伯尔对现象学的接受，可以说不仅是研究中国现象学史，还是研究整个现象学史的第一手材料。1923年，柏林大学哲学教授特罗伊什（Ernst Troeltsch）退休，柏林方面有意聘请胡塞尔继任。这个消息，俞大维当时在柏林也听说了。他在一封信里向法伯尔推测说，鉴于弗莱堡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地位，胡塞尔必不至于断然拒绝这个邀请。后来，胡塞尔为了不中断自己的研究，选择不去首都柏林，留在了较为偏僻的弗莱堡。俞大维后来有没有去弗莱堡听胡塞尔讲课，从这些信里，我们得不到任何确定的消息。不过，有一点我们还是很有把握的，就是俞大维对弗莱堡的兴趣和别人有很大不同。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关注弗莱堡，主要是因为有胡塞尔和现象学，而俞大维注意弗莱堡，则是因为有策梅罗（ErnstZermelo）和他代表的数理逻辑学。策梅罗也是学哲学、数学和物理出身，和俞大维所受训练很相似。弗莱堡大学后来在海德格尔的领导下实行纳粹化，策梅罗因为批评大学当局的政策而遭停职。俞大维对他评价很高，认为德国人中自弗雷格以来真正能对数理逻辑有所发展的，只有策梅罗一人而已。施履德（Ernst Schruder）对此学虽有绍述之功，但未能提出任何重要的、能够引发变革的新概念。策梅罗是德国极少数能操“奥坎剃刀”的“剃头匠”之一。在德国这样一个玄学最盛、每个人都有“剃一剃”必要的地方，策梅罗的生意一定忙不过来吧。法伯尔曾接受数理科学训练，在弗莱堡时也和策梅罗很熟。他大概曾经向策梅罗谈过俞大维的情况，策梅罗就托他邀请俞大维到弗莱堡一叙。可是，由于哈佛大学“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告罄，俞大维的游学费用一时之间无着，正忙于申请中国留学生官费，遂未能立刻前往赴约。但是，通过法伯尔从中联络，他一直和策梅罗保持联系。
俞大维留学德国期间，对数理逻辑有一些新发现，曾经起草若干篇论文。其中一篇讲布尔代数的，他曾托当时已经回到美国的法伯尔转给路易士和谢佛，征询他们的意见。他自己还给数理逻辑的元老罗素寄去这篇论文。罗素看完后立刻回信鼓励他发表。罗素说：“我深被此文吸引，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很值得发表。若能顺利刊发，盼能惠寄一份，则深感荣幸。”俞大维把这封回信附在给法伯尔的一封信里。在一封没有标明年代的信里，俞大维祝贺法伯尔买到当时已经绝版的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算理》第一卷，还托他在弗莱堡替他物色一些图书，其中包括罗素的《算学原理》和《几何基础》，以及同样罕见的德摩根的《形式论理》、约翰逊的《理则学》第一卷、凯恩斯的《概率论》、摩尔的《伦理探原》和《哲学研究集》以及布拉德雷的《逻辑原理》。这些书都是偏于逻辑和分析一面的。俞大维认为，这些书在德国其他城市恐不容易买到，而弗莱堡是《逻辑研究》作者教书育人之地，或有收藏此类书籍并愿转让之人。
在俞大维的各种传记材料里，曾经多次提到柏林大学和清华大学有意聘请他担任教职。在我获得的这些信札里，虽然没有证明这一点，但是却提到国立北京大学曾有意请他任教一事。这和我们已经掌握的一些材料也是符合的，因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访问德国时，曾为俞大维和陈寅恪办理过将来到北大执教的预聘证书。俞大维向法伯尔说到的应该就是这件事。俞大维还谈到计划在1926年秋回国一年，可能是清华国学院（原文拼写稍有疑问）和他约定要办一个哲学讲习班。关于这个约定的具体内容，以及后来是否实行，我目前还没有在任何汉文材料中找到相应的记录。俞大维好像跟法伯尔私下里有过约定，就是两人今后可以一起回到哈佛教书。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俞大维晚年常常喟叹自己没能站在大学讲台上，这既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好几代学子的遗憾。
我获得的这批俞大维书札，涉及的内容还远不止这些。在俞大维晚年，有人曾提议为他记录下平时关于学问的谈话。俞大维语带机锋地劝止说：“(我之所学)有如满山败叶，不知从何收拾起。”今天幸从海外求得他早年与法伯尔的论学书札，“满山败叶”犹有端绪可寻。目前，我正在加紧整理这批信札。凡是打字的，都很容易校读；只有手写的，有些部分较难辨认。在编辑校勘的过程中，凡是遇到不清楚的地方，我都照了相传给林光美博士，请她代为辨析。待一切整理完毕后，可能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世界哲学》双月刊（原《哲学译丛》）上刊印出来。今年是俞大维先生冥诞一百一十周年，希望我们能通过这些信函的整理和发表来纪念这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中国现代史上的哲人。